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周立波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研讨会召开，此次会议把周立波的故乡生活小说放到中国乡土文学史中进行研究，以文化批评的视角来分析周立波小说创作对乡土小说的继承与超越。其中王又平认为周立波是以干部和游子双重身份来观察、叙述乡村生活，在作品中尽力地展现民间生活场景，给民间话语留出了大片空间，还原和表现了乡村生活的原生态，显示了民间文化的鲜活与充足。在他的作品中，歌颂合作化的显性文本结构与民间隐性结构，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达到一种自然的融合。2008年，益阳三周研究会组织召开了周立波诞辰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贺绍俊在会上指出了周立波在乡土文学中的特殊意义以及对他的合作化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两次研讨会将周立波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
9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与周立波相关的学位论文，其中有两部博士论文——李扬的《现实主义的现代转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1993年）和佘丹清的《周立波新探》（2007年）。李扬的博士论文专辟一章从现代性和话语的角度分析了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他认为小说围绕着存在的两种声音展开：一种是农民的声音，主题是农民的翻身解放；而另一种声音则是“现代”的声音，它通过工作队的肖队长代言。佘丹清则把周立波放在整个中国乡土小说链上进行研究，从作家的个性心理出发，研究他转向的种种原因和心路历程。这是笔者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唯一一篇专门研究周立波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关注作家创作的心理过程，把周立波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了一步。另外，李存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研究》（2001年）、张远波的《干部、游子、作家与三重视野》（2003年）、褚宏芍的《试析“十七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伦理意识的转变——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为例》（2007年）等一批硕士论文从历史语境、文化传播、伦理和人物形象等角度对周立波的作品也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作品还曾被翻译成英、德、法、捷克、俄等多国文字，同时也伴有相应的评述。苏联文学家兼翻译家B·卢得曼娜（ВлРудман，1910-1954）翻译了《暴风骤雨》，并在译者序言中对该作品进行了评介；B·克里夫佐夫（В.Н.Кривцова，1912-1983）翻译了《山乡巨变》正、续两篇，并分别写有长篇序言《周立波及其长篇小说〈春到山乡〉》与《〈山乡巨变〉续篇俄译本序言》，对该作品从内容、到情节、到人物形象进行了描述与概括；日本学者安岛彬翻译了《暴风骤雨》，并著有研究文章《暴风骤雨》，收录在《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安岛彬：《暴风骤雨》，载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东京劲草书房，1962年。]一书中。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研究，如日本学者阿赖宏耶撰写了文章《周立波创作简论》[载王驰主编：《战士作家学者》，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林曼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林曼叔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87年。]中也对周立波进行了论述。以上这些外国学者和汉学家高度评价了周立波的文学成就，他们的工作重在对周立波的作品及其艺术风格进行介绍。
上述周立波研究都是在现当代文学的框架内进行的，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周立波进行阐释和解读，推进了对周立波的整体研究，但是他们都未提及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最早将周立波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的当属唐弢，他对周立波短篇小说做了如下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是有意识地在尝试一种新的风格：淳朴、简练、平实、隽永。作者余味无穷地赞颂了农村新气象，提供了安详轻松的小幅。阿·赛罗夫描写的十月革命名画《冬宫攻下了》，一个赤卫队员和他的同伴老年士兵，两个人站在散乱着弹片和碎石的台阶上，点燃起战后的第一枝烟卷，那么安详、那么舒畅。周立波的短篇也有类似的情调。他为自己的艺术开创了新的天地，建立了新的风貌。”[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载《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他认为周立波的短篇小说与阿·赛罗夫的名画有相似的情调，遗憾的是他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并未就此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1985年4月，李庆国发表了题为《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论文，首次对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的前半部分梳理了周立波翻译外国文学、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的历史，后半部分则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进行对比，比较了两部小说的写作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景物以及心理描写等方面的异同。作者认为两部作品有相似性是因为周立波借鉴和汲取了肖洛霍夫的艺术特点，但是他并非生硬地模仿，他在创作中也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因此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该论文虽然在对比两个作家的作品时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是它开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周立波的先河，为周立波研究引入了一个新视角。
进入90年代后，有学者开始研究基希（EgonErwinKishch，1885-1948）对周立波报告文学的影响。李仕中的《基希的影响与周立波报告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丁晓原的《周立波对报告文学名著的翻译与研究》都介绍了周立波对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的翻译，也注意到了基希对周立波报告文学创作的影响。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周立波对基希报告文学观的总结与实践上。这是对周立波与基希的报告文学关系最早进行的研究。但这两位学者在探讨周立波的翻译时均未能进行译本研究，也未探讨基希的作品对周立波创作的影响，而且他们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也都不够深入，因而有待进一步深化。
新世纪以后出现了一批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周立波的论文。其中华济时、皮民辉、吴格非等从周立波的整体作品出发，研究周立波创作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重在史实的介绍，所得结论与1985年李庆国所作的论文相似。另有蒋芳的专题研究：《周立波对巴尔扎克在中国传播的贡献》，文章通过周立波对巴尔扎克的阅读和他在延安鲁艺授课时对巴尔扎克及其文学作品的讲解，从艺术的真实观、典型化以及写作取材等方面切入，分析周立波对巴尔扎克文学思想的接受。该论文是笔者目前见到的唯一一篇选取周立波鲁艺授课进行研究的论文。
还有一批朝鲜留学生在硕士论文中将周立波与他们本国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比如金宽雄的《前社会主义阵营文学中的农业集体化题材小说比较研究》（2007年）、崔盛学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李箕永的“土地”比较研究》（2007年）和安太顺的《中朝土地改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较》（2007年）。他们的论文对两国的农业集体化与土地改革题材小说进行了对比，重点比较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朝鲜作家李箕永的《土地》。他们从两国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家经历、文学思想、创作目的等入手，考察中朝两国作家、作品的异同。虽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创作时间与主题上都与朝鲜作家的创作相近，但这些研究未能揭示出两者间的事实联系，因此这种对比显得较比生硬和牵强。
不可否认，上述研究对周立波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翻译中的贡献做了不同层次的总结与探讨，丰富了对周立波的整体研究。但他们共同的问题是不够系统和深入，没有揭示出周立波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深层关系，因此在该方向上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综观周立波的创作，我们看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固定存在。事实上他的作品除了受具体的外国作家与作品的影响之外，也受到了当时风行于中国的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被提出来后，立刻被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家们介绍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是被作为一种革命纲领，成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标准。在这段时期，所有作家的创作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化发展保持着同步关系。生活在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周立波也不例外。身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文化场”内，周立波必然要受到形成该场的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而且他也会受到这个文化场自身整体变化的影响。反过来，作家个人也会对整个场的变化、发展起作用。因此对周立波的研究就不能局限在他的单篇作品上，而应放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受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察。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有一个由学习到逐渐深入了解，并且内化为自己的创作源泉的过程。因此笔者质疑当代文学史将他定位为一位纯粹的乡土文学或是农村题材文学作家是否合适，并希望能对周立波重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