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生产上，汉族人民给保安族人民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大约百年前，保安族由青海省同仁县迁到甘肃临夏大河家地区时，不熟悉这一带的土壤、雨量、自然气候，再加上他们长期居住在牧区，以往着重商业，对农业生产比较生疏。因此，他们来到此地后，遇到不少困难。这里的汉族地主嘲笑他们是“山药蛋”（意为什么都不懂的傻瓜）。但是有着丰富农业经验的汉族劳动人民，却热情地帮助他们，赠送给他们大批的土、房屋、家具、口粮、籽种、农具等，使保安族人民能够在这里安居下来。
大墩村的老人马青山说：“在种庄稼上，郭家村的汉族劳动人民对我们大墩村的保安族帮助很大，我们总是向他们学习。每年开春之后，郭家种啥，我们种啥；郭家什么时候种，我们什么时候种；郭家怎么种，我们怎么种。”当年大墩的保安族人民和郭家汉族还互相变工，大墩的牛、骡、驴、马牲畜较郭家多，大墩就把成批的牲畜派去郭家帮助犁地；郭家有经验的农民也年年去大墩，具体地帮助他们进行农业生产。
郭家村有一口天然的井泉，每年八月，井泉涨水，如果水涨的不多，说明来年雨水不多，应该多种些耐旱的秋田作物。如果水涨的太多，漫得遍地皆是，说明来年雨水过多，地里的庄稼要早种早收，防止收获季节庄稼被雨水浸泡。故每年八月皆有不少的保安族、回族等人民前来探望打听，以便了解来年的雨水情况，进行耕作。
在汉族人民的帮助下，保安族人民还学习了倒茬种地的经验。例如，去年种豆子或杂合（大麦、豆子）的地，今年种麦子最适宜；当年种麦子的地，今年种豆子或杂合最好。夏田作物地里种洋芋最好，老麦、佛手麦不可种在秋田里。开花田（指种荞麦、豆子等的地）种大麦、小麦最适宜，如果第二年和第三年种麦子、第四年再种豆子，就会结得更好。糜子地里种豆子也很好。有这样的农谚：“糜茬里的豆，一镰割不透。”此外，种地要看时令，清明前后种胡麻为适宜。谷雨时节种大谷、小谷最适宜。以前每年开春下种时，保安族人民习惯“九九”完了才种，可是汉族在七、八“九”里就下种，“九”尽了，庄稼也种完了。这样早种早收，可使庄稼在成熟季节少受自然灾害的袭击。现在保安族人民接受了这条经验，提早了播种时间。
保安族人民在来大河家以前，只有青稞、麦子、荞麦、豆子、胡麻等品种，后经汉族人民的传授，又增加了白麦、蓝麦、佛手麦、老麦、大燕麦、糜子、大黄糜、黑糜、黑谷、白谷等许多品种。原先保安族人民没有种菜和吃菜的习惯，现在已种有白菜、青菜、莲花菜、韭菜、菠菜、萝卜、葱、蒜、辣子等。
原先保安族人民不重视选种，往往在地边或场上随便选一些粮食作籽种，没有晒干就堆起来，因此每年总有一些籽种霉烂，庄稼总有不少黑穗（即空穗），严重影响产量。后来，在汉族农民的帮助下，保安族人民重视了选种，并学会了拌种技术，如麦种用清油混上些房沿上的尘土拌，洋芋种用炕洞里的灰拌，大麦种拌上牛、羊粪等，这对苗全苗壮很有好处。
在犁地上，保安族人民原先是每年一次，学习汉族人民的经验后，现在已是三犁三耱（当地有“庄稼三犁三糖哩，买卖要照本做哩”的农谚）。第一次犁耱地是在庄稼收割后立即进行，犁过后让太阳晒上五六天，最为理想，如果地刚犁过，下了雨，还须补犁；第二次犁耱地是在第一次犁耱地的十天后；一个月后再耱第三次。庄田经三犁三耱后，产量可显著提高。
在锄草上保安族原先使用的是较笨重的铲子，锄草时要弯腰，很费力。同时由于锄草刨土是向后的，很容易压坏幼苗。汉族人民的铲子小巧灵活，适宜坐在地上锄草，这样又快又省力。同时由于是向前锄的，可以避免刨出的土压坏禾苗。现在保安族人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过去保安族人民施肥不掺土，直接薄薄地乱撒在田里。后来，他们学会了汉族的办法，天天热换牲畜厩房和粪坑的土，将这些粪土堆起来让太阳照晒发酵。快到春耕时，把粪土砸细，均匀地撒在田地上。
保安族原先使用的农具是二牛抬杠，杠很长，并为直形的，转弯不便，地边的四角犁不到。后来改用汉族使用的短小灵活的杠犁，地边四角都能犁到。保安族原先没有耱子，犁过地只用铘头随便将地拨平。到大河家后，他们也使用耱子耱地。连枷也是来到大河家后才使用的。原先保安族打场脱粒时，是使用一种长长的皮条，既费力又危险。现在使用连枷，既顺手又省力。保安族原先用的木锨把子很短，用起来弯腰且费力，现在已改用汉族的长把木锨。在青海省同仁县时，保安族人民用来碾场的碌碡较小，现在已改用汉族的12个齿棱的大碌碡。
过去保安族农民总是要等到地里的庄稼黄透熟透才收割，而且时间也抓得不紧。这样，若遇雷雨或冰雹，庄稼损失很大。现在接受了汉族农民的“田黄一时，龙口里夺舌”，“黄田不能等，随黄随收”的经验，也采用了早收快收的办法。
以前保安族农民皆是刚割完庄稼就碾场。后来，他们学习了汉族的碾场方法：庄稼收割后，先整齐地堆起来，让太阳晒几天后再碾，这样可使粮食的颗粒更加饱满（一般地阳历8月13日到9月13日雨水不多，正是碾场的好时期）。
在汉族人民的帮助下，保安族人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很快提高，现在他们所种的庄稼和汉族人民相比，已毫无逊色。同时在保安族人民当中也出现了不少种庄稼的能手，如大墩的马黑姐老奶奶和干梅的冶哈里曼老奶奶等人，生产经验都很丰富。
调查时间：1958年11一12月
地点：保安民族乡高赵李家、大墩、梅坡
访问对象：马七十、发有良、丁里劳、马青山等
调查人整理：蔡家骐
十一、保安族的生活习俗
婚姻：解放前，保安族的婚姻大多是包办买卖婚姻。保安族和汉族不通婚，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撒拉族通婚。但不同教派间通婚的不多（本民族内部也是这样）。除了宗教的限制外，还有阶级的限制。本民族地富阶级的女儿一般不与本民族贫困的男子通婚。
解放前，保安族流行早婚，一般男子17岁，女子15岁即认为到了结婚年龄。彩礼的名目甚多，花费很大。一般从订婚到结婚的花费有：“定茶”、“拿手茶”（干礼）。这些礼有的是银元，有的是衣料，一般需要；300元，富人更多。
结婚仪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基本一样，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如结婚之日，新郎领上本村一二十个青年骑马到女方家迎娶新娘，女方男女青年在村口以黑墨涂陪送新郎人的脸，把新郎迎入村后，进行赛马。婚后三天，男女双方要互请对方亲友赴宴席。
解放前，保安族家庭一般是一夫一妻制，地富上层分子有一夫多妻的。另外，还有“招女婿”。地富和贫苦农民在“招女婿”上有不同的目的，贫苦人民“招女婿”是为了能扶老携幼，地富阶级“招女婿”是为了剥削。地富有的不是以自己的女儿“招女婿”，而是用“丫鬟”来招女婿，实际上招一个给他无偿劳动的长工。
解放前由于宗教和封建的统治，离婚只能男方离女方，女方不能提出离婚（招女婿除外）。离婚后妇女可以再嫁，但要受到很多的限制。第一，女离要向原夫“退财礼”（离婚时，在离婚字据上写有女方另嫁时，要给原夫若干“退财礼”）；第二，是宗教限制，规定再嫁前，妇女要坐满120天的“安得期”。
丧葬：解放前，保安族的丧葬习俗和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丧葬相同，进行土葬，葬前要举行宗教仪式。
家庭：家庭内父母、丈夫的权力很大，妻子的地位很低。父母是家内最高权力的支配者，任何人都得服从，故有“天是一大天，父母是一小天”的说法。
丈夫的权力很大，如果夫妻吵架，丈夫若说三次“我不要你”，妻子就得离开夫家。
舅父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对外甥的婚姻大事有权决定。他们认为“阿舅是骨头的主”。
其他生活习俗：解放前保安族在服装上还保留着藏民的服装式样，如冬季穿的是翻领皮袄、狐皮帽子；春天是“勒拉”，喜穿褐衫，左腰挂上一把小刀子。另外，也有的和回汉人民穿一样的衣服。
解放前，贫苦的保安族人民住的是平顶土屋，四面是土墙；地富人家住的是流水“瓦房”，在东北角上还修一座卧角楼。
调查时间：1958年12月
地点：大河家地区
调查整理：马克文
十二、保安族的解放
（一）1949年7月解放
7月，兰州、河州先后解放，积石山乡一带的地富阶级纷纷紧张起来，他们在群众中大肆造谣说：“共产党来了是要杀尽回回的，一个也不留！‘呼达’，回民的末日到了！”“老乡们、教民们，快逃命呀！那一个山的峡口深，就到那一个峡里去。”受其蒙骗的群众，纷纷逃至当地的崔家峡和大墩峡。当时正逢夏雨，山洪猛下，被水淹死、冲走的人无数。这样混乱的情况先后持续了有5天多。
解放军到达积石山乡后，马上展开了宣传活动，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纪律。并且以帮助群众劳动、买卖公平、态度和蔼等实际行动，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经过宣传教育，饱受压迫的保安族人民很快地明白了真象，看穿了反动分子的骗局，逃入山里的群众，也纷纷下山返家，他们唱道：
天上无雨地下旱，
过不了日子另打算。
三更半夜里盼天明，
共产党来了救穷人。
（二）党领导下的各行政村分农会的建立
1.农会建立时的社会情况：
解放前的积石山乡是一个民族、阶级、宗教关系非常复杂的地区。解放后，统治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灭亡，反革命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因此，要使广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主，就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坚决打击一切反革命势力，彻底摧毁地富的阶级统治。
2.各分农会的建立：
当时，解放军有一营人驻在四堡子，作为武工队，广泛开展活动。首先在各村成立治安小组，把贫雇农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并以他们为骨干，进行建立农会的准备工作。
在党的教育下，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1950年6月大墩首先建立了12个人的分农会（包括关门、郭家、长林义、阴家山、岭、麻池、麻池沟等7个自然村）。接着梅坡、周刘家、高赵李家村的农会，也相继成立。干河滩因贫雇农人数只占全村总人数的30％—40％，1950年10月先成立农会小组，1951年7月才正式成立分农会。当时参加农会的主要是，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积极靠拢农会组织、经常反映地富阶级情况的贫雇农和下中农。各分农会的组织机构中，有分农会主任、治安委员、生产委员、宣传委员、团结委员和建设委员等。
3.社会各阶层对农会的态度：
（1）贫雇农阶层：在旧社会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广大贫雇农，皆积极拥护和参加农会，主动协助农会开展各项工作。但也有个别贫雇农，由于对农会缺乏足够的认识，暂时还抱着观望态度。但到1951年下半年土改运动开始前夕，绝大多数贫雇农都参加了农会组织。
（2）中农阶层：农会刚成立时，中农阶层参加农会的人数很少。如高赵李家分农会初成立时，39名会员中只有9人是中农。大部分中农，初期抱着观望的态度。到土改运动时，除极少数外，大部分中农阶层都被发动起来，成为农会的会员。
（3）地富阶级：地富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农会一贯抱着敌视态度。在个别村庄，如高赵李家村，还没有建立分农会时，地富绅士们却高嚷着要建立农会。他们的目的，是想趁群众对农会的性质还没有认清以前，就建立农会，以便篡夺农会的领导权。当农会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他们的阴谋失败后，地主阶级又采取新的破坏手段，一方面利用宗教门宦使自己的狗腿子混入村行政组织，打人农会，并且欺骗收买贫雇农，利用他们窃取机密和农会的武器，制造农会的分裂，企图从内部来瓦解农会；另方面在群众中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农会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不久，连他们的狗腿子也从各行政村和分农会中清除出去了。
（三）农会领导下的几项重要工作
1.两次疙瘩粮的评议和征收工作：
1949年8月，解放军追剿青海马步芳的残余部队路经积石山乡时，向地富阶级征收了一次公粮——疙瘩粮。地富阶级反对按土地多少征收的原则，主张按户平摊。当时，各村还没有建立农会，由治安小组进行疙瘩粮的评议和征收工作。治安小组有意识地对贫苦农民少评或不评，对地富大户有意识地多评。数字公布以后，地富绅士们借口没有他们的人参加评议，拒不缴纳。他们在群众评议和缴纳疙瘩粮的大会上，公然叫嚣：“我们自己的人评定我们十担、八担，我们甘心情愿。穷鬼们评议的粮食，哪怕是半升，我们决不缴！”并且挥动着他们随身携带的长短枪，喊叫着：“死几个人关系不大，疙瘩粮决不缴！”广大群众团结在治安小组的周围，向地主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些地富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让步，承认缴纳疙瘩粮。
1950年下半年，各村分农会先后建立。同年年底进行了第二次公粮——疙瘩粮的评议和征收工作。地富绅士们仍然不服从，并在其中玩花样。他们雇了一个走狗，打人村行政组织，骗得行政村主任职务。此人一方面为地富们喊冤：“地富们的粮食评得太多了，不公平！”一方面盗窃了当地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青海省用的公粮收据，到临夏市人民政府“证明”本村十户地富已缴纳了疙瘩粮。这件事很快就被群众揭发。
2.拔去鸦片烟，补种粮食：
地富阶级对新社会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们不仅疯狂地攻击农会，还拉拢一些落后的群众破坏农业生产，企图造成粮食供应的困难。
1950年，地富阶级在群众中造谣说：“共产党准许下面的人（长江、黄河下游一带的居民）种植鸦片烟，我们这里也应该种。”一时这一带受骗的群众皆不种庄稼，而种上了鸦片烟。政府知此情况后，立即发动群众，拔除鸦片烟，补种糜子和谷子等粮食，并对带头煽动种烟的坏分子作了应有的处罚。
3.清查和缴收枪支运动：
解放初期，这里的地富阶级所以如此猖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手中拥有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等武器。为了在政治上打垮地富阶级，农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发动群众，清查和缴收枪支的工作。
运动初期，地富们造谣说：“我们村有的人，要把回民手中的枪支弹药统统交给解放军，将来回汉矛盾起来，我们回民就手无寸铁了。”但是在群众觉悟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反动分子的欺骗越来越不起作用。党通过农会首先向干部和积极分子说明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和对贫雇农阶级的切身利益。随后，各分农会召开各村的群众大会、老人会、青年会、妇女会，深入发动群众，彻底粉碎谣言。会后积极分子进行个别串联，对地富家中所雇的长工、短工、丫鬟等作了充分的动员，使他们密切监视、侦察和及时反映地富的枪支情况。通过这些工作，农会很快地掌握了不少地富家武器存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