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是按达布海叮咛做的，一路绕着人家走，尽管我的鼻头都快冻掉，也没走进一座蒙古包。前半程总算顺利，除了有一次连人带马陷落在十几米深的雪窝里费了半个小时才爬出来外，没再遇上什么危险。可是就在夕阳斜照的时候，出事了！
当时我已经跨过了最后一道雪沟，几乎可以遥望羊群的冬营盘了。兴奋使我忘记了达布海的第一项嘱咐，纵马飞奔了起来，倒是也没被旱獭子洞搞得我马失前蹄，可忽然在距我马头很近的德勒苏草窠里蹿出了一只肥大的野兔子。我骑着的雪青马和牵着的黄骠马都受了惊，一下子朝左右炸开，猝不及防的我被重重地拉坠于两马之间，仓皇之中撒手了马缰，两匹马一溜烟地跑出了我的视野，可怜的我被孤零零地抛弃在茫茫的雪原上，就在这时候，暮色却悄悄地向我围拢过来……我一下子想起了去年冬天死在我们大队山沟里的那个外乡人，他就是因坐骑跑了而无法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活活冻死的。而且我也知道，现在在我的前方不再有人家了，我必须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走完剩下的20里路程。然而身穿几十斤重的皮袍皮裤和毡疙瘩，要在没膝深的雪坦克跨越这段路程真叫人不敢想。
那段路是怎么走过去的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最后的那几百米是手脚并用地爬过去的。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看见了弟弟蒙古包门窗发出的亮光。我挣扎着站起来，用尽最后力气大喊。弟弟和另外几个知青跑出来，他们把我背回了蒙古包。在用雪搓我冻僵的双手的时候，傻弟弟只会哭着说：“哥，你疯啦！啊？你疯啦！”我也哭了，可我说：“新年好……”没想到事情还没有完。
我的两匹马自离开我以后，在天快黑的时候跑回了家。这时，达布海大哥正在家中接待着附近来拜年的邻居，他的酒量从来就不像他吹嘘的那么好，这时早有几分醉意，他听见动静摇摇晃晃出门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我的坐骑戴着马笼头，却不见了马鞍，更可怕的是它的腿上都是冻成冰溜的鲜血，事情过后他才知道那是马在挣脱倒挂在马肚下的马鞍时踢出的血，可当时他却被吓得酒也醒了几分，立刻上马，顺我走过的马蹄印追了上去。半路，他到路过的蒙古包打探是否有我的落脚，却被热情的主人一次次地唱歌劝酒。最终，他醉倒在最后的那户人家。他不顾人家的劝阻，哭着闹着上马找我，但还没骑出多远就从马上翻了下来，被人家用牛皮条捆着硬搬回了蒙古包中。次日，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竟然还没有醒过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呵斥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能进人家吧？你就是不听嘛！怎么样？喝醉了吧？”
长胡子的那一天
我举起剃刀，对着镜子，以尽可能深沉的声音，说出我成为男子汉的第一句话：“你知道，这全是——啊，这完全是一个均衡的问题。”
宗源/译
一个人长到16岁还未刮过胡子，那可真糟糕。在圣诞节，父亲给了我一个装有香皂、骨柄剃须刷和最时髦的剃刀的大口杯，满怀信心地眨眨眼说：“你不久就会需要这些东西的。”
1949年4月2日，我收拾起从未使用过的大口杯、剃须刀和剃须刷，跟随父母走上舷梯，登上豪华舒适的“玛丽亚王后”客轮，去英格兰作短期旅行。
登船后，我和一个朋友一直在看乘客名单，突然，我不太相信地指着一个名字大声念道：“温斯顿·邱吉尔。”邱吉尔！在我16岁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如同神明一般。
我直奔父亲的舱房，问道：“你知道谁在这条船上吗？”
他说：“知道。”说着递给我一封短简，上面写着：“亲爱的奥斯勒先生，我们能同船航行，真是幸运之至！星期二您能偕尊夫人及令公子屈驾光临，与我们共进茶点吗？”签名：邱吉尔。
此时我才想起，我父母亲也算是“名人”，是名作家呢！
以后几天里，我两次见到这位伟人。第一次是在用餐时，他和我们隔着两张桌子。只见深红色细条子外衣上方，一张红润的圆脸显得容光焕发。他对所有的人报以微笑，直至主菜端上。这时他对着盘子皱起眉头，脸色从红润一变而为通红。厨师长被召来，邱吉尔十分激动地指着食物，在空中挥动着双手。他显然在示范应该如何烧菜。
一天深夜，我又见到了他。他由两名男子搀扶着，踉踉跄跄向自己的舱房走去。
这两件小事搅乱了我的心。我没料到，一个神明的举止竟会如此。赴会前的那个早晨，我对父亲倾诉了我的想法：邱吉尔态度粗暴，还爱酗酒。
“你在对他评头论足吗？”父亲深深吹了口气：“50多年前，他参加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大冲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激励他的国家单枪匹马同纳粹交战。他是历史上寥寥无几的伟大演说家之一，写下了一些自莎士比亚以来最伟大的英语著作。而你却由于他当众挑剔食物而感到困惑，还认为他饮酒过多。你是否知道，当人们抱怨格兰特是酒鬼时，林肯是怎么说的？”
“不知道。”
“他说：‘如果酒能帮我打赢战争，我要送给他一整箱威士忌。’”
父亲沉默了一会，接着平心静气地说：“你正在进入成年期。你该明白，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英雄自然也不是十全十美。你必须培养一种……均衡感。”
那天，我穿着停当，跨进邱吉尔的舱房时还有点迷迷糊糊。我如释重负地发觉邱吉尔不在房内。客人很多，邱吉尔夫人开始替人作介绍，这时屋里“唰”的肃静下来。我转身一看，邱吉尔本人竟站在屋里，抽着一支硕大无比的雪茄烟。他穿着我从未见过的奇怪服装，是条灰色的连衣裤，用类似帆布的料子做成，前面装了条直通到底的拉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在二次大战时的战地服装。
他从人群走过，边走边同人握手致意。接着他挽住我父亲的胳膊，大步走到屋子的另一头。
我拼命往前凑，就在这时，邱吉尔恰巧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他莞尔一笑，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走到他们跟前时，父亲迅速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不会误解其含义：你必须绝对沉默！
邱吉尔谈起他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大学所作的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首先使用了“铁幕”一词。我父亲说：“你的预言又一次实现了。英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可怕的分歧，你准备怎么做呢？”
邱吉尔没有立即回答。他看了我一眼，仿佛在看我是否听懂这番话。接着他扫视了一下屋里的其他人。“哦，现在，”他提高声音，字斟句酌，一字一顿地吐出下面的话来，仿佛在议会中发表演说似的，“现在——你是在要求我踏上——把陈词滥调和信口开河分隔开的——那道鸿沟上的独木小桥。”
人们哄堂大笑。自从进屋后，我这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在。我感到如此自在，竟不觉开口说话了。我问道：“邱吉尔先生，如果俄国人研制成原子弹，你认为他们会对使用它犹豫吗？”
我父亲眨了眨眼睛，猛地一晃脑装，盯着我看。我立刻后悔自己不该多话。可是邱吉尔似乎挺高兴。
他说：“嗯，那得视情形而定，不是吗，东方可能会有3颗原子弹，西方则可能有100颗。但是，假如反过来呢？”
我父亲刚要开口，可邱吉尔继续只顾自己往下说。“你明白——”他照旧字斟句酌，一字一顿，声音逐渐增大，口齿含糊不清地说，“你明白——就原子弹而言（屋里又安静下来）这全是一个——”
他似乎想不出精确的词来圆满阐述他的想法。我当时没看出他仅是在等待屋里所有的人都凝神静听，却只觉得邱吉尔忽然苦恼不堪地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我父亲不知为何并不打算去救他出困境。
“先生。”我说，声音似乎嘶哑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全是一个——均衡的问题？”
我父亲睁大了眼，惊慌地凑上前来，可是邱吉尔举起一只威严的手，拿那支令人敬畏的雪茄指着我说：“就是这词儿，千真万确！‘均衡’是个很好的词，可是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这个词经常被人遗忘。年轻人，你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该说这个词，每次站在镜子前刮胡子时，就该对自己说这个词。”
听了这番话，我的头都发晕了。我看出父亲不再生我的气了，不觉释然，于是得意洋洋的默然静听他们继续交谈……用完茶点，我们离开邱吉尔的房间，来到走廊上，我兴高采烈，不禁叫嚷起来：“你信不信他竟以为我刮过胡子的！”
父亲停步仔细打量我一番，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找面镜子仔细照一照。”
在我舱房的浴室里，我端详了很久才弄清了真相。在我鼻子下和下巴两边，出现了明白无误的连鬓胡子的痕迹。这些胡子非常轻淡柔软，但好歹总算有了。
我举起剃刀，对着镜子，以尽可能深沉的声音，说出我成为男子汉的第一句话：
“你知道，这全是——啊，这完全是一个均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