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余位代表忧心忡忡群集武汉，总书记的右倾报告使大会如沸如羹，共产国际厉言妥协，瞿秋白、任弼时拍案而起，毛泽东提案遭到拒绝，蔡和森疾斥中央领导层。1927年初春，一言难尽的一次党代表大会……
80余位代表汇聚江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革命还只是局部失败。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工农运动还在继续高涨。工人普遍建立了纠察队，斗争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权、参与管理。两湖的农民运动也仍有较大发展，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惩治了一批土豪劣绅。有些地方的农民还自己起来插标占田。工农运动仍在向纵深发展。军事方面，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再度誓师北伐，随即开赴河南前线，5月28日在河南临颖大战中击溃奉军主力，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都说明挽救革命仍是有希望的。
然而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却面临着反动军阀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长江和京汉、粤汉铁路的运输均被切断，帝国主义者关闭了他们在武汉的工厂、
银行、企业，中国资本家也纷纷抽逃资金，关厂歇业。武汉地区粮食供应紧张，商品短缺，财政收入锐减，军费无着。劳资关系亦日趋紧张，资产阶级严重动摇。农村的土豪劣绅开始猖狂起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这时也“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压制工农运动，攻击共产党。武汉形势日益恶化，革命进入紧急关头。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为了制订新的方针政策以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五大原本定于1927年春召开。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对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而非常不满，对党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迫切要求解决。陈独秀、彭述之等担心按原定时间召开五大会对他们不利，因而想把会期推迟到1928年。但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坚持应立即召开五大，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也强烈要求召开五大，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和决定挽救革命危机的方针政策。这样，经过短暂的筹备工作，五大便基本上按原定时间召开了。
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夏曦、苏兆征、向警予、蔡畅、杨之华、王若飞、郭亮、易礼容、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述之等80人，代表党员5700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国民党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锴等也应邀出席。大会的开幕式是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举行的。该校校长王觉新穿着西装出面招待来宾和众位代表。
这一天的大会完全是一个开幕仪式。会议的主席台上高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接着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的代表也先后致祝词。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项德隆）领了一队纠察队，向会场来行礼。国民党代表除徐谦外，还有谭延锴和孙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发言。另外还有苏、英、美、法等国共产党代表。
五大主席团成员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大会设立的政治委员会由陈独秀等13人组成，瞿秋白为秘书；土地委员会由谭平山等10人组成，毛泽东为秘书；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等9人组成，邓中夏任秘书；大会秘书处由蔡和森、张太雷等5人组成，蔡和森为秘书长。
为了防止反动派袭击，五大的正式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不许登报。武昌的大会只起一种烟幕作用。第二天第一小学就没有代表的踪影了。会议移到汉口来开，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同乡会馆（地处汉口济生三马路）。而且从开幕式至大会真正开始议程，中间还隔了几天。
实际开会的地点——黄陂同乡会馆，形状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地方，可在里面油印文件。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有一条鹅卵石路，两旁是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大门旁边有一二间房子，住着几名卫士，因为必须时刻防备反动派的袭击。至于门外，那一片荒地上，也天天有唐生智部下的兵士在操练机关枪。不难看出，此处是个安全僻静，适合中国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
黄陂同乡会馆五大的会场内，依然布置了主席台。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着很长的红标语，这是大会的秘书长蔡和森精心布置的。这些标语大致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口号。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一些新的宣传口号。
总书记的右倾报告
五大会议首先由陈独秀作政治和组织的报告，报告长达5个小时。
陈独秀首先说明：“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间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够，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谈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11部分。”
其实这个报告已够“详细”的。长达5个小时！那一大叠稿纸在他手中不时往前翻去。4月底的武汉，天气已开始升温，陈独秀汗流浃背，台下听报告的人也不断出汗。他虽长期生活于南方，但武汉这全国有名的“火炉”，也使他难受。他出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边作报告，一边又担心这报告通不过。因为会前就已不时有人在指责他的右倾错误了。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大都是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陈独秀所说的报告共分11部分，其第一部分是“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报告把党的四大以来的工作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党的四大至1925年12月，以共产主义高潮为特征。第二个时期，从1925年12月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从南口等地撤退，以革命运动的低潮和反动势力的加剧为特征。第三个时期，从北伐战争开始到国民军占领上海，以革命的复兴为特征。第四个时期，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资产阶级已经完全脱离开了革命战线。
报告的第2部分至第ll部分，分别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陈独秀报告的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而是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
报告认为对中山舰事件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是正确的。陈独秀认为，共产党的退让，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在广东发生这样的错误应该认为是可以宽恕的”，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够压倒蒋介石”。对于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他认为是错误的，是“不懂得革命的方法”。报告对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勾结汪精卫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认识不清，对小资产阶级由于动摇而开始追随反革命势力，也缺乏认识。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说，“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他还认为土地革命的深入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在打倒新旧军阈之后再来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反对在打倒旧军阀和蒋介石新军阀之前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关于革命发展方向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他认为，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东南各省的势力很强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应该退到西北各省去，因为那里帝国主义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易于积聚。因此，“现在，革命在向西北发展，而不是向东南发展。东南是帝国主义的基地”。
到会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很不满意，纷纷发言进行批评。围绕这个报告，黄陂同乡会馆内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都发了言。瞿秋白根据他于1927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一些论点，对陈独秀的报告再次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发言，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大会对陈独秀向资产阶级妥协退让及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批判，指出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做他们的尾巴。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速农民的斗争。大会还批判了陈独秀和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确立了在东南发展革命的思想。大会认为东南各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有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组织，党必须在这些地区毫不留情地与反动势力作战并建立和巩固革命的根据地，而不能将这些有相当政治经济基础的地区拱手送给资产阶级。大会还批判了陈独秀对土地革命的消极态度。可见，中共五大虽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召开的，但它却冲破了陈独秀家长制统治的藩篱，开始了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较为系统的批判。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瞿秋白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报告的激烈反对者。他对陈独秀没有自我批评的诚意、毫无承担责任的决心的作法，很是气愤。其实，与他同样心情、感到对报告不满和压抑的人，何止瞿秋白一人！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地说：“糟糕！”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愤慨。
瞿秋白默默地抽着烟，沉思着，然而却早已成竹在胸。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瞿秋白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o代表们看到这醒目而尖锐的标题，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和议论声，会场终于出现了活跃的气氛。
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问题也提得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瞿秋白的小册子，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动力、前途、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彭述之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放弃革命领导权的依据。瞿秋白尖锐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所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争取，从而尖锐批判了“天然领导权”思想。
瞿秋白还认为无产阶级要争夺领导权，就要切实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指出，五卅运动以后，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的妥协动摇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资产阶级脱离了他们的影响。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事实17例。接着他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瞿秋自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中，还深刻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掌握革命武装等重大理论问题。
关于土地革命的重要性问题，在黄陂同乡会馆内的五大会场处于激烈争论之际，瞿秋白于1927年5月4日撰写了《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一文，在5月8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5期上发表。文章掷地有声地指出：“所以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于中国的统治和剥削，便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为此，亦就更加要彻底扫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乡绅在农村中的政权。必定要农民得有享用土地的权利……然后国民革命方能成功。换句话说，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
关于军队问题，瞿秋自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中呼吁道，无产阶级要切实抓紧军队工作，要使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队。
他还强调，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无产阶级还应当懂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中国无产阶级要在党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义，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