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十四行集》之传统根脉发微王攸欣龙永干（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冯至全集》中收有冯至先生致陆耀东先生书信七封，显示出陆师在研究冯至先生历程中所下细密功夫，陆师所著《冯至传》，也确实是言必有据，于平实中见真知，决不作无根游谈。陆师对冯至先生与西方文化关系谈得相当切实和充分，对冯至与杜甫之精神关联也有所关注。值陆师八十华诞之际，弟子王攸欣与再传弟子龙永干敬献此文以祝寿。
冯至自己说，《十四行集》是在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直接影响下写成的i。确实，《十四行集》不仅格律上采用了十四行变体，在精神内涵上，也深受里尔克生存哲学的影响，里尔克诗的一些母题，诸如生与死，决断，自由等生存哲学的根本观念，也是冯至《十四行集》吟咏的基本要义，因此，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更进一层，他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如丹麦的克尔凯戈尔、他曾亲炙的德国教授雅斯贝斯的思想关联，也被充分探讨，这方面的研究，解志熙《生的执著》一书中关于冯至的一章——《冯至：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理解甚为透彻，作者可谓领会了包括《十四行集》在内的冯至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生存哲学之特点和精髓，并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在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毫无疑问，《十四行集》所表现的生存哲学，确实深受西方文化精神尤其存在主义观念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相对于中国传统而言，占有主导地位。从《十四行集》的行文用词上，我们也更多地感受到具有欧化倾向的新诗传统的风格，其智性的抒情方式也与里尔克诗风有近似之处，与中国古典传统主流似乎有一定距离。
不过，尽管经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传统对于冯至这样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其根深蒂固，不可摆脱，可谓宿命。而且，正如冯至很欣赏，在《传统与“颓毁的宫殿”》一文中予以引述的里尔克名言：“我解释革命是克服许多恶习而有利于最深的传统”ii，经过社会与文化的革命，传统的深层更显出生命力，更凸显其特征，也更令冯至珍惜。冯至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国民性持批评态度，颇多针砭，但对中国文化传统，却较少否定，他希望不要因为“颓毁的宫殿”而影响了对真实的传统精神的继承，譬如他对“认真”的生活态度的理解，就并不认为这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专利，他以曾子易箦和王羲之写字的故事来诠释“认真”的精神iii，而对自由决断，导致生命升华的一跃，他也以王羲之、陶渊明解职归去为最美的典范iv。在《十四行集》的写作中，冯至并没有着意弘扬传统，但中国传统的根脉，自然滋养着他的生命哲学，与西方传统相互印证，相互扬弃，也相互融合，构成其生命哲学的底蕴。但这方面，因为其潜隐性的特征——或许某些成分，连冯至本人也未必完全自觉——学界关注并予以阐发者很少，即使谈及，也多较笼统地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未及展开，略微具体的，或则只是谈十四行诗体方面起承转合的特征与律诗的相近，或则谈冯至关注现实民生的态度与杜甫的关联，真正从作为《十四行集》内核的生存哲学的层面来研究者，似未曾见。因此，我们试图予以探索。
一
1930年，冯至到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在这里潜心阅读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存在主义先驱的著作——不过，在冯至眼里，尼采并不是存在主义者——倾听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教授的哲学课，尤其再次沉潜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晚年诗作《杜伊诺哀歌》及《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为里尔克的认真、决断、不为世俗名利所动的人生态度所感动，产生精神境界的升华，不仅深受其诗作的影响，而且学会了里尔克观看宇宙间万物的方式。这在他的文章《里尔克》、《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序》、《认真》、《“这中间”》、《决断》诸篇中，多有表白，显示出他受上述诸人影响而形成的相近的生命体验、生存哲学、审美倾向和创作观念，这种影响也显然表现在他1941年创作的《十四行集》中。《十四行集》里，诗人对个体存在的肯定、对生与死的沉思、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等等都与存在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不容置疑。不过，冯至把他所理解的西方文化资源，熔铸于他的审美心理与生命体验，与他既成的文化心理、社会生活和生命体验等先在视界的各种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说，冯至先在视界中沉淀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对冯至本人接受存在主义观念，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有些他有所自觉，在文章和诗中有所陈述，而另一些则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因为这些因素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解释学和接受美学，都就这个问题谈得很透彻，外来文化理念要么与主体的性情体验相吻合、要么经过了接受主体的改造与“误读”，才可能真正深入到作家的生命体验之中。因此，一个接受主体面对异质文化，所持的态度应该是充分理解与领会，而不是轻率的表态与评判。冯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与留学德国时期，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哲学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态度。在《十四行集》中他礼赞歌德时，也崇敬杜甫，在讴歌梵高的热情时，也感动于鲁迅的“一觉”。我们仔细吟味与体验《十四行集》文本，所能感受到的是他的“心”在理解与领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超越所获得的一个“大的宇宙”。
存在主义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有着很大的异质性。不管存在主义在其发展流程中呈现出怎样复杂的景观，其一以贯之的观点是他们“把孤独的个人看作是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v。克尔凯郭尔认为“群众——在它的基本概念之中就是虚妄，因为它使得个人成为完全不知悔改和不负责任的东西，或至少由于把责任分散而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vi。冯至当时没有关注的萨特更是发出了“他人即地狱”的惊世骇俗之论。《十四行集》中的确强调个体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强调个体应当有所承担，但以传统儒家群体本位为集体无意识的冯至，对这种极端的个体取向以及蔑视群众的观念显然无法接受。于是，冯至积极地加以扬弃，把独立的个体引导至社会与群体的值阈中。《十四行集》中内蕴的是一种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自我与他人的融洽，个体和群体的统一。它强调个体并不是走向极端的个体，不是表现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和矛盾以确立自我的存在为旨归，而是表现出个体是以大我为本位，以群体为依托的。而这种群体本位思想既与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处境和生存危机有着直接的关联，也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中强调群体本位和民族大义有着内在的一致。因此存在主义的个体意识虽影响到了冯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先在性的文化传统所整合。不过这不是两者的简单调和与一般意义上的融合，而是一种成熟主体的创造，是新的生命意识的诞生。
《十四行集》中这种崭新的生命意识，首先正是体现在个体既拥有根本的主体意识，担负起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又并没有将其完全局限与自闭于个体自我的值阈之内，而是在主体生成的基础上将生命的价值导向群体、民族。在第一首《我们准备着》中，诗人探索了死亡对于生命的价值。在存在主义哲学中，真正的主体是在“先行到死”的体验中作出生存的抉择，是在一种“澄明”中直面一切苦难与危险，于是诗人的态度就是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但在这样一种生命态度中同时可以见到，“小昆虫”在“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时，是“经过了一次交媾”，是在自我牺牲时用自己的死亡换取了种族的繁衍；“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以自我的毁灭保障了他人与群体的生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命意识中，生与死的界限才得以超越；而在群体与种族的延续与生存中，死亡与牺牲才得以辉煌与灿烂。个体的价值不是封闭的自足，他人与群体也是价值获得确证的领域。于是，生与死的症结才得以解开，群体作为价值母体也再次获得了体现。而这样一种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由儒家坚守和护持，或许正像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所言，正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因为儒学将它的所有一般观念根植于对已存的习俗、学问和历史先例的缜密研究之中，它独自许诺将个体完全一体化为他的文化、社会和宇宙之中，这一定是中国社会得以延续的秘密之一。vii所以《我们准备着》一诗，不止表达了冯至对于个人面临死亡时的生存决断的思考，也不止表达了选择死亡的方式是生存的自觉，是生命的辉煌的观念，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生存意识中，面临死亡作出决断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与儒家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在《威尼斯》中我们见到的是一座一座“寂寞”的岛屿在“拉一拉手”、“笑一笑”中“结成朋友”、成为“千百个寂寞的集体”。有人把这里的“寂寞”坐实为“孤独”，可能离开了文本的原意，此中“寂寞”是一种冷静与沉着的理性，是经历了苦难和风雨、历尽了艰辛与挫折后的成熟。而“岛屿”则是一个个生命个体的象征，他们之所以是“寂寞”的，那是他们并没有为群体所湮灭。在存在主义看来，对于“孤独”与“寂寞”的强调是他们对于生命思考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但冯至没有让个人的“寂寞”陷入封闭与伤感，更没有成为生命的泥淖，而是让人理解到每个人都是承担着作为生命主体的责任与意志，于是在祛除浮躁与叫嚣的混沌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才能成为强大的“集体”，成为更为坚定的“朋友”。此处固然有着对个体意义的强调，但是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归属仍然没有远离群体本位的值阈。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成熟的群体本位，让个体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途程中，总是自觉地承续着先驱者的成就和业绩。于是，在《给一个战士》、《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诃》中，诗人对他们的奋斗与努力在生命“同情”的理解上给予了高度的讴歌和赞美。诗人也在他们的导引和启迪下自觉地承担起生命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种文化守成的态度，也是人类真正实现自我进化和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其心理情感上是延续了中国儒家文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持存与守成的文化心理，它与存在主义破坏偶像、强调绝对的自我本体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这些文化先驱与艺术大师面前，诗人并没有一味地膜拜，而是在理解中致敬，在“同情”中产生生命的感发，并没有因为“偶像”的存在而“取消自我”，让自我“沉沦”，这种情形是存在主义生命个体意识的一种表现。对于文化大师、人类英雄是如此，对于默默的个体和平凡的生命诗人同样是抱有着虔敬的忠诚和无限的爱意。在《有加利树》中诗人见到了有加利树“筑起一座严肃的殿堂”的崇高和神圣，但在《鼠曲草》中，诗人在渺小的鼠曲草身上发现了她的“高贵和洁白”，她的“伟大的骄傲”。作为现代意识中的主体，不仅是对文化传统与既定成就进行自觉的承载和延续，更要有着一种真正的人道精神和生命意识。尊重生命自身的意义、价值、尊严，才是真正的生命个体得以成熟和成立的前提。
冯至《十四行集》一个恐怕令所有读者都会感觉到的特点是，他非常频繁地采用集合人称——“我们”，从第一首《我们准备着》，到最后一首《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总共27首中，15首采用了“我们”作为主语，“我们”这个人称异乎寻常地频繁成为主语，这在里尔克的诗中，以及西方所有诗歌中，都甚为少见，甚至在中国新诗人笔下也并不多见，这些诗除第21首《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外，将“我们”替换成“我”也大致并不影响整个诗歌内容的传达。但诗人之所以要将“我们”作为经验的主体，决不是随意而为，恰恰显示了诗人在主体意识中对于私语空间和个体话语的一种自觉超越。这里要注意的是，冯至在诗歌中所指向的并不是个体和群体的简单相加或累积，而是在现代理性的烛照下，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和责任，在共同担负着民族和历史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一个理性的、自觉的强大群体。冯至的沉思，既没有走向传统的泥沼，也没有走上西方的险途，而是在追求生命主体性的基础上将生命的价值引向了群体与大我，这种价值取向恐怕既是对西方个体本位观和儒家群体本位观的继承，又是对两种传统的创造性超越。
我们还注意到，在对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上，冯至更倾向于儒家而不是道家，道家的委运任化，自然无为，逍遥自由的观念明显为冯至所不取，冯至《十四行集·序》谈到，十四行诗的诗兴是由庄子逍遥游的梦想引发的：“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天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这是诗集里的第八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因为我是那样久不曾写诗了。”viii不过，这首最早产生的十四行诗，却并不是对庄子自由观的阐扬和礼赞，而是对逍遥游梦想的否定：
是一个旧日的梦想，眼前的人世太纷杂，想依附着鹏鸟飞翔去和宁静的星辰谈话。千年的梦像个老人期待着最好的儿孙——如今有人飞向星辰，却忘不了人世的纷纭。他们常常为了学习怎样运行，怎样陨落，好把星秩序排在人间，便光一般投身空际。如今那旧梦却化作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
这首诗写冯至看到了我们自己的飞行队在天空飞翔，想起似乎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实现了庄子的鲲鹏展翅逍遥游的梦想，但我们的飞行员们并不是像庄子那样，想脱离和逃避纷杂的人间世，却是要以自己的努力重新安排人世间的秩序，他所欣赏的正是飞行员们积极入世的态度，而不是庄子逍遥避世的梦想，所以诗歌最后说庄子的旧梦，已经“化作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也就是成为已然失去活力了的旧梦。在《十四行集》的其他诗中，冯至表现出的自由观，是一种敢于承担责任，敢于面临死亡进行决断的自由观，与庄子那种追求任性适意、无所作为的自由观也完全不同。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冯至最钟爱杜甫，跟杜甫仁民爱物，穷年忧黎元的儒家关怀，接受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是直接相关的。同时，冯至也相当自觉地学习杜甫那阔大开朗的胸襟，使《十四行集》有着他此前诗歌不明显的气度阔大的审美特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冯至对传统的继承，也是有所选择的，而这种选择，同样也建立在他所接受的西方存在论的观念上，所以，西方思想也不断构成着他的先在视界。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