可能有不少奶妈会因为我把她们和妓女相提并论而感到愤怒，我完全能够理解。事实上，在上述几个问题的讨论中，二者都有充分的可比性。尤其在女性地位和权利方面，还可以进行更多的比较。但从社会伦理上说，卖淫的确承载着更加复杂的内容。因此，在解决方案上，我认同血液的处理模式，即由政府建立免费捐赠、安全存储的母乳库。这是很多国家已经采用的办法。资料显示，巴西等国的母乳库远远多于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像中国这种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比发达国家更需要这样的政府服务。但是，很多朋友都指出，既然连奶粉的监管都可以失灵，母乳库里加水添毒，或者把无偿捐赠的奶水拿去换取暴利，怎么办呢？看来，解决政府行为的监督问题，还是一个前提。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27日
别动不动就发起道德勒索
杨耕身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沃尔玛（中国）、谷歌中国、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实际捐款捐物的披露情况与承诺不符。但大部分当事公司对此“高声喊冤”，表示商务部的记录并不全面，没能对许多细节进行完整披露。与此同时，商务部在其后的回应中指出，地震发生后许多外资企业都作出了积极捐款捐物的承诺，但一些企业的捐赠要选择适当具体对象和捐赠渠道，企业所承诺的款物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步落实到位。同时，也存在部分企业的承诺捐赠完成后，未向有关部门通报，致使个别网民对有关企业产生误解。
老实说，从一开始，我就不太能相信诸多外企会不约而同上演一场“捐赠秀”的消息。相对于某些统计数据，我宁愿相信跨国公司们相对完备的制度与价值体系。所以对舆论所持“对未到位捐款多等几天再说”的冷静，我深以为然。商务部最新的回应，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样一来，倒显得此前商务部未经核认即公布数据的做法，有失轻率或所虑欠周，甚至有些“打一巴掌揉三揉”、“唱了黑脸唱红脸”的意味。这除了让公众产生误会，使企业感到委屈之外，并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大概我们早已经深谙某种对付“外企”之道，那就是曝光，使其处于舆论不利的地位，从而通过“倒逼”的方式来达成我们的意图。这也是因为我们早已经洞悉，中国民众一向“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性格，所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手法也总是屡试不爽。此前对家乐福的抵制活动，是这样，此次对12家外企捐赠行为的披露，也恍然让我们看到同样的“路径依赖”。事实也证明，商务部统计数据甫出，即受到公众高度关切，也同时将这些外企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样的做法，显失厚道。一则作为政府统计数据，应当更具公信力；二则企业捐赠均需与相关部门或组织订立相应合同，比如贝塔斯曼集团表示，全部捐款项目将在未来3－5年内实施。那么只要没超出约定的期限，就不应大棒挥舞，这是应有契约精神；三则即使真有企业未及时履行承诺，相关部门要做的也不该是先曝了光再说。毕竟对于企业而言，社会形象重于一切。
相关部门应当有更好的办法敦促企业积极履行捐赠承诺。更好的办法绝不是发起道德勒索，舆论“倒逼”，而仍是立足于法律制度。国外司法界通行“允诺禁反言”的原则，即允诺后不得翻供或不得自食其言，是根据诚信原则，允诺人所作的赠与允诺或无偿的允诺具有拘束力，否则相关组织与部门有权通过司法机关予以强制执行。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6月通过《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赠行为。随后，民政部在2000年颁布了《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就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前不久的4月28日，又颁布实施了《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更加详细地规范了捐赠的法律程序，并在法律责任一章中，特别就及时履行捐赠约定作出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公权部门更应谨守合同约定，而不是轻率地诉诸舆论，启动民愤，使其处于社会舆论不利之地位。这只会挫伤了社会进行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不可否认，从1998年到2008年10年间，“捐而不赠”成为灾难时的一笔很沉重的历史账。但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情形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本着法律之精神。今年2月23日，湖南湘潭电视台播出了当地企业救灾捐款尚有800万未到账的新闻。报道称，这些捐赠资金还不到位的单位，将通过媒体被曝光。当地民政局甚至发出“最后通牒”，称将以2月29日为大限，公布“爱心老赖”的名单。对国内企业捐赠尚且设定一个大限，有一个“最后通牒”，为何对一些外企就不由分说地直接曝光，难道这也存在内外之别？
原载《杂文月刊》2008年第8期
陆定一谈办报
向继东
陆定一早年投身革命，逝世时称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宣传战线卓越的领导人”，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他1942年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建国后，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但在中宣部部长的职位上时间最长，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直到文革开始前。
陆定一谈办报这篇文章写于1946年，标题为《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作》，原载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成立（创办）八周年纪念特刊。我没见到当年的《新华日报》，文章是在《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此文为“代序”）一书中读到的。这本回忆录出版时，我还是个文学迷，正热衷于“伤痕文学”，对它少有兴趣。后来我兴趣转入文史，且还有了十余年的媒体从业经验，而今读到此文，感慨良多……陆定一在文章中说：“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遥，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辈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所以他说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接着他说记者也有两种，“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他还直言不讳批判国民党是“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如稍有不顺眼，就把这些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叫他们“小心！小心！”……建国后，陆定一几乎一直领导意识形态。他提出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即开展“百家争鸣”。于是，与毛泽东先前提出的“百花齐放”形成中共党的双百方针。他曾代表党中央在怀仁堂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写这篇小文时，我想找到《陆定一文集》来读，以尽可能全面一点了解他的新闻思想，但书没找着。我想，作为一个宣传部长，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正常的工作，还是运动中，他肯定要讲话，要作批示，要发表文章。要他不说过头话恐怕也很难，但可以肯定，他“过头”得还不能令毛泽东满意，否则就不会有“打倒阎王”之说了。可惜我那时还太小，不谙世事。今读此文，我倒觉得陆定一的确是一位内行领导。
我们办报的目的是什么？“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如何办报？“不造谣”，“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记者的责任是什么？“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陆定一的这些新闻思想，好像还没人去研究。其实，这与马克思关于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虑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87页）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还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74－275页）在马克思看来，“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同上，第14卷755页）。陆定一的主张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陆定一半个多世纪前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献，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重温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对我们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9月26日）
官商不分是干群冲突之源
童大焕
我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日前出台，报告指出，来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其中干群关系冲突最大。
多年以来，我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基本矛盾都是官民矛盾。不管社会如何变化，这一对基本矛盾都没有改变。这个判断今天第一次通过国家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科学的调查结论得出，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主流社会正在以越来越诚实的态度直面社会矛盾，令人欣慰，因为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报告指出，只有16。3％的人认为“我国各个社会群体间没有冲突”；69。84％的人认为国家干部是近年来收益最多的群体；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
“贪污腐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侵吞国有／集体资产”、“以不正当手段赚钱”等等固然是官民对立的一个原因，但比起这些“消极腐败”来说，更容易激起官民直接对立与冲突的，是官商不分导致官员、权力机构对群众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直接侵害，这些侵害往往具有直接的进攻性。比如：我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监管、环境保护等方面，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极其普遍；司法不公粗暴执法等等，都直接而迫切地加剧了普通群众的生存风险，从而使官民对立“箭在弦上”。无论是贵州瓮安群体性冲突事件、云南孟连群体性冲突事件，还是最近发生的山西襄汾溃坝事件、三鹿奶粉致大量婴儿肾结石事件，都可以明显看出有关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因过度亲商而纵容事故隐患并终至事故发生的痕迹。这一切正如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对孟连事件的总结：一些基层干部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惟需要指出的是，“为老板服务”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些基层干部”。被枪毙的前国家药监局局长及其得力干将，得利乱作为，竟然敢让谋财害命的假药在市场上畅通无阻。
官商不分一般分两类情况。一是政府机构和官员一切以GDP为指挥棒，重商轻民，当民众与企业出现利益冲突或纠纷时，企业利益在政府和官员眼中高于民众利益。另一种情形是政府机构和官员自己就把自己当作商人。比如政府在拆迁、征地过程中成为一级土地的垄断者；在监管过程中成为部门利益的追求者，如国家质检总局在企业得干股、用行政手段强制执行电子监管码，医疗、教育主管部门管办不分追逐利润最大化；官员个人及其亲属“一人当官，全家经商”的与民争利，等等。
彻底改革政商关系，让政府回到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会公平正义的秩序维护者的中立立场上，无疑是政府也是社会从几千年官商不分的旧巢臼中脱胎换骨的一场革命，也是社会走向和谐稳定、快速发展的制度保证。
原载《珠江晚报》2008年9月15日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傅国涌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直言“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一次公众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公众信任率都在10％以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很简单，经济学家往往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调查还显示，公众普遍担忧和失望的不仅局限于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这个时候，提出“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尤其令人深思。
正好读了一本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译本，在一个物质主义的社会里，弗兰克？富里迪发出这样的疑问并不让人意外。物质主义必然带来庸人主义、工具主义的盛行，在这个文化不断媚俗和普遍“弱智化”的时代里，真正的知识分子当然会越来越少，用中国式的新词汇来说，取而代之的将是形形色色的“知道分子”。
生活在英国弗兰克？富里迪写下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之一是要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他首先给庸人（Philistine）下了个定义：“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在庸人主义泛滥，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之后，传统的启蒙精神、理性主义的退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时代，继续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己任，坚持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似乎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是这个时代不再需要知识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各种知识贩子、知识机构正以无孔不入的姿态，向人们兜售各种各样的知识，然而所有知识都已变成实用的工具，变得越来越琐碎，一句话，知识正沦为物质的奴隶。一个高度繁荣的商业世界，层出不穷的消费刺激着人类脆弱的感官和神经，人们很难抵挡住广告、商品、本能的诱惑，在不知不觉间就投降了，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哪怕在罗素的故乡，在启蒙运动的策源地，也很少有人们还记得《精神独立宣言》、记得《我控诉》。知识分子的贬值和知识演变的趋势让弗兰克？富里迪深感伤心，他不能容忍庸人主义主宰这个世界，他不能接受一种轻飘飘和苏小小认乡亲的生活方式，他要以笔为枪，和眼前这个无形之幕战斗，以古希腊以来多少世代知识分子参与建构的理性价值，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他试图重新为知识分子找到当下的角色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