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是受陈独秀的委派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包惠僧原是武汉党支部的负责人，1921年初带着几名青年团员由武汉到达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后因海路中断，加以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予上海党组织的工作。5月中旬，李达、李汉俊派包惠僧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党务工作方面的问题，当时，包惠僧尚无固定的社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人苏新甫，介绍包惠僧暂时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党员会上，陈独秀提名陈公博、包惠僧出席党的“一大”。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做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包惠僧7月15日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到达时间是7月20日。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李达在发信通知各地之后，交代他的夫人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参加上海女界联谊会的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距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加之正值暑假，教师和学生部分离校，代表住在此处易于保密。于是，王会悟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
7月23日，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外地来沪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大东旅社外，均住宿在事先安排的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此处环境清静，陈设简单，有的房内有简易的木板床，有的只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代表们寄宿于这所简朴的校舍，却展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各地代表在博文女校开了一次预备会，大家见面会商，交换意见，确定会议即可召开。“一大”结束后，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都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一大”的经过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址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典型的上海里弄住宅式的建筑。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会场即在楼下客堂中间。
代表们先后到达会场，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室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未能出席会议。临开会前才另定了主持人选。因会议主持者，必须经常与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仅俊都不喜交往，与马林接触后，彼此关系也不够融洽，遂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与周佛海任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情况，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各种问题，首先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马林、尼可尔斯基在会议上热情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接着，马林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还提出中国党目前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建议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可尔斯基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载：“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同志和尼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代表们商讨了这次会议的议程和任务，认为代表大会应讨论和决定如下问题：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工作情况，并交流经验；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明确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并制订出具体工作计划；选举中央机构，建立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些议题分别安排在各次会议之中，并力求作出一致的决定。
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由于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工作只是初步展开，因此，代表们的报告大多比较简短。
各地代表在会议上首先汇报了本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建立党团组织的简况。代表们指出：各地党组织于去年先后建立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的兴起及其在斗争中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于这一切所形成的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建立革命政党的愿望和要求。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又使党的建立由酝酿变成了行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伴随着党的建立而产生，成了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但是，在建党初期成员比较复杂，加入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由观点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分化，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则退出了组织，这就使党内较为纯洁和一致了。
各地代表接着介绍了本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情况，指出这个期间主要抓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两个方面的工作。各地先后公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并且出版发行了党的机关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译着以及通俗小册子。各地党组织还注意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工人运动，部分党员开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密切感情，调查工人现状，并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出版工人刊物，建立地区性的产业工会，组织罢工斗争，等等。
各地代表在报告本地区工作时还指出：由于党组织成立时间较短，缺乏经验，党员数量少，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源，因此，党的工作尚不能有计划地展开。这与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是不相称的，今后需要努力创造条件，进行更为有效的工作。
7月25、26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
会议之前，虽然进行了一些酝酿和准备，但由于时间仓促，未能事先拟就供代表们讨论的会议文件草案。“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在这个期间没有开会”。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组成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会议文件。
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况，后来又经历了长期的白色恐怖，这两个文件的中文原件未能保存下来。现存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俄译本原存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移交我国。英译本系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这两种不同文字的译稿，经过两次翻译，在文字表达上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但条文和内容却基本一致。从来源和内容上看，这两个译本都是可信的。
7月26、28、29日3天，大会举行了三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起草小组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代表们各抒己见，既有一致的认识，又有争论和探讨。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在党员能否当议员或者到现政府中做官等问题上，引起了激烈争论。“代表大会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争论以后，做出了最后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能否得到执行委员会许可做官和做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不同意上面的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了。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共同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进攻，我们不应当参加国会，而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而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使我们的情况有任何好转，加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也只有利用国会，才能使我们的情况好转，
才能为发展社会革命事业服务。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我们在平时要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希望在旧制度的范围内建立新社会是无益的，即使试作一下也是无益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会对国会抱有幻想，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采取彻底的手段。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没有得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来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作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没有出席第二、三、四、五次会议，每次会后由张国焘向马林报告会议进行的情况。7月30日晚，举行了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纲领和决议。但是，这次会议未能正常进行，刚开始就受到了法租界巡捕的侵扰。
30日晚上8点多钟，会议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人们询问这个不速之客时，他含含糊糊地回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后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他表示歉意后就匆忙退了出去。李汉俊寓所附近有一个“社联”，但这个组织没有姓王的人，也没有设主席。这更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他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会议被迫中断，在场的人先后离去，这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
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李汉俊寓所。法国警官带着几名中国密探进入室内，先监视了李汉俊、陈公博的行动，接着进行了搜查。这些巡捕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因为涂改很乱，字迹模糊，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