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属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一代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还认识这两位诗人，知道他们的很多典故。不过，自从他娶了比自己小十九岁的母亲之后，由于受到一名来自巴尔干的牧师的影响，他们俩都真正皈依了宗教。那时的福音教派强调道德，枯燥乏味，那位叫艾肯的牧师给彼得堡的福音教派带来了一种热忱而虔诚的精神。改革后的福音教派，包括法国、德国和荷兰的信徒——跟路德教派一起，在非本地人中间形成了一种一致的信仰——尽管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都彻底俄罗斯化了。
后来，我跟教会关系的破裂导致了社会对我的责难，也给我母亲造成了莫大的痛苦。不过，我敢肯定，如果我父亲不是在这事情发生之前就去世了的话，他或许会赞许我的行为——虽然他曾经因为我缺乏信仰而感到深深的烦恼，但他自己也跟德国教会的改革派关系密切，正是因为通过他到沙皇那儿去代为求情，沙皇才恩准改革派教会在俄罗斯的成立。父亲一般不发表宗教观点，他不想在这方面树立敌人，因为与政策相比，宗教更为个性化。在他死后，我偶然得到一本他生前用过的《圣经》，我发现他在许多段落下都画了线，甚至写了一段短短的感悟。这时，我才明白他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被他那种默默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在我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父亲和我之间常常会有一些小小的、亲昵的表示。我依稀记得，当母亲进屋时，我们会中断那类表示，因为她不喜欢这种外露的感情表达方式。父亲却不一样。这是因为有了五个儿子之后，父亲非常想要一个女儿，而母亲宁愿要半打男孩。在这一点上，父亲和母亲有着强烈的区别。
在父亲死后，我读了父亲很早以前写给母亲的那些信，那都是母亲带着孩子们在国外度假时，父亲所写的。我发现一封信中有这样的附言：“替我吻一下我们的小姑娘。”他在另一处写道：“她是否一直想着她的老爸呢？”读到这样的话，记忆的暖流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的老爸啊，我哪时不想您呢？这个时候，他都是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了。
父亲对我总是特别关照，我也很听他的话。有一回，父亲从宫廷宴会上回来，带回一个令我惊喜的小箱子，按一下按纽，就“砰”地一声打开了，我感觉那里面装着金色的衣服。父亲告诉我，那里面是纸做的衣服，镶着金边，是带回来给我玩的。
我长大一点后，有一小段时间，我的腿出了一点问题，走路时有点麻烦，我曾经为此很苦恼。我还喜欢在宽敞的大厅里滑着舞步呢，这让我如何是好呢？作为对我的一种安慰，父亲送给我一双柔软的红皮鞋，上面装饰着一络金缨。父亲搀扶着我走路，我像个公主一样，头昂得高高的，幸福极了。其实，我的病痛很快就消除了，但我并没有马上表现出病愈的样子，我在享受着父爱带给我的幸福。谁知，我那慈祥的父亲为此心事重重，他担心我因此留下腿残的毛病。他弄来了一根小白桦树枝条，让我拄着走路。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们在冬日的清晨里一起散步的情形。母亲和父亲的年龄有些差距，她不喜欢在散步时挽着父亲的胳膊，这让父亲颇为不满。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挽着他胳膊散步的方法。他的步子跨得很大很稳，而我又是滑步，又是跳跃，像欢乐的小兔子。我和父亲分别享受着属于各自年龄的幸福。
在我们居住的地区，有许多乞丐。有一回，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冻得可怜兮兮的乞丐，我想递给他一个面值十戈比的银圆。父亲制止了我，说不应该那么样施舍钱，那个乞丐有五个戈比就足够了，可以把另外五个戈比分给他的同伙，这样就可以多接济一个人。于是，父亲严肃地用两枚五戈比的银圆，换了我那枚十戈比的。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不管是在爱他们，还是在反抗他们时，都是比较自由的表达。在我上学时，这种自由情绪体现得更加充分。我们在家里习惯于只讲法语和德语，我上了几节必修的俄语课之后，就抱怨说自己还是难以把俄语学好。父亲突然决定允许我可以只用旁听俄语课，不必再那么辛苦地周旋在上几种不相干的语言上。他大笑着对母亲说：“对一个女孩来说，教育不是必需的，写不出俄文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不知道，他何以会欣赏我的这种偏见。大概是他对我从小就很偏爱吧。没有想到的是，在俄罗斯出生的我，后来在俄罗斯呆的时间还不及在国外的一半，我的俄语没有怎么派上用场。倒是年幼时学的德文和法文，让我在哥本哈根、慕尼黑和巴黎等地的生活和交往中游刃有余，一点也不像一个外乡人。
我的哥哥们也享受到了这份来自父亲的自由，这使他们跟父母亲一直保持着一种温馨而信任的关系，甚至在他们的晚年都是如此。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我保持着静默和自我，让我们不必人云亦云。
有的一件小事，很不幸我忘掉了当时的年龄，我只知道自己已经上小学了，那时俄罗斯小孩子上学的年龄至少都在8岁。我们家的德国狗吉姆卡突然得了狂犬病。那时候，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季，有许多野狗在大街上随意地跑来跑去，没有人管。狂犬病往往通过动物间的啃咬传染给家养的宠物狗。由于这事以前从来没有在我们家发生过，我们没能意识到其严重性。有一天，我正要去上学，吉姆卡突然咬了一下我的手腕，我并没有多想。当我放学回家时，吉姆卡已经疯掉，被人抓走，带到附近的一个研究所内进行观察，当天晚上就被打死了。不过，它在咬我的同时，几乎还咬了在我们家管洗衣房的女仆。她过了几个小时才去看医生。医生当时宣称，她已无药可治。那时，人们都认为狂犬病是一种不治之症，被这种有病的狗咬了，就只能等死。我也是惊颤不已，可怕地想着：我会不会随时可能发疯，然后狂乱地咬人？每次我跟哥哥们打架时，他们总是尽量避开我，怕我会咬他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最担心的是会突然在某一天死去。我在了解其他事物的时候，从一本书上了解到恐水症的症状，从那以后，我会整夜为第二天早上我要用水刷牙而忧虑，甚至也表现出对茶和牛奶的恐惧。我还了解到了另一个情况，即疯狗首先会攻击它们自家的主人，就比如吉姆卡先咬了我。于是我更加胆战心惊，怕我会去咬爸爸。这种潜意识，意味着我最爱的人是父亲，而不是母亲。说实话，我和母亲的关系不是很亲密。这种隔膜，也许是我跟着奶娘长大的缘故吧。
我能回忆起童年时期的一个情景。那是在夏天，母亲带着我们乘着敞篷汽车去海边玩水，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我透过澡堂的一扇小窗，看见她在水池里戏水，就冲着她喊：“默西卡，你能潜到水下去吗？”她会大笑着回喊道：“亲爱的，如果我那么做，我会被淹死的！”听到这话，我会用标准的俄语，声嘶力竭地吼叫着：“那有什么问题吗？”
不过，在我心里，我没有分别对待过父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父亲一贯以最优雅的骑士风度对待母亲，我也总是像他那样尊重母亲。可是，当我长大了点的时候，我对母亲的尊敬并不总是不需要证明的。事情是这样的：家里有一扇门锁着，找不到钥匙了，哥哥们跑来求助我，因为我的鬼主意多。我不用任何器具就成功地把门打开了。当我以胜利的口吻向母亲讲述这件事情时，她问道：“你用什么东西把门打开的？”我骄傲地答道：“手指啊！”我注意到她的脸几乎变成了冰冷的石头。她只说：“我从来不敢像你这样回答我的母亲——我不认为你会用脚去开门！”我盯着那不可知的天空，浑身像冰冻了似的，我没能向她解释我真正的想法。我和母亲之间的沟通，一直就没有如父亲那般顺畅。因为父亲对我总是很宽容，即使有时我词不达意，他也不是很介意。
父亲和母亲都有些倔强，但相当默契。他们一直都忠于对方，互相信任和理解。他们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整个一生都在跟自己的偏见进行斗争，避免陷入自己的观点之中。他们俩一点都不自负，也从不谄媚别人。我母亲在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中充分表现出独立、积极的性格。她的价值是由上帝赋予的。母亲毕竟是将军夫人，总能表现出高贵、冷静和自控，在其他事情上，她的血脉中可能流淌着反抗的血液。外祖母去世时，母亲还相当年轻，她担负起管理一个大家族的责任，管得井井有条，得到全家上下的认可。因为家里人不想受到她继父的妹妹的控制。
有一年夏天，我跟母亲去瑞士旅行，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她站在大厅里，着迷地向外张望着，因为院子里有两个男人正在持刀打斗，打得难解难分。她一点也不觉得害怕。母亲不仅相当镇定，而且我觉得这事如果让她来出谋划策的话，她可能也会宁愿选择用打斗而不是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难怪，在她生活的年代，俄罗斯人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多用决斗来解决，而不是诉诸法律或长官。普希金是如此，莱蒙托夫也是如此，并最终倒在对手的剑下。当然，这种决斗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甚至是被人算计的。但那个时候，决斗几乎是一种文化，人们天生对死亡不是十分恐惧。一九0五年，俄罗斯发生革命，街头不时响起茂密的枪声，家中那两个的年轻女仆缩在屋子里，哆嗦着，吓得手心里直冒汗。已经八十高龄的母亲一点也不慌乱，恨不得冲出去，冲到众多市民被射杀的大街上去，抓起落在地上的步枪。但是，她太老了，老得迈不出步子。
在父亲死后，母亲又活了将近四十年，仁慈的上帝让她活着见证了十月革命——从一个时代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因为我们家是贵族，父亲是沙皇的将军，大哥和二哥两家都经受了许多年的痛苦、凄惨和艰辛。信息十分闭塞，我在德国要相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收到家中的一封信。二哥最后从克里米亚返回老家时发现：工作、公寓，他曾经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变得一无所有，他还得依靠以前的一个仆人过活。那个仆人得到了首都郊外的一小片地方，连同一栋小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东西，二哥以前常常在那儿避暑。那个仆人同意二哥一家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每天中午给他们一点白菜汤，条件是二哥要帮着管理田间事务。在那段日子里，为了填饱肚子，二哥常常带着他的孙子去田野里采摘蘑菇和草莓。那农民的老婆还穿着他妻子过去穿的衣服。二哥在给我寄来的简短信件中，告诉这一切，让我深受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