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结合是两厢情愿的——既有精神的，也有身体的。用里尔克的话来说——不管是黑暗的，还是明亮的季节，都要受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环境因素的考验。这些因素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从不回避。
不过，我们是否拥有权利去毁灭我们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切呢？跟里尔后来的诗歌相比，爱情更加清楚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纯粹的个人所具有的特征，这些只有人才具有的品质并没有充分被里尔克的诗歌中的终极意识所认可。在若干岁月之后，在施马根多夫的林地里，里尔克以闪电一样的灵感写下了诗篇《短号》。我提醒里尔克，它跟早先所写的那些诗的相似性，可惜我再也找不着那些诗来进行具体的对照，无法证明我的结论。
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的是，我不喜欢里尔克早年的诗作，尽管它们都具有很强的韵律，唯一的例外是他放在我房间的那一首。我能够把它以诗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这首诗一直深入到我们的身体深处，穿越了我们生命中最平常的和最神奇的时刻。那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东西——
弄瞎我的眼睛，我依然会看见你
塞住我的耳朵，我依然会听见你
即使没有嘴，我也能苦苦地哀求你
卸下我的手臂，我也会抓住你
我将用我的心抓住你
就像用自己的手掏出自己的心
我的脑袋会围着你转动不停
如果你把一支火炬扔进我的脑海
我也会用血液把它燃烧起来
在我的建议下，一年之后，这首诗收进了里尔克的诗集《时间之书》之中。
我对里尔克那些令人销魂的抒情诗的大多数形式，都不能有充分的反应，这使我对自已感到恼火。实际上，当我为了一个早先的约定，从沃尔夫拉茨豪森短途旅行到哈莱因时，里尔克那些装在浅蓝色信封里的信件每天都跟着我，频繁得甚至让我感到不耐烦了。直到一件意外的事件，让里尔克的这种行为变成了一个让我倍感轻松的回忆。里尔克让我想起那间一楼的小房间，他时常关闭那儿的百叶窗，以防止路过的人探头朝里张望。只有一点点阳光透过百叶窗上那星形的洞孔射进屋来，我们可以自由地展示着精神之美，还有年轻的肉体之惑。那是我们俩个人的私人空间。
当一张抒情诗页似的明信片投递到我手里时，上面布满了黑色的墨水，只在顶部有一小点星形的空间没有被涂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信息。我兴奋地得出了结论：那颗黑暗天际的暮星，正是出自忠实的瑞内·玛利亚·里尔克的手笔！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星星，当它们在我们头顶照耀时，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上天赐予的快乐——这种快乐永远不可能被复制，也不可能贴切地描绘出来。它只会像影像一样地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于是，我又在背面用最黑的墨水画了很多线条。只有在那个夏天，我们渐渐地摆脱了那种习惯。在那些全部或部分已经被毁坏的明信片上，十年之后，还有半首诗依然留存在一个陈旧的沃尔夫拉茨豪森的信封里：
你的信给我带来了最温柔的问候，
我知道没有一个地方称得上遥远
你在每一个美丽的日子里向我走来，
你是我的春风和夏露，
在六月的夜晚，
在千万条小径上，
没有一个受过祝福的人曾经在我面前走过；
我是你的！
写这首诗时，里尔克把下一年叫作“我们在俄罗斯逗留的年头”——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真正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回头想想，我觉得这事真叫神奇。当时我们沉浸于所能想到的关于俄罗斯的一切详尽的研究中，在耐心的准备工作中，我们的期望在这一切之上盘旋——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但这事早已定了——我们将一起亲眼看见俄罗斯，就好像已经把它实实在在地把它握在手里。
内心的狂喜让里尔克大声地喊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活生生的神话出现了。我们所分享的东西不可能向另外任何一个人描述。例如，在勃格诺德斯科耶的傍晚的薄暮下那片草地的样子，拉了一天车的马回到马群时的兴奋状态。在克姆林宫后面的房间里，我们曾经在里面坐着聆听那激昂的钟声，钟声无语，但在人的内心深处却是声声有词。这样的时刻由两个人来分享，往往会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有些外在的东西正在靠近我们的灵魂。
我的反应跟里尔克的不同，重新看到俄罗斯的一切，我感到一种纯粹的快乐。早年移民经历使我不曾得到过这样的快乐，现在算是一种快乐的补偿吧。我已经离开俄罗斯故乡很久了，对像里尔克这样的诗人来说，创造性的突破口，从一开始就深刻地预期到这些东西，而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则会使他转变方向，把他从最重要的事情上引开。
许多年之后，在一些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里尔克因为生病而不能写字，他的心态是绝望的。有时候他会说要努力赋予某件看到的物体或事情以“神秘的”意义，目的是为了让自己逃避痛苦和恐惧。里尔克可以把我们所分享的那些经历看成是失落的奇迹，它们曾经一度实实在在的存在过！它曾经降临到我们身上，是那么地自然，一点都没有神秘感，是所有现实中最现实的，它们会一次次地把我们带上回家的路。
当年，当我们坐着伏尔加牌车辆旅行数周之后，突然发现我们要乘坐的是两艘不同的汽艇，里尔克平静而自信地说：“纵使我们己经在两艘不同的船上，我们仍然会在同在一条河上航行，因为同一个源头在等着我们。”
当我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的余生都用来讲述它们，就好像我是第一次采用这种方式来使诗歌的本质显现出来不是作品，而是化身；不是文本，而是身体、是生活的“奇迹”。那些从里尔克体内开出来的的“花朵”就像祈祷一样，会留在你的体内，就像一个无法忘怀的启示，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共同度过的时日就像一只杯子，装满了要让对方留下好印象的欲望。那都是非常热闹而又隆重的节日啊。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少考虑，进行诗歌创作的冲动是否可能会跟读者的接受心理形成冲突？是否有人在祈祷时会想到，如果他的双手的姿势摆得准确一些，他的祈祷就可能会更加完美？不管他的手势多么笨拙，但他就不能像握着自己似的把上帝握在手里？里尔克说，如果上帝能够看着他工作，他肯定不会挑出错误来。这跟我们听说的某个太太的情况一样，她感到她的丈夫先生在蜜月里没有给她充分的关注。这个先生最后试图安慰他那被伤害的妻子，对她信誓且旦地说，他当时分心的唯一原因是想要为她写几首激情澎湃的情诗！
可是，现在渐渐地出现了变化，让我们不能再无邪地笑了。首先，我们认为这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情况越来越明朗。伴随它的是焦虑以及恐惧的几乎所有表现形式，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情态不可能达到平衡，它们会变得一团混乱。有一回，我们俩像往常一样在午间散步，穿过那繁茂的阿拉伯树胶林的时候，里尔克发现自己无法绕过某一棵树，这使他感到震惊。后来，里尔克绕过那棵树之后，指着那棵树提醒我说：“你记得吗！”我望着那颗茂密的树，点了点头，尽管它看起来跟其他的树都一样。他的眼晴睁得大大的，充满着不信任——哦，哦！不是那棵！是这棵！我几乎能看那颗树对着里尔克变得惊恐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以无法表达的快乐，彻度忘记所有这一切，就像《时间之书》里的那些祈祷者似的。《时间之书》给里尔克播下了诗歌声誉的种子，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它的销量是空前的。
那时，我们在讨论里尔克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使自己沉浸于现实世界和人际关系之中，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沉浸于那个象征的王国。在象征王国中，里尔克有意识地直接抓取那些无以言表的东西的梦想。不过，直到我们第二次在俄罗斯逗留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梦想是多么必需。我跟母亲一起短暂地访问了他们当时在芬兰乡村的夏季别墅，我在那时收到里尔克的信。他在信中把自己几乎描写成了一个颓败的人，因为他的祈祷已经变得很专横，他在眨眼之间就变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调子。不过，他所用的语态是狂欢性的，那是他长久以来一直喜欢用的沃尔夫拉茨豪森时期的语态。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旧病复发”。
那次重返俄罗斯，我个人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我所需要的已经进入囊中。因此我更加担心里尔克的状态。里尔克已经被自己所需要的工作撕成了碎片。我被内心的问题所吸引，那些问题使他消瘦。现在，他必须尽快进人空旷的和自由的空间，以使自己的体内的一切得到充分的发展。
不过，我们俩还是在这个时间分开了，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将我们拖开的。我们俩从相识的一开始就好像是一个人。谁能测出我们之间的亲密距离？纵然在那种忧虑又狂热的结局中，我依然站在那个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完全连在一起的圈子里。我不想掩饰曾经发生的一切。多少次我陷入了沉思，极力想让自己去理解所有这一切。当我一页页地翻看这本陈旧而又破烂的日记时，我感到了深深的恐慌。因为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没有任何修饰的句子——我将永远忠实于我的记忆，但我将永远不会忠实于其他人。
我们曾经一度分开过，这证明坚守我们的誓言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是要继续保持我们事事都要分享的习惯。
里尔克在巴黎的时候，罗丹的“工作再工作”显示了一种英雄气概。在他焦虑的时候，他会通过某种艺术形式，把恐慌的事物转变成自己的作品。当时，他最大的问题是内心的裂痕，这也是我最深的顾虑的。在出版《时间之书》这个问题上，里尔克一方面要向出版商的合法要求屈服，又要跟自己的良知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