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历来少被人们注意与深思的是——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着某些不足。例如：一、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二、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联合战线的时期；三、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普遍性的规律提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
当时正担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是在半个多世纪后，他耄耋高龄、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写出以上文字的。看得出来，面朝已驾鹤西去、站在九天之上的毛泽东的伟岸英灵，他下笔是端恭谨慎的，用辞也较温婉。但历史，是岁月已凝固成各色事件的建筑物的广场，拒绝一束束的灵光。如果能简单称其为“某些不足”的话，这些“不足”，却为日后中国革命的曲折艰辛、中国建设所要经历的巨大阵痛，埋下了一行行危险的伏笔……
毛泽东发表这篇文章前，曾在湖南区委作了一个相同内容的报告。报告完后，他问李维汉有什么意见。李认为，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大量对“痞子运动”的攻击，就只强调流氓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也有破坏性的一面。毛泽东当即表示接受这一意见，日后此文在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将“踏烂鞋皮的……”
整个一段删去。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有一句专利属于他的话，即“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亦未收入他的选集里。但这一明确无误的指认，当时成了宝典，从墙头标语，手中纸旗，到审问、游乡时老妪童子都会喊的口号，“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回到武汉，毛泽东见到了张国焘，据张国焘回忆——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什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
这期间，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的中共代表谭平山，也回到了武汉。会上，斯大林雷霆般威严的声音在支持毛泽东：“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得罪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共湖南区委像是视自己为一个淘气的孩子，关在家里闷得无聊时，乱打了一个一一〇电话报警，在赶紧写出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顿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统治……”
一些国民党左派也天真得可爱，以为农运这把火烧得越旺，早就有分裂之心的蒋介石，越不可能到火中去取那颗栗子。
孙科跑到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呼吁：“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回来，公公道道地分配。”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上，与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一起，也是委员之一的邓演达先生提出：“要解决农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即由减租减息，马上转入没收并分配地主土地阶段……”
此时的毛泽东还在武汉国民政府上班。在土地委员会里，设立了一个五人小组，他是组长，主持起草一个土地问题的决议。
这一文件规定，“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这个标准本身尽管不很明确，但还是比较温和的。而毛及其五人小组通过的一个《土地调查》，其内容则要激进得多。它规定：“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百分之十三（笔者注：意指以上诸种成分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三），均是反革命的。”大家还记得，毛自己的父亲占有二十二亩地，因此，他为反革命所订的标准实在是非常低的。（[美]斯图加特·施拉姆《毛泽东》1987年12月第一版。双引号内，系施拉姆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不够反革命的标准；但够这一标准、将被无偿剥夺土地的“反革命”，在三湘大地上，将多似仲春时节满目金黄的油菜花上那翩翩起舞的蜜蜂、蝴蝶。
谁都知道油菜能够榨油，谁都盼着早点榨油。中共湖南区委的同志们，觉得坐在油菜地里等候武汉国民政府颁布正式土地法令，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情。他们和毛泽东同一个想法：不要去等正式法令颁布了，在湖南可以立即实行自下而上的捅标分田！毛泽东还预言：只要有四个或五个像湖南这样的省，那就有可能立即彻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一边是乡下群情如炽，一边是城里传言如织：
有人说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在乡间的亲属被农协杀害了。
有人说，也归唐生智所辖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已遭农协关押……
一双眼睛，发光，凶暴，还有几分因压抑太久而终于通畅的快意，就像一条大蜥蜴逮到了猎物时的眼睛。
五月二十一日晚，该军第三十四团团长许克祥，召集各营长及参谋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反共。一到零点，该团兵分三路，分别包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农民协会、湖南省总工会等单位，除郭亮、夏曦、滕代远等着名的共产党人转移及时、得以逃生，共牺牲二十余人，受伤近十人。所有农工纠察队均被缴械，所有民众团体均被洗劫一空。许克祥没有忘记审判处置了大量“土豪劣绅”的省特别法庭，将其捣毁封闭后，又打开监狱，所羁押人员全部释放。
次日上午，许克祥即派员取道广东，向一个多月前刚在沪上制造了“四·一二政变”的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蒋即在许有两颗星的校官肩章上多添了一颗星，以示褒扬。又在许的压力下，湖南省政府致电武汉国民政府，为此事变辩称为农民自卫军“授以武器，转成跋扈”，又有共产党人“近复有命令全省自卫军集中近省各县，肆行屠杀之确耗……”（《湖南省政府养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因为五月二十一日这天的电报代号是“马”，史称“马日事变”。
一个至少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也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一半以上、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时间惊天地，泣鬼神，驱虎逐罴，呼卢喝雉，怎么被驻守长沙的许克祥团那一千余杆枪一捅就破了呢？即使那十万支以上的梭镖队不算武装的话，湖南各级农协要拿出一千支以上的枪来，并不比吃几家大户、一次杀百十头猪更难。
各家自有各家的看法。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看法，自然是“不忍坐视数千年礼教之邦，沦于兽城，干净之土，蒙此秽污”……人神共愤，失道寡助。
需要说的是共产党内的看法，在“马日事变”后两个多月举行的武汉“八七”紧急会议上，会议一致认为：湖南“马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及中央特派员指导自溃的结果。他们在可以调集长沙附近各县三十万农民进攻长沙之前，却以进攻长沙——唐生智必与武汉国民政府翻脸为由，取消了这一计划。区委自行解散，头等人物每人发两百元，次要人物一百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
自然，这是会}义主持者的描述，按照这一描述，李维汉当然执行了陈独秀所谓在反动潮流面前放弃农民运动而去迁就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这一批判，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李虽在各种情况下作过检讨，却心有不平：它“所依据的一些重要情节，基本上不符合事实，可是却成为几十年来论述党史和写文艺作品的根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一个在岁月里淘洗不去的细节，倒是“马日事变”中李维汉之所以有惊无险，日后还能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真多亏了在长沙近郊一个与徐特立友好的黎姓地主，他在该地主家里躲了七天…
在二十世纪常常将人血当成胭脂、人头视为蒜头的中国．发生在长沙的这桩血案，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却传递了一条明确的信息，即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如补丁一样，再也不能维持中国这只裂纹条条的碗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以枪杆子对话的日子业已结束。
“八七”紧急会议上，缺席的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又以特派员的身份派到湖南，纠正湖南同志们出现的错误倾向，并策划和领导一场新的起义。毛泽东回到湖南，在十天之内，即八月二十日这一天，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内称：
某同志来湘，道及共产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现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中央通讯》，转引自斯图加特·施拉姆《毛泽东》）他的革命日程表上，一下提前了十二年。
按照这新的日程，刚刚在上海和长沙的血泊里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已经伫立在攻打冬宫的前夜……
一九四九年：茅盾与张元济的一段新缘
钟桂松
近日读《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看到周恩来的一些精彩批文，每个批文的背后都有不少精彩的故事，每个批文的缘由都是一段历史留下的让人怀念的往事。周恩来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中宣部关于沈雁冰到商务馆任职的电报》文稿上作了认真的修改，引出茅盾与张元济在一九四九年的一段新缘份。
中宣部报给周恩来审阅的电报文稿是这样的：
上海市委、文管会及出版委员会沪分会：
商务印书馆经过陈叔通来信给沈雁冰，请沈担任出版委员会主任兼编辑部部长。请你们即将商务的情形及官僚资本问题，你们的方案，及沈是否前去的意见，研究电复。
周恩来收到后，自己动手在电报稿上作了修改：一是在“上海市委”前加了“华东总分社转”；二是在“及沈是否前去的意见”一句改为“及沈是否需要前去的意见”；三是在稿末加了一句“以便张元济来北平开政协会时，我们有根据与之商谈”
并亲自落款“中宣部”。于是，经过周恩来修改后给上海的电报如下：
华东总分社转上海市委文管会及出版委员会沪分会：
商务印书馆经过陈叔通来信给沈雁冰，请沈担任出版委员会主任兼编辑部部长。请你们即将商务的情形及官僚资本问题，你们的方案，及沈是否需要前去的意见，研究电复，以便张元济来北平开政协会时，我们有根据与之商谈。
中宣部
未铣
未铣，是当时日期的代号。那么，怎么会有这样一件事呢？当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已经二十二年，一九四九年茅盾也没有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怎么又想起请茅盾出山来担当出版委员会领导之职呢？
其实，茅盾与商务印书馆渊源很深，无论是文学上崭露头角还是政治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为茅盾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为茅盾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茅盾当初是一个没有留学背景和官宦背景的年轻人，受雇于商务印书馆从事新文学运动和编辑工作，却受到张元济等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层的重视，资方管理层的爱才惜才用才的魄力也深得茅盾好感，尤其是张元济那种长者和开明作风，让茅盾铭感一辈子。茅盾在晚年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用充满感情的文学笔法回忆描述了自己只身去上海商务印书馆求职时的见闻和初见张元济时的情景：
一九一六年八月初旬，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菊生）先生。我和张元济并无一面之识，我只带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壮（伯恒）的一封给张元济的介绍信。
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卢学溥（鉴泉）把我荐给孙伯恒的。当我在本年七月回家时，还不知道祖父应母亲之请写信给卢表叔请他为我找职业，也不知道母亲另有信给卢表叔，请他不要为我在官场（卢表叔在当时的政派中属于梁士诒一系，与叶恭绰友善）或银行找职业。因为有此种种缘故，当我在本年七月底回到家中时，母亲把找职业已托了卢表叔的事告诉我，并说准备在家闲居半年，因为除了官场和银行界以外，卢表叔未必马上能为我找到合适的职业。却不料八月初就收到卢表叔的信，内附孙伯恒给张菊生的信，并嘱赶快去见张总经理。卢表叔的信中还提到张元济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现在且说我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道：“三楼。”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
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里等罢。”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字，那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我不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走上三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到了三楼，觉得这所谓三楼同二楼（那是我没有进去的，只在门外经过，里边人声嘈杂）或一楼（即门市部）颇不相称。三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姓名？”我答：“沈德鸿。”那人又问：“三点水沈，是么？什么得？”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又问三点水洪罢？”答日：“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十六号，而我将是第十七号，而此时不过九点钟，可知总经理已会过至少十六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四个人，显然是等候传见的。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霍地站了起来，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笔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
字上面。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
我正在想：原来他们把鸿拆成江鸟；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
“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