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生/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研究》（11BZW120）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现当代纪实文学研究》（11YBB09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周立波主要是以小说创作的成就而奠定其地位的。一提到周立波，人们立即想到其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铁水奔流》等，认为它们分别是解放区文学以及新中国初农业合作化题材与工业题材创作的代表作之一。然而，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虚构，轻纪实”的偏颇与失误相一致，人们也往往轻视对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未充分肯定其对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其成就与地位，而且也未能联系作家的整个创作，看到其“虚构”与“纪实”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其报告文学等“纪实”创作为其小说等“虚构”创作所奠定的重要基础。实际上，我们只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反观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发展历史，就可看到：周立波的纪实文学创作（包括其理论与翻译），不但有其重要的文学史地位，而且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同时，如将周立波的全部文学活动作一系统的整体考察，我们发现：他在长篇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直接受益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或者说，其“虚构”与“纪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首先，我们来看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谈到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时，人们一般认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或抗战时期）是第一个高峰期，即认为该时期作家作品多，社会影响大，形成了整体规模与优势。然而，在具体论及其代表性作家作品时，却一般只提到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与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等，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周立波的创作。实际上，人们肯定《包身工》等，更多的是从报告文学文体的“范本”与典范意义而不是从文学史地位等角度来立论的，而对于《包身工》等是否“范本”，人们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如茅盾等就“并不看好”[见李玮：《论20世纪30年代文学语言“大众化”与“报告文学”文体的发生》，《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而如果从文学史地位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周立波不仅是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代表作家，而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纪实文学大家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认识。
第一，与夏衍等同时期作家相比，周立波在纪实文学创作方面，不仅坚持最久，数量最多，而且领域最广，探索最系统、全面。就报告文学创作而言，他自抗战爆发后即开始创作，是该时期最早以笔为枪、投身民族救亡事业者之一。而就此开始，他“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在抗战时期创作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和《南下记》中的近50篇作品，此后还创作了《万里征尘》中的9篇。[据《周立波文集》（4）所收篇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在开始报告文学创作前的左联时期，就进行了有关报告文学的域外翻译与理论探索：不仅最先将国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的名作《秘密的中国》等翻译、介绍给国人，而且还写了《谈谈报告文学》等有关报告文学文体与发展的论文。“他翻译《秘密的中国》，旨在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剧形态的社会现实展示给国人，以唤醒民众，振作民气，抵御外侮”；《谈谈报告文学》的专论，与胡风的《论速写》一道，“是我国现代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由以译介引进为主转向独立探索的重要标志”；而他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创作，则“直接真实地记录了抗战岁月中的多方面场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其主题可概括为“新长城颂”。[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周立波：报告文学翻译、研究与创作》，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220页。]的确，像周立波这样，能将创作与翻译、研究并举，对报告文学进行全面建设，且成就突出、贡献良多、地位显要者，恐怕同时期作家中无人能比，后代作家中也无出其右者。因此，将周立波放在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史上进行立体考察，我们发现：如果说，梁启超是中国报告文学萌芽期的主要代表，那么，周立波则是中国报告文学起步与发展初期的首席作家；如果说，梁启超的功劳在于破旧立新，开创了现代报告文学的新生路，那么，周立波的贡献则在于承前启后，将中国报告文学推进到了披荆斩棘、蹒跚前行的新阶段——他不仅继承了梁启超、黄远生等人批判现实、干预政治和忧国忧民的传统，而且将周恩来、瞿秋白、邹韬奋与范长江等人的“域外通信”与“见闻录”等发展到了“身临其境”的“战地日记”阶段（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几乎都是作为随军记者或翻译，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就）；他不仅在写人、记事等方面进行语言、形式等方面的多方探索，而且通过翻译与理论探讨等开始了对文体的自觉建设。而他的这种尝试与实践，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刘白羽、华山与魏巍等人解放战争与朝鲜战争期间的创作。
第二，周立波不仅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成就显著，而且在纪实散文创作方面也成绩斐然。我认为，所谓纪实文学，其文体除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外，还应包括纪实散文。即散文中除侧重抒情、言志的“小品”、“美文”外，还有侧重写人、记事的“纪实”之类。[参见拙文：《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纵观周立波的近70篇散文创作[据《周立波文集》（4）所收篇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我认为，它们基本上属于“纪实”类。其中大多为记叙或悼念革命领袖、文化名人与战友等，如《二等兵》、《纪念普式庚（笔者注：即普西金）》、《悼巴比塞》、《这样纪念高尔基》、《科学小品文家高士其》、《为叶紫喜》、《悼田守尧同志》、《瞻仰列宁墓》、《人们敬爱斯大林》与《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朱总司令事迹片断》等；其次是记事与见闻之类，如《农家的冬夜》、《明月照吴淞》、《苏联红军博物馆》、《托尔斯泰的故乡》、《宁乡闻见》、《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以及《游南三联岛》与《长沙大火前后》等。在这方面，尤其是还有影响广泛、意义非凡的《韶山的节日》及其续篇《<韶山的节日>事件的真相》等。应该说，在纪实散文创作方面，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除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傅雷的《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与杨绛的《干校六记》等外，周立波的成就也是屈指可数的。
第三，就创作质量与水平而言，受救亡时代与戎马倥偬等环境的限制，周立波的纪实文学尤其是其报告文学创作，当然不能与新时期以来的创作相比，它显得较粗糙、稚嫩，一般篇幅较短小，缺乏厚重的中长篇（日记体《万里征尘》例外，约4万字）。但这是不能苛求的，我们只能放在其战争年代与文体草创期的具体环境中进行考察。而就当时的整体水平而言，周立波的报告文学也不在其下，不少篇什甚至可与《包身工》、《一九三六春在太原》等“范本”相比。如《聂荣臻同志》、《王震将军记》和《李先念将军》等，能抓住特点，描写细腻，从而使人物生动、可感；《封建，受难和解放》、《白塔村的刘福娃》与《万里征尘》等，不但叙事具体、清楚，而且揭露日寇暴行时满怀义愤、批判有力；而《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与《湘西行》等，则又笔调从容、自然，于时弊的针砭与风俗民情的描叙中见出文化的厚重。如此等等，均见出其良好的素养与不凡的功力。
其次，关于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报告文学究竟“是什么”？它具有哪些本质特性？纪实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如何？它是包括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等在内的“种”概念，还是与报告文学等并列的具体文体？很遗憾，由于社会时代与文体本身等方面的诸多原因，报告文学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理论，因而也至今没有解决好其本体论与价值观等根本问题。而“纪实文学”，由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它一直处于“文化扩张”与迅猛发展的状态，因而更使其原本极端贫乏、落后的理论莫衷一是或“失语”无声。有感于此，笔者认为，原所谓“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的报告文学本体“三性”已经过时，它根本无法概括和规范自新时期至今迅猛、多元发展的复杂现状，而必须代之以“新五性”，即“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而这“新五性”也基本适用于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等纪实文学。[参见拙著：《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第四章：“‘新五性’：文体特性与价值规范”（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新五性”与报告文学之“文学”观念变革》（《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与《报告文学的“文化扩张”与“文学性”再认识》（《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等论文。]我认为，用此理论来观照、阐释周立波等前辈的纪实文学创作，不但是适用的，而且能更好地说明其成就、地位与意义。
我认为，在“新五性”中，前三“性”最为重要，也最具普适性，是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创作的前提和基础（而后两“性”中的“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更多适用于报告文学，“文史兼容的复合性”则更多适用于“当今”发展、变化了的纪实文学）。因此，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也首先体现在前三“性”中。如“主体创作的庄严性”，以往纪实文学理论——无论是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还是传记文学的“诗”与“真”或“信、达、雅”等，都没有体现。实际上，对于纪实文学创作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也是首先必须强调的。因为，如果没有创作主体即作家的精神追求与思想境界，他就不可能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不可能有敢于碰硬与不怕牺牲的胆识和良知，也不可能艰苦深入、执著追求，去选择高难度的“危险”题材和探究其被遮蔽、或被歪曲的历史真相。尤其是报告文学，更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因而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文体。[参见章罗生：《新时期报告文学本体新论》，《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3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第4章第1节，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而周立波的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就在这里：他自抗战爆发初始，就率先服从民族与国家的需要，与战士们一道，摸爬打滚在血与火的战场最前线，表现出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战士本色。而他在战场的坚持之久，投入之深，以及作品情感之真与描写、揭露之细腻、有力，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主体创作的庄严”与“以生命写作”的崇高境界。他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南下记》和《万里征尘》四部报告文学集，就是这种“生命写作”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影响至今的中国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今天首先应充分肯定的周立波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