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世同
传承或文，受天或启示者颇多，可谓天或或文化或文；探索前故事，也该在古昔星象变演中去求证、求解；涉及伏羲族源与时代考证不应例外。
朦胧岁月启蒙神
混沌初开，人类对周边事物处于朦朦朦朦的胧的感受之中……这这大概当于新旧石器时代之之的初民民认水水，一一说说，是指万年前的往昔故事。前些年，学界曾经依据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某些特点，提出应在新旧石器时代之间，再划出一段玉器时代（实则应划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符合神州国情，确实是一种高见，但讨论得不够充分。
伏羲，风姓，生于成纪，是神话传说中的人文初祖，列为秦陇或华夏先人，其族源应为鸟夷人。鸟夷源自黑龙江中下游一带，进入中原地区则不外两条路线：一是从辽东半岛，经山东半岛沿海滨逐渐南移，再北向进入中原；二是绕漠北，在陇西地区与原住民汇聚，然后沿渭水、黄河东向，进入嵩洛地区。当然，这两条路线的进程都是极为缓慢的，没有一两万年的时间是无法完成的。渐进的过程，必然也是沿途多民族的混合过程。而所谓鸟夷，实际上也是东北方民族的混合体，只不过混合时期更久，习性相近罢了。伏羲处于混沌初开的朦胧时代，由族群迁移到定居，是朦胧岁月的启蒙神。
据入史后的文献资料，秦人一直认为自己是鸟夷后人。伏羲即包羲，包字在甲骨文字中是有凤鸟偏的，伏羲又风姓。古文字中，风与凤是相通的，足证鸟夷之说可信。但，又云伏羲崇龙，似乎和奉鸟之说相矛盾，有必要稍加解析。鸟夷又称东夷，即指崇奉的图腾物，又指方位；崇奉物除鸟图腾外，还包括有弓矢，因而古文献中又写成弓夷。“弓”字也在“夷”字的组合中呈现，知鸟夷是东北方弯弓射雕的勇武族群所停留过的地方，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几代能征善战的王国，是有史为证的。东夷不仅指族源方位，更指祭祀朝向；鸟夷崇奉鸟图腾，更崇拜东升红日。百鸟朝阳，兼祭祀东方升起的太阳，可谓天经地义，是必然的。秦始皇曾东临国门，观测和亲祭太阳，更可为之大书特书，祭祀物即秦皇岛山海关外的浅海中碣石，这是可以反复实测的铁证。在碣石西侧，发掘出秦始皇祭日的碣石宫遗址，可在每年的春分或秋分于碣石宫遗址处观测太阳由碣石后升起……在碣石正北，又发现秦始皇建筑的另一处碣石宫遗址，可在此朝拜午正的太阳。围绕碣石的两座宫殿遗址及其残存建筑构件（如秦宫的特大瓦当之类）都会肯定当年宫殿的用途，而不致于存疑，表明秦始皇东向祭日也是一种认祖行为，这对伏羲族源探索显然是有助益的。问题是秦始皇与伏羲的时代间隔仍显得过久，为此，我们还要寻求其他方方面面的证明，并试加评论。
北斗颂
中国承传星象，是以北斗为核心而逐渐定型化、逐步发展起来的，形成与后世星象相呼应的年代，约在六七千年前，和伏羲生活的年代比较接近。但我们同时也该注意：一件事物发展到形成初步体系的年代，与其萌始阶段还是相当遥远的，二者间起码是倍数关系。换句话说，六七千年前以北斗为核心的星象体系，有着万年以前的萌始背景，而这也显然是相对保守的估计，是只能提前不该错后的。
北宋易学大师邵雍提及人类脱离混沌状态的条件是“太极既判”，即人类能否认识北天极；也就是古人通常所讲的太一、太乙，天一、天乙，或写成泰一、泰乙。天球有南北两极，之所以只强调北天极，是因为北半球的人对天南极仅能猜想而无法看到的缘故。更由于岁差，北天极是以北黄极为心，以黄赤交角为半径，并在天球小圆上游移为条件的，因而极星并不固定。五六千年前，北斗的平衡点（这还要考虑到北斗九星的说法）距天极最近，极和斗可混称为斗极；加之附近亮星没有北斗诸星那样集中，古人视北斗为天极的代表是很自然的。天极点附近，在古人心目中，被视为天帝常在的地方，则古人赞颂北斗是想当然的事了。伏羲是可以判定太极族群的代表性神人。
在北半球活动的人类，所在纬度越靠北，所见北斗的视运动轨迹更接近天项，观测条件相当优越，如果再想到北斗九星的长长斗柄，很类似天上一座天然钟表指针，指示着天球黄赤道附近的标志亮星；哪怕它们潜伏在地平线下，也可通过斗柄所指，推测到伏星的大概方位。这类天文背景证明：中国传承星象在六七千年前，已基本上形成与后世呼应的星象体系框架。这不仅是一种推理、猜测，它更是有考古发掘为证的事实。
1987年夏，河南濮阳西水坡水库工地，发掘了一片仰韶时期古墓葬群，其中的45号墓，出土一幅以蚌壳摆塑的龙虎与北斗天文图。墓主葬式为头南脚北，其遗骨东侧为龙，西侧为虎，北侧则为北斗，斗柄是用人的大腿骨摆成的，显示着人类为礼颂北斗，愿意为此奉献或牺牲，是由对北斗的礼赞到礼礼的必然过渡。
濮阳天文图是目前人类所发现的最古天文图，它比法老墓室天文图以及古巴比伦界碑上石刻黄道十二宫星象要早得多（差不多提前了一倍），可证东方史前天文背景的久远。
14年代测定结果为6500年前，再把它与战国早期的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二十八宿、北斗、龙虎图案漆箱盖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虽然在时间上差了四千年，星象的北斗与龙、虎体系框架竟然是相通的，显示着万世一系的传统。再想到它们必然要有的萌始条件，足可谓“万岁星象”。可证伏羲时代，起码有着万年以前的星象背景；伏羲和女娲，也就是两仪。
四象的启示
四象又称四灵或四神，即龙、虎、龟、凤，乃远古图腾物的升天星象。从天文呈象的角度去分析，它们大体反映着两个不同体系的来源：即偏重龙、虎的华夏体系星象与侧重龟、凤的鸟夷体系星象，二者之间也显然有所互动或辅成性的促进影响，很难截然分开。
这里所指的四象方位关系，更强调的是祭祀朝向。诸多迹象表明：龙在远古所代表的方位是南方而不是东方，虎所代表的方位是北方而不是西方。龙东虎西则是6000年前承传星象体系初成时期的调整结果，它仅可影响后世而不能前推。同样，凤所代表的方位是东方而不是南方，龟所代表的方位是西方而不是北方，这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祭祀经验或习惯中就可得到推理论证，也据此线索可寻得相关证明。譬如，龙无论如何变演或兽化，它毕竟是水族的代表；同样道理，虎为兽王也不成问题。因而，龙沿江海，虎靠深山。龙近水，为渔；虎靠山，为猎。在方位上，龙位南，为夏；虎位北，为冬。夏渔、冬猎，是人类远古辅助自然经济的原始条件反映，是求存图强的一种必然谋生手段，是无法回避的。
凤鸟朝阳：当曙光微现时，鸟就鸣叫出林了，接下去则为红日东升，奉鸟也好，拜日也好，其方位选择必然是向东的；而龟、蛇秋伏，则顺乎自然，古文字“”（秋）即禾与龟的合体宇，可证。
此外，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偏重南北方位的龙、虎星象与侧重东、西方位的凤、龟星象在选择祭祀时刻上是大不相同的。前者重昏星，后者则重晨星。这类晨昏时差，如果不留心，则会把推算结果伸缩达一万多年，是很难略而不计的。
设以龙心大火为参照点（为什么要以龙心大火为计算参照点，后文还将论及）计算结果则证明，中国传承星象体系，竟然有着24500年前的古代天文背景，这差不多是一个岁差周期（26000年）前的故事，是先前所不敢想象的，有没有其它方面的更好证明呢？
五纬庙
《史记·天官书》在论及经星在天位置的五宫星象体系之后，也罗列五纬（行星）周天游移的周期规律，并特别指明五纬在周天二十八宿（舍）间的相对固定庙位。摘引如次：
岁星（木星）：“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
荧惑（火星）：“心为明堂，荧惑庙也。”
填星（土星）：“斗为文太室，填星庙。”
太白（金星）：“亢为疏庙，太白庙也。”
辰星（水星）：“七星为员官，辰星庙”。
把天上虚设的二十八宿间五星庙位，与相应的五星、五行地平方位呼应关系对照，有如下联系：东方木，主春，日甲、乙；南方火，主夏，日丙、丁；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巳；西方金，主秋，日庚、辛；北方水，主冬，日壬、癸。这是汉代五行生克那一套，和五纬庙在天上的实际位置对不上号。例如：北方水应为太阴之精，对照天体该是月亮；汉墓天文图中，往往把日、月画得一南一北，可证。当然，某种情况下，把水星之水代替阴精月亮之水也不是不可以，但列为二十八宿中的水星庙位在七星（星宿）间，属季春方位，它和土星的季夏方位对称……表明某些为的次次序整。
按五纬庙位相互关系，当年大火（龙心）位南居中，是五星中居于南方中天阳位的代表，位于五星庙位中央，为祭祀典礼中的首席，是征战中冲锋陷阵的主帅。把龙心大火视为荧惑庙，则是基于大火与荧惑颜色相类，亮度，较为接近，只不过其中一颗（大火）在星空间相对位置不变，永在固守；另一颗（荧惑）则在周天游动，四方巡不，隔两年就回到庙位稍事休整，然后再次巡游……用天文岁差法的计算结果显示：大火位南的史前星象呈现于距今24500年前，即约为一个岁差周期（26000年）前的星象。想当年，夏至昏祭大火；春分晨祀鸟星和朝拜太阳；龙盘南方为渔；虎踞正北为猎；凤鸟朝阳位东；龟蛇秋伏在西。四神方位自然而又合理，只因朝拜或祭祀方向的不同，才能区分出族源差异。四象或四神，是两仪（伏羲和女娲）所生的四个孩子。
实际上，族源问题相当复杂，所谓几大族群云云，只不过过事归类罢了，细分是极其困难，无法进行下去的。例如：龙本身就是由相近的多民族逐渐汇合起来的；虎则为另一民族集团。且民族间的聚合分离不限于文化因素，更多条件则决定于自然灾害、气候冷暖、战争劫掠。总之，武化的影响实大于文化，对此不可不不，不能把事情的发展，设想得过于天真。
仍以东夷或鸟夷为例，它是世界主要族源之一。当初，黑龙江中下游生存与生产条件是相当理想的，其后族群星散得那么严重，主要原因是几万年间气候条件由渐变到突变，迫使族群分散四方。
向西，由陆路经蒙古漠北，直达西亚地区，我国西北方只不过提供了族群迁移的中转站；向东，则穿越白令海峡，扩展至南北美洲；向南，则渐进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由陆路沿海滨，经松辽平原向华北一带扩展，可见群族的顽强生命力，以及以武力为前导的生存拼搏等悲壮情景，可歌可泣，颇值大书特书。
时至今日，东夷部族的后代，仍能从先祖对禽鸟、弓矢、太阳的诸多崇拜中，联想到远古族群与族源发展关系；遗址、遗物则可为此提供线索、见证；从后人的祭祀朝向，生活习俗或习惯中，也不难发现先祖间的彼此来往和相互影响。
类似痕迹，得助于道教传播者颇多；诸如道观旗竿上的斗饰、七星宝剑，道观中的拜斗台、瞻斗台、七星坛、观星台、瞻星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