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之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一种精神现象以文字和概念的方式映入眼帘，进而作为客观对象被纳入研究视野，这先要归于现代心理学对于机械、简单化的物质存在决定论的否定。一般说来，任何科学都难免不受到“不切合具体现实的责难”，文学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自身“虚无缥缈”的特性，更容易遭此非难。但文学作品对于想象的传达，对一种精神现象的描摹，就像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能直接与现实结合的“概念”，“依然不完全是一种虚构，除非你宣布一切思想的结果都是虚构”；因此，对它们所具有的客观性“便不能一笔抹杀，斥之为唯心论”而不屑一顾。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顾虑到这一点，他辩解道：“对于描摹像人类的心这样不可捉摸的一种东西的尝试，不要责备得太严罢”[参见[英]奥兹本著，董秋斯译：《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9、190页。]。
（一）
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以表现现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著称于世，也伴随“告别革命”时代到来而为人诟病。无论小说出版当时，批评周立波描写的人物事件没有跟上革命形势发展，没有深刻地揭示革命阶级的先进性，或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还是“文革”以后，认为他的小说“跟形势太紧”，甚至被看作是极左政治的“附庸”，其实批评者的思维方式并无太大区别。这些乍看上去迥然相异的批判，其哲学的基本点在于小说没有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客观实际；而当代小说至高无上的理想，应该是对时代与社会的真实反映。关于作品的真实性，什么样的描写是真实的？什么样的描写不是真实的？这些争辩纠缠不清，使人如坠入五里云雾，连确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也真伪莫辨起来，使这部分作家及其作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但争论并非毫无意义。文学研究的精神辩证法问题，伴随争论也浮出水面。何谓“客观实际”？出自不同的观察角度，人们对同一时代的历史事件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视角改变视界，以至于改变了“世界”的模样，这是当今影视界乃至文化研究中一种流行见解。在此意义，上述对周立波作品反映“客观实际”褒贬不一的评价，更类似于是对看问题角度方方面面的展示，在每一种力图阐释和评判作品的结论背后，实际上都有论者对土改、合作化运动的不同看法。虽然我无法断言，所谓客观世界就是人类情感与思维活动的倒影，现实往往与人的主观意愿大相径庭，但视角和情感方式对于认识所起的作用，的确是不容忽略的现实一种。因此，在对以客观世界为表象的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将不得不冒着“唯心主义”的责难，把想象、虚构所包含的情感和思考方式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另外，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认为只有文学作品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内容才是最要紧的，小说的描写对象与批评家眼中的客观实际能否“对号入座”，才是评判作品的唯一标准；那么，除了一堆不同时代的历史定义之外，文学所包含的复杂精神活动，所引发的美感和生气勃勃的思想，便通通不见了踪影。而对于这样的文学实际，对于小说偏离既定历史定义的文学反映，我们又该作何解释？
小说家有虚构的权力，这是说作品描写的人物、情节线索不可以与现实一一对应，它们都是作家想象和虚构的产物。但就作家的写作动因，连同由此激发的文学想象所构成的一种精神现象，却无法以虚构全然解释。否则，以虚构解释虚构，将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西方文论家艾布拉姆斯曾经赋予诗人或作家心灵以“自然”的含义：当作品“不再被认为主要是实际的或拔高实际的，对自然举起的镜子变得透明，使之得以洞察诗人的思想和心灵”。根据他的意见，对文学的探索，如果不再局限于一种机械的反映论，或者文学批评的职能不应该仅仅是对作品与既定历史结论的相关印证，比如说它们是符合“实际的或拔高实际的”，而作为“探寻个性的指南”，使人得以“洞察诗人的思想和心灵”；那么这种文学研究的精神辩证法，实际上已经成为艾布拉姆斯诠释19世纪初浪漫主义批评传统“不可避免的结果”[M.H.艾布拉姆斯著，骊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于是，被机械反映论摈除的“诗人的思想和心灵”的意义，或者以往“文学是现实反映”定义中被忽略或断送了的一翼，在这里得到重要修正。
考察小说《山乡巨变》的成书过程，其写作缘起，恐怕比一种就事论事的解释远为复杂。1954年11月，周立波回湖南益阳家乡“参加了益阳县谢林岗区发展互助组、建立初级农业社的工作，并回老家邓石桥清溪村生活了一段日子”；1955年冬，“老家益阳邓石桥乡试办高级社，他积极动员亲友带头转社，并拿出一笔稿费支援农业社建立果园、畜牧场，开办俱乐部”；1956年1月他再次“回湖南益阳桃花崙，参加办社”；1957年10月，“重返湖南益阳桃花崙，兼任乡党委副书记，参加农村整党整社工作，并为《山乡巨变》续篇积累素材”，同年“12月回北京。《山乡巨变》正篇定稿”；1958年7月，《山乡巨变》正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因此，出版社为小说写的《内容说明》，有充分理由将作品定位于配合形势的农村革命叙事：“这部小说，从反映的历史情况和典型意义看，可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虽然一个写的是东北地区的土改，一个写的却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们是中国农村的两次暴风骤雨。”[《周立波生平年表》，李华盛、胡光凡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单从《山乡巨变》这一成书过程来看，小说的确是作家响应号召，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描写“东北地区的土改”《暴风骤雨》之后，对农村革命运动的继续书写。但从熟悉周立波的人对他这一时期经历的回忆材料中，却可以看到与上述概括不尽一致的作家写作动机。在频繁地返回家乡并开始创作《山乡巨变》的时候，周立波内心也正在经历一场“暴风骤雨”。如何参与和表现既有的现实？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结束之后，生活发生转向，写作的艺术驱动力又在哪里？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回忆说：
同立波同志重新相处的日子久了（指1953年后），特别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左右，我从他的身上又发现一些变化。过去在延安的时候，他经常在各种会上慷慨发言，今天，无论参加党内或党外的会议，他都发言不多，发起言来也不容易说到点子上。过去，他在待人接物方面虽不精明，却也不是一个迂夫子，今天，他最大的弱点好像就是不懂得搞好人事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极端缺乏处理私事的能力。这些，曾经引起他的夫人、我的同学和好友林蓝同志的不满，她曾对我发牢骚，引用别人的挖苦话，讽刺立波同志是个“红领巾”，书呆子。
我说，我认为立波同志的这表现不是退步而是进步，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林蓝同志当然同意了我的看法。后来，立波同志听到了别人对他的这种议论，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很严重的尴尬表情，后来转化成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葛洛：《怀念周立波同志》，《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通过葛洛的回忆，如果我把“尴尬”和“无可奈何”作为《山乡巨变》等周立波一系列表现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写作动因，的确与以往对这位革命作家的阐释，以及作品对新人新事描写中洋溢着希望的热情很不相符。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山乡巨变》在酝酿和产生其时，作家对自己思想与情感经历一种迂回的表达。1949年后，大批农民和底层出身的干部进入城市，城市较之农村生活的便捷与优越，以及享有优越生活而越来越须谨遵的科层秩序，使周立波对接踵而来政治运动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很不理解。他当时“最大的弱点”：一是“不懂得搞好人事关系的重要性”；二是“极端缺乏处理私事的能力”。革命胜利了，但对于隐藏在充满革命言辞的时代背后，追逐个人利益的企图不能够理解，或者即便理解也不情愿去正视、更别说去逢迎，这种执拗的心理不仅使周立波“错过了”许多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而且他不入俗流的举止也必然遭到社会上“书呆子”和“红领巾”一类的讽刺、挖苦。因此，这位对革命寄予至真至纯理想的艺术家，对进城后的生活“呈现出一种很严重的尴尬”，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与反感和直接的对抗不同，尴尬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心理困境。周立波从不怀疑中国现代革命发生的必然和必要性，甚至对任何怀疑和动摇的言辞都报之以非常激烈的举动。陈涌曾在文章中指出：周立波不是一个平静的学者，“在他身上常常令人感到有一种革命的本能”。由于他过去穷困的出身，求学过程因追求思想进步而被学校开除，后来又因投身工运入狱的经历，使他“听不得任何对革命不利的话，不管什么场合，听到这样的话都会使他激怒，在一个欢迎会上便发生过一件这类的事。以致当时在场的周扬同志也慌起来，说：‘你怎么能只是匹夫之勇！’”[陈涌：《我的悼念》，《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
到了酝酿写作《山乡巨变》的50年代，虽然在社会公开场合已越来越听不到“对革命不利的话”，但周立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反而越来越含糊起来。周立波的“十七年”作品主要描写新中国工农业题材或追忆革命战争年代，而对于都市、政治运动，这些与他最为切近的生活内容却很少见诸笔端。一方面，他写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其中有作家个人对时代政治的关注（关于作家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本文后面再谈）；另一方面，更有他作为一位颇具唯美倾向的艺术家[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对于当代艺术资源的重新考量。周立波曾经对关心他作品的朋友抱怨说：“现在生活变化太快，我看不准”[葛洛：《怀念周立波同志》，《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他说这话的时间已经到了60年代、“文革”前夕，但创作先于表白，从1955年《山乡巨变》写作开始，周立波已从过去一种紧密配合政治革命的现代文学潮流中抽身而退，转而关注在政治说教的表象遮掩下，乡村生活真淳、质朴的一面，实现作家一种“精神还乡”的艺术追求。或者说，这一面相的生活，成为周立波进城后失落情绪得以缓解和宣泄的渠道，成为艺术的再生资源。对艺术创造中美的再度发现，使后人不断否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周立波小说中却得到了由衷的赞美。
（二）
选材和表现方式上的变化，可看作是周立波对高度政治化时代广为流行的“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现代科层政治意识形态的无声抗辩。我这样说，主要原因在于周立波与当时一般狂热地吹捧政治运动的追波逐浪者不同，不是说周立波脱离了政治，关闭在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里写他的小说；他就生活在政治潮流中，但他的作品却有他对生活的独立见解，从而使他所描写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却让人产生一种对于运动的游离感。《山乡巨变》正篇发表和出版当时，与评论界称颂这是一部热情讴歌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的意见稍有不同，王西彦先生当年的文本细读更切近周立波作品“精神还乡”的本意。1958年王西彦《读〈山乡巨变〉》文章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写道：“作者从一个派到清溪乡去负责搞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县干部，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入乡写起，一直到全乡建立成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止。作者所以要这样做，很明显，是为了写出党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里的领导作用。这一条红线，在作品中通过邓秀梅，乡支部书记李月辉，以及围绕在她们周围的一批积极分子形象，从头到尾贯串着。就是这样一些人，把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推向一个形势逼人的高潮，成为整个合作化运动中的主流。”[王西彦：《读〈山乡巨变〉》，《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文章对小说的概括紧扣着作品实际，却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8页。]
与《暴风骤雨》有所不同，《山乡巨变》对于革命形势的描述从一开始就与领导者的说法有严重分歧。具体说来，清溪乡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的愿望并不像领导者说的那么强烈，县里干部虽不能说“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但当地也没出现一种自下而上、农民自发要求组织农业合作社、“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的局面。因此当时有批评随即指出：“《山乡巨变》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小说“背景是1955年初冬，那正是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之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但是我从小说中感觉不到那么一种轰轰烈烈蓬蓬勃勃的气象”。不仅没有“高潮”气象，小说“在邓秀梅到来之前，清溪乡仿佛还是处于静止的沉睡状态中”。批评者还说：“小说中感觉不到那种农民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的迫切要求。只是因为邓秀梅带着上级的指示来到清溪乡，清溪乡才动起来。我只看见干部们忙于说服这个，打通那个，只看见一些落后分子对合作化的怀疑、抗拒，（虽然这写得很出色）这样，人们就很难理解这里的高潮究竟是凭着什么基础搞起来的”[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读书》1958年第13期。]。这种看法与王西彦对小说发生背景的描述虽然褒贬不一，但从两个方面都证实了一点，周立波小说与中央文件的精神的确存在分歧。至少周立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究竟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敏感，也不是小说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