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在大河家地区定居以来，与广大的回、汉、东乡、撒拉等各族人民杂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近代以来，保安族聚居区与周围临夏和青海循化等地区结成了共同的区域性经济。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侵入和影响下，保安族内部的自然经济基础也受到冲击，但是，由于保安族地区处于西北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区，且封建势力一直很强大，因此，社会变化也较缓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地区，地处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区，自然环境较差，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保安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呈现出一幅贫穷落后的衰败景象。
保安族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副业，部分人从事小商小贩。保安族在青海同仁时，经济社会发展已处于封建社会阶段，其聚居地位于隆务寺北的丘陵地带，除沿隆务河两岸的山川地外，登高环视，尽是连绵起伏的绿色草原。这里不仅有畜牧业，而且早已有了农业。但这里仅有的土地，绝大部分被当时屯边驻防的官兵和寺院（主要是隆务寺）、封建部落头人所占有，群众所占有的耕地并不多。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农民生活十分贫穷，常年不能温饱。保安地区在明、清尚属“边外”，保安人当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都比较粗陋简单，早期的农事活动，曾经历过一个阶段粗放的开拓荒地的过程，以后随着土地逐步扩大，人口不断增长，生产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从早先挖坑点种，以后发展为挖沟点种或条种，后来又使用“人拉犁”或“二牛抬杠”，开始了“撒播”、“条播”等耕作形式。但是他们的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工具落后，木制和石制工具在农业生产中仍占重要地位。常用生产工具有杠子（犁）、木铣、木耙、木叉、石磨、碌碡等，铁制工具有小尖铧、铲、镰等，另外还有绳、筐、背斗等；耕畜有牛、马、骡、驴，贫苦农民一般无力饲养大牲畜，主要用人拉犁。主要农作物有青稞、大麦、大豆、洋芋等。耕作粗放，浅耕散播，肥料较少，加之自然灾害严重，致使农作物产量低下。据传说，早年在保安城内有被称为“回回”保安人的各种手工业匠人，他们有制作土枪、弓箭的，有一般鞋匠和金银匠等。四寨子一带也有制作妇女头饰的，如银盾、耳环、簪子之类的小商品。经营小本生意、“跑脚户”是保安族群众经常性的商业活动，他们从河州、循化等地购得一些盐、茶、布匹等，去藏区换得皮毛等畜产品，再把畜产品贩往内地。明、清期间青海同仁的保安地区，随着保安站、保安堡等行政建制的加强与扩大，不仅成为一条通往西宁和内地的重要交通孔道，而且随着贸易往来不断扩大，又形成了一个塞外的商业据点，所以，到清雍正年间，保安堡已有“番”、“回”商贾100余家，保安四屯居民约千户以上。迁到甘肃临夏大河家地区后，在当地各族农民的帮助影响下，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在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和农作物种类上都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改进，使保安族的社会生产得到了发展。如耕地用的犁，生产中用的铲、锄，碾场用的碌碡等生产工具都有所改进。在耕作技术上，不断地总结出一套科学的轮作程序，如利用豆类作物根瘤菌肥田的原理，用“豆麦倒茬”法代替多年在一块土地上种植单项作物的陈旧耕作方法，使地力得到恢复，产量得到提高。在肥料使用上一般为农家肥。重视选种，并学会了拌种，如麦种用清油拌，洋芋用草木灰拌。引进新品种，以产量较高的“深肥窝”和“牛头”洋芋代替红洋芋。并开始种植春小麦。各种作物大多一年一熟，农作物品种逐渐增多，计有白麦、蓝麦、佛手麦、大麦、荞麦、豆子、胡麻、洋芋、糜子、大黄芥等。在一些川水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水源充足，开始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有白菜、芹菜、莲花菜、菠菜、菜瓜、辣椒、韭菜、葱、蒜、豆角等；果类有冬果梨、苏木梨、红枣、核桃、杏等。
农业劳动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男女分工较明确，男子担任犁地、灌水、送肥、运输等，妇女则担任积肥、施肥、撒种、拔草、收割、打碾等。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保安地区的社会生产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然而广大农民仍然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受到封建地主和官僚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众多的捐税和无偿劳役，使农民过着贫困的生活。因此，农业生产还处在十分落后阶段，耕作技术仍是广种薄收，粗放经营，产量不高，粮食作物亩产约50公斤。
手工业是依附于农业的主要副业，在保安族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比重。大多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进行，几乎每户人家都自己加工一些生活必需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商品性手工业较少，仅有刀匠、靴匠和铁匠等，由于市场狭窄，商品率不高，因此，生产规模很小。大部分工匠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农忙务农，农闲作工；工具简单，品种也不多，所得报酬低微；工钱多以粮食支付，一天为一个工，约合5公斤粮食。保安族的手工业以打刀业最为突出，早在解放前就已出现独立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前夕，保安三庄从事打刀手工业的已有110余户，约120余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经常自带工具到青海同仁县和甘南夏河等地去打制刀具。还有一部分工匠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只在农闲时打制刀具，借以补助农业收入的不足。保安族的打刀手工业，原是以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规模较小，一般不收徒传艺，多为父传子、兄传弟，有的是亲戚、邻居之间互相学习。生产设备简陋，仅有铁、锤、钻子、剪子、钳子、钢锉和炉子、风箱等，全部工序都是由一个工匠完成。所需的铁、钢、牛角、牛骨等原料，全部向市场购买，木炭大部分是自己烧的，少量购于市场。在一般情况下，产品自产自销，有时也有商人定货，转销各地。
保安族打刀技术的发展始于清代后期，在同治年间，保安族迁徙路经青海循化地区时，就向塔撒坡修制土枪的工匠学到了打刀技术。当时制作的腰刀式样简单，质量粗糙。到大河家后，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生产技术、工艺水平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930年后，制出的腰刀不但式样、品种增加了，而且质量也有显著提高。腰刀中以双刀和双垒刀最为著名，图案美丽，制作精致，人们称这种刀为“什样锦”。打制腰刀已成为保安族的特有手工艺。
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保安族的集市贸易也比较活跃，形成了以大河家和刘集两个集镇和临近的河州以及青海循化等地区域性的集市贸易中心。早期农民用副业产品换取生活和生产必须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民把粮食、蔬菜、瓜果等农副土特产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一部分农民从事副业和小商小贩活动，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一些富户人家兼营商业和高利贷。
保安族的农民大都在农闲时搞一些小商小贩，肩挑或驮运一些面粉、红枣、大蒜、盐、碱、核桃、辣椒、农具和刀子等到青海的保安城、隆务镇，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和临夏一带贩卖，以换回当地所需的羊毛、皮子和酥油等物品。他们本小利微，只能在邻近的县城集市贩卖，这种行商形式一般称之为“跑脚户”。有一些资金较大的富户，经常到四川的松潘和新疆等地经商，称为“松潘客”和“跑口外”。
地主富农兼营商业的性质与一般农民不同，他们的资金雄厚，来往于西藏、青海、兰州、成都、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有的甚至到印度经商。他们从我国的大中城市购买珍珠、珊瑚、獭皮、氆氇、绸缎、药材、茶叶等商品到印度去卖，从国外贩回毛料和布匹在国内销售，利润丰厚。
从以上看，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地区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提高，大部分手工业和商业虽然还没有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但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开始解体，但是，就全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来比，这里的生产力发展还十分低下，经济社会状况很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穷。
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处于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是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原在青海同仁保安地区时。保安族内部就有“坊头”之分，每坊都有一个头人，总称“四坊头”。这些头人是保安族的地主阶层，他们依仗政治权势，占有大量土地，出租给农民或雇长工，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佃户每年将收获的一半用来交地租，还要向清王朝和藏族封建部落头人交纳繁重的田赋。
保安族迁徙到甘肃临夏大河家地区后，原来的封建头人便与当地反动统治者相勾结，重新占有了大量土地。根据调查材料，到解放前，保三庄地主占整个总户数的2.7％（18户）、富农占4％（27户）、中农占36.3％（247户）、贫雇农占56％（372户），而他们所占耕地分别为20.8％、12.6％、41％、17％。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面积来看，地主富农平均每人占有土地10.94亩，中农每人平均占有1.98亩，而广大贫雇农每人平均仅有0.78亩。地主富农所占的大多是连片、肥沃的好地，而贫雇农所占的则多是沿山根的干旱或贫瘠的河滩地。在保安三庄地区，自然水源、林地也基本被“八大家”地主占有。
新中国成立前，保安三庄（包括大墩、干河滩、梅坡）的佃农有115户，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必然送礼立契，由地主决定租期与租额。实物地租是租佃剥削的基本形式，地租的交纳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活租（又称分成租），另一种死租（又称定额租）。地主对于租佃好耕地的佃户多采用活租剥削，由地主出一些籽种、耕畜、农具等，其他全部由佃户负担；收获后，地主与佃户六比四或七比三分成。对租种贫瘠土地的佃户，地主多采用死租剥削，不论年成好坏，佃户必须按地主的规定租额缴纳地租，地租一般占租地收获的40％一60％。除实物地租外，还有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如高赵李村的地主，在租佃契约上就明文规定佃户一年须有一人为地主无偿劳动15天。沉重的地租、劳役，使佃农贫困不堪。
在封建官僚地主的沉重剥削下，农民一年到头来两手空空。为了维持生活、缴纳繁重的苛捐杂税，农民大多不能不向地主富农借债。有些农民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不得不向地主、富户借债来做些小本买卖。有的农民交不清地租只好把它变为高利贷，地主富农则把高利贷看成自己积累财富、扩充田产的另一种手段。高利贷的名目繁多，剥削奇重，有“驴打滚”、“金鸡上架”等多种多样，年利一般高达50％以上。地主放债时，农民立下契约，以房地产等作抵押。农民无力偿还时抵押物即被占有，迫使农民失去土地房屋，沦为佃户和长工。
除上述主要剥削形式外，地主还以控制水磨、果园、油房等生产资料和控制水源来剥削农民。保安族除受地主阶级剥削外，还每年要向反动政府交纳名目繁多的各种赋税。每年一次的“田赋粮”（原为一年两交：春交银、秋交粮，后并为一次叫田赋粮）、附加粮，仅这两项赋税就要占一般农户全年总收入的20％左右，其他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能叫上名目的就有几十种，如大粮、丈地粮、小粮、兵款、马款、修路款、学校款、登记款、慰劳款、招待款等等。1927年以后，保安族地区还施行过一种“驮捐”，不论驮运何物，骡马每驮抽税160文（小铜钱），驴每驮30文，这就使很多兼营小商小贩而弥补生活不足的保安族群众加重了负担。
保安族人民最感痛苦的事，莫过于国民党统治者的拉兵派款。每年抓兵多次，按村分摊，不管家中有无青年，按户分派，凡是家中有男子的都难幸免，无人当兵就交纳现款。每次拉兵派款都是绳索捆绑，强行拉走，迫使保安族家庭只好将仅有的房屋与土地典当或卖掉，或被迫扶老携幼，逃往异乡。在旧社会，广大的保安族人民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惨遭压迫，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9年8月，保安族和临夏各族人民一起获得了解放，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安族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