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排行榜
如果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要说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话，那一定让人不服气。
譬如将蹴鞠说成足球的起源，将高尔夫的老祖宗追溯到捶丸，甚至说今天的机器人早在周代就已出现，肯定是要让人犯嘀咕的。但如果换个说法，比如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估计谁都会没意见的。现如今，排行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拥挤在各种各样的传媒里，只不过有些排行榜是没有人相信的，比如说香港大学排名在斯坦福大学前面之类。但有些排行榜却权威得很，历史也长得很，如福布斯排行榜，跟它较劲的就不多了。
不过再详细推敲一下，福布斯排行榜也早不过一九一七年去，因为该排行榜的母体《福布斯》杂志，就创建在那一年，至今不过九十岁出头而已。《福布斯》有好几种排行榜，其中最负盛名的自然是富豪排行榜了，每年都有新闻可做，每年都吸引许多人的眼光。极少数的是关心自己有没有上榜，再决定是应该默认或否认；绝大多数的当然只是看热闹。这种排行榜的作用何在，因为我非经济学界人物，实在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但因为我后半生是教历史的，倒真的容易将现代的东西与古代联想在一起。这一联想，也就觉得，富豪排行榜虽然吸引人，但也不见得就是史无前例的发明，要是翻翻司马迁的《史记》，似乎这榜也就透出不新鲜了。
《史记》一百三十篇，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这一篇今人往往是放在书的最前面的。但斯时的人多自谦，就放在最后了。所以要按现在的看法，《史记》真正的最后一篇是哪一篇呢？那就是《货殖列传》。这一篇虽然放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相反，它还是司马迁历史哲学思维的典型代表。有人甚至说，读《史记》不读《货殖列传》，等于未读《史记》。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一篇列传所说明的道理与差不多两千年后的恩格斯的一段话可以说相去不远。恩格斯曾说过：“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与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没有人认为贪欲与权势欲是好东西，但你却不能不承认，恩格斯说的这话的确在理。那么《货殖列传》到底是为什么人立传呢？说白了，就是为有钱人立传。这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人做过，在司马迁之后，只有班固模仿并抄袭着做了一篇。再往后，二十二部正史里就再没有人敢为这些人立传了。
司马迁为什么要为这些人立传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他了解人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性如此，而如果善于赢利赚钱的人，只要他不祸国殃民，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又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聪明人何以不学学呢。更进一步，他还看不起那些高谈仁义主张越穷越光荣的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因此他在《货殖列传》中不但举了先秦时期许多富豪成功的例子，而且更将汉代建立以来发家致富的典型与他们的财富数量排列出来，作为表扬的典型。这种做法在言义不言利的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可谓惊世骇俗。所以班固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有三个大缺点，那第三点就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
其实不但是两千年前的班固这样看。倒退四十年，我们不也还是这样看的吗？越穷越光荣成为一种征侯，成为一种情结，以至于将发家致富看成是万恶不赦的事。可是司马迁生在两干多年前，他就看出了有钱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还为这些人立传，这可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吗？货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货，就是钱。钱也是货，但它是通货，用它可以换来一切的货。殖是什么？就是生息，就是增值。所以货殖就是发财，就是致富的同义词。只不过前者雅后者俗就是了。闲话少说，我们就来具体看看司马迁给汉代人所做的富豪排行榜吧：
一、“蜀卓氏。”即川西卓氏家族。这一家族的先世是赵人。秦灭赵，将卓氏迁到四川来。许多被迁之人都行贿官员，希望迁到近处，不要远谪。但卓氏夫妇有眼光，他们早就有信息，知道川西山区有铁矿，因此自愿远迁，到了临邛这个地方。其后“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干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具体财富多少，司马迁未明言，但有钱到与皇帝可比，那真是豪富了。
我很怀疑那看上司马相如的卓文君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冶铁能致富，今天依然如此，否则不会出现前一时期许多重复建设钢铁企业的弊病。与蜀卓氏同样在临邛以冶铁发家的还有所谓程郑者，这是从山东被迫迁来的富豪，财产与卓氏亦有得一比，司马迁将其附在卓氏之后。
二、“宛孔氏”。豫西南阳孔氏家族。孔氏原是魏国人，秦伐魏，将孔氏迁到南阳。这一家族本来就是以冶铁为业，到南阳后，依然重操旧业，“家致富数干金”。
三、“曹邴氏”。鲁西邴氏家族。曹县在今山东西部。这里的人历来俭啬得很，曹氏家族尤其典型。他们也是以冶铁起家，“富至巨万”。而后又投资商业金融，“贳贷行贾”遍天下。在曹氏家族的影响下，邹鲁一带的人都不好读书而喜下海了。要知这里可是孔圣人与孟亚圣的老家，过去读书的风气是一级浓的。
四、“齐刀氏”。山东刀氏家族。刀氏所在的齐地，即今山东半岛，那里的风俗是看不起奴仆的，尤其是蛮狠狡猾的奴仆，更让人担心。但有刀间其人，却招引了许多这样的奴仆，而且放心让他们去“逐渔盐商贾之利”，还让他们结交官府，结果是“起富数千万”。这是能利用人力资源而致富的典型。
五、“周师氏”。洛阳师氏家族。洛阳是东周天子之都，位于天下之中，最利于行商。师氏正是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广泛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以至资产达到“七千万”之巨。这一榜样为洛阳许多人所模仿，甚至为了做生意而至于过家门而不入，成为一种风气。
六、“宣曲任氏”。宣曲具体在今何地，已不可考，但一般以为是在当时的首都长安一带，也就是今陕西关中。任氏家族的祖先做过秦朝的管粮仓的官员。当着秦朝灭亡的时候，英雄豪杰所争的都是金银财宝，只有这位任氏老祖宗慧眼独具，专门收藏粮食。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天下纷纷攘攘，老百姓无法种田打粮食，一石米价暴涨至万数，于是那些豪杰的金银财宝自然而然都到了任家。任氏家族就是靠这个发起来的。发财之后，一般的富人都穷奢极侈，但任家却折节为俭，投资农业。一般人买田置地以及购买牲畜，都是捡便宜买。但任家却挑质优价贵的买，结果取得保证质量的优势，将财富保持了许多代。
借着农牧业起家致富的还有桥姚一家。
他藉着边关的开放而得利，有马千匹，牛两干头，羊一万只，粮食多至万钟。
七、“长安无盐氏”。此无盐氏不知其始末。他的发财只靠第一桶金，这一桶金是靠冒险而掘到的。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个诸侯国叛乱，住在首都长安的列侯封君必须从军平叛，因此个个需要借高利贷以“行从军旅”。其时叛军声势颇大，连皇帝都被吓得不轻。而这些列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还不知关东将来落在谁手。所以没有人敢借钱给这些列侯。偏偏无盐氏有眼光，看准了叛军必败的前景，出钱贷款给列侯，利息是以一还十。
三个月后，叛乱平定。无盐氏获息十倍，成为关中的首富。
以上是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最重要的，有头有脸的富豪。在这些人之后，司马迁还一笔带过首都长安附近地区的其他富豪：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你能说以上所列不是一个富豪排行榜吗？真正是不折不扣，一点附会的成分也没有的排行榜。但在《货殖列传》里这还只是一个核心排行榜而已。在此榜之前有先秦秦代的简明排行榜，在此榜之后还有汉代另一个排行榜，虽然比核心榜略有逊色，上榜者所从事的多是所谓拙业或为时人所看不起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业，但因为他们是“用奇胜”，依然赚了大钱。这个排行榜可以简述如下：
种田是最难以发财的拙业，但秦扬其人却富盖一州；盗墓乃奸事，而田叔以此起家；赌博是恶业，而桓发以之发财；跑单帮是为人所看不起的贱业，但雍县的乐成以之富饶；贩卖牛羊油脂的人地位很低下，但雍伯以此致千金；卖淡酒实在只是小本生意，但某张氏却因此成为千万富豪；磨剪子镪菜刀更是薄技小道，而郅某人却能做到钟鸣鼎食；做腌腊生意实在容易，但某浊姓却驷马连骑；做兽医不过只开粗浅的药方，但张里其人却能因之而富贵。
至于先秦秦代，司马迁也列出了以下七名超级富豪（先秦五人，秦代二人）：陶朱公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干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孔子门徒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周人白圭，乐观时变，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而发家。鲁国的猗顿用卤盐起家。邯郸郭纵则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秦代的乌氏倮靠畜牧发家，牲畜多到用山谷来衡量。而巴寡妇清，则靠着祖先所得丹穴，擅其利数世，家产不訾。
这真是做什么都能发财，发了财都能客观地上司马迁的排行榜。当然司马迁并非鼓励奸业贱行，只是作为历史学家他敢于担当，要把这些事情如实地记载下来，可惜干百年来，很少有人能赏识到司马迁这种思虑过人之处。在西汉中期儒家已经被宣布为独尊的时代，司马迁还能特立独行，指出能发财致富的人也是“贤人”，而且将其罗列出来，虽也不明说是榜样，但目的却是公开的，那就是“令后世得以观择焉”。这意思就是你们后代的人看着办吧。两千年后的今天，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此起彼伏，比照起《货殖列传》来，还真是小儿科而已。
苏联文学的主流、潜流和逆流蓝英年
一九四九年以后，苏联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从一九四二年译成中文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是党团组织推荐给中国青年的读物。已出版了二十几个译本，印了无数次，印数总有几千万册吧。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革拉特科夫的《水泥》和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都是建国前后中国青年的热门读物。这些书都是我上高中时读的。上大学后又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和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作品。这些小说都属于苏联文学的主流文学，在中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主流文学即苏联官方肯定的文学。
要谈苏联主流文学还得从文学团体“拉普”谈起。“拉普”成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是无产阶级作家的组织。参加的作家都是从工农兵中涌现出来的年轻作家，他们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无限忠于斯大林。他们排斥、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即所谓同路人作家。“拉普”成为斯大林控制苏联文学的有力工具，深受斯大林的赏识。“拉普”
把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创作方法。更把斯大林的每次讲话作为自己的创作方法。现在看起来荒唐可笑，但我国这类荒唐的例子还少吗？“拉普”的主要领导人是总书记阿韦尔巴赫、书记基尔雄和法捷耶夫。阿韦尔巴赫是高干子弟、文艺理论家，基尔雄是剧作家，他的剧本经常在剧院演出。法捷耶夫来自远东游击队，参加过内战。一九三二年正当“拉普”迅速发展的时候，斯大林忽然下令解散“拉普”。解散“拉普”的真正原因是“拉普”开始不听他的话了。比如在对待高尔基的态度上。斯大林需要高尔基，需要利用高尔基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一再表示欢迎高尔基回国领导苏联文学。但高尔基关心俄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敢于为他们说话，并且不是“拉普”成员。“拉普”仇视非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对高尔基的态度不满，一直排斥高尔基。西伯利亚“拉普”分会甚至提出过“打倒高尔基”的口号。其次，“拉普”作为一个组织，即便是文学组织，发展得太快，七八年间分会已遍及全国。斯大林最忌讳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外建立其他组织。因为他担心任何组织都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潜在对手。“拉普”的作家都太年轻，犯了忌讳还不知道，并对解散“拉普”极为不满。领导成员中只有法捷耶夫拥护中央的决定，发表文章表示支持，这就得罪了“拉普”的其他领导人。“拉普”总书记阿韦尔巴赫把法捷耶夫视为叛徒，并与他绝交。一九三四年八月成立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从国外回来，担任作家协会主席。作家协会仍然以“拉普”成员为班底，前“拉普”重要成员都进入作协书记处。但“拉普”两名主要领导人阿韦尔巴赫与法捷耶夫的矛盾并未解决。高尔基为了调和他们两人的矛盾，在家里举行一次宴会，斯大林也出席了。高尔基以长辈的身份讲话，希望年轻的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为苏联文学的繁荣而奋斗。斯大林突然站起来，举起酒杯，把阿韦尔巴赫和法捷耶夫招呼到跟前，要他们尽弃前嫌，碰杯和解。法捷耶夫举起酒杯，伸手同阿韦尔巴赫碰杯，斯大林在一旁得意地看他们碰杯和解。那知阿韦尔巴赫把举杯的手缩回，弄得法捷耶夫十分尴尬，斯大林同样尴尬。斯大林不愧是斯大林，面对尴尬的局面竟说出这样的话：“你们看，阿韦尔巴赫有性格，法捷耶夫没有性格。”斯大林这句话决定了他们两人的命运。阿韦尔巴赫有性格，斯大林必然除掉他，法捷耶夫没性格，斯大林必将重用他。不久，阿韦尔巴赫被捕，他确实有性格，不堪受辱，在押解时跳楼自杀。法捷耶夫成为斯大林文学总管。
法捷耶夫说过：“我一生最爱两个人，也最怕两个人：斯大林和母亲。”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在对文学的看法上，常与斯大林不合。
但他总能强迫自己相信党的总书记是对的。
但对有些事他怎么也想不通。比如，斯大林对他说，他的助手帕夫连科（着有小说《幸福》、电影脚本《宣誓》和《攻克柏林》）、着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着有小说《苦难的历程》、《粮食》、《彼得大帝》和剧本《伊万雷帝》）和爱伦堡（着有《人·岁月·生活》、《巴黎的沦陷》和《暴风雨》）都是外国间谍。法捷耶夫与他们朝夕相处，了解他们，不相信他们是间谍，但又不能不相信总书记的话，于是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只好在醉乡中寻求解脱。法捷耶夫终于成为酒鬼，经常被关进医院强制戒酒。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为不少人平反，其中包括许多作家。作家们纷纷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很多人的冤案并不是法捷耶夫制造的，而是他的前任斯塔夫斯基干的，但斯塔夫斯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人们便把账都算在法捷耶夫身上。法捷耶夫在作家当中成为众矢之的，无法为自己辩解，想找赫鲁晓夫谈谈。但那时赫鲁晓夫正陷于权力之争中，没有时间接见他。法捷耶夫万念俱灰，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家中开枪自杀。“拉普”的另一位领导人剧作家基尔雄一九三七年被枪决。这就是坚决拥护斯大林，为斯大林卖命的“拉普”领导人的归宿。他们都是苏联主流文学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