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向东/江苏省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孙周年/江苏省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20世纪，周立波是一位跨越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在创作上表现出多向度探索的卓越作家。既往的研究中，有关周立波的创作成就，研究者曾在“革命书写”、“土改斗争”、“合作化运动”、“农村题材”以及“乡土特色”诸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其创作常常表现出历史的超越性与艺术的丰富性，随着社会的演进、研究的深入，作家思想与文本内含的东西亦渐渐浮出地层，日益凸显其独特的历史意蕴与人文价值，许多原本模糊的东西，此时逐渐明晰起来。正如文学阐释学告诉我们的，文学活动的延伸与完成离不开阐释行为，而阐释永远是在作家、文本与读者之间发生的。只有当“作家——文本——读者”构成了“对话”形态，文学阐释便成为一种可能，其指向便具有某种新的意义。带着这样的学术思维，当我们重新观察与审读周立波在50年代末的巨献——《山乡巨变》时，也就有了新的发现。
一、主流社会与边缘乡村交织互映的历史镜像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曾经经历了一场让所有农民刻骨铭心的“革命”，这场革命以农民放弃“私有制”为代价，以虚幻的“乌托邦”图景为诱惑，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形态为指归，推助农民一步步离开了原有的生活轨道，走上一条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光明大道”。
于是，不管是早已得到革命渗透的进步老区，还是刚刚获得解放有待革命启蒙的乡村僻壤；不管是后来被主流意识形态称作代表农村未来的激进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还是继续做着个人发家之梦的小生产者们，广大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村中不同生活取向、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此时皆无一例外、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无法躲避的社会变革。“合作化运动”，成为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主流流向，其声势浩大、波澜迭起的态势，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磁场”，在这个“场域”中，每一个农民作为精神个体，在参与这一社会活动时，一方面表现出了独立的精神个体必然具有的个人策略，另一方面，由“场域”所决定，处于这一场域之下的每个个体成员又必须按照社会特定的逻辑要求而行动，以符合场域规定的方式参与场域的运作。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之下出现的一部既刻下了社会变化的印记同时又保留了传统乡村生活与文化性征的特色性书写。
不容置疑，在十七年作家序列中，周立波是属于主流作家阵列的。这不仅因为他30年代即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40年代加入延安文艺的队伍，以及1948年创作了反映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55年写出了表现工业建设生活的《铁水奔流》。仅就本文所论及的《山乡巨变》而言，作品所选择的题材、描写的人物、表现的主题以及所显现的思想倾向，无一不与当时主流文学的价值观念相吻合，也无不与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这是任何涉及周立波的研究不能回避的事实，但几乎所有阅读过周立波1955年返回故乡益阳之后表现乡土生活的作品的研究者，又都一致地认为，作家的这一类写作，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写作中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且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其因在于，尽管周立波作为主流作家在表现主流社会生活时难免不按照主流思想的要求，将“合作化运动”作为中国农村变革的最大政治与社会革命的主潮来描写，同时，作为这场革命的亲历者与观察者，周立波也以个人化的亲身感受与民间化的切近观察，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和农民在这场革命中思想与心理的矛盾，具体地说，一方面农民亲身尝到了新社会翻身当家做主人的甜头，另一方面，又为合作化运动中将很快失去寄托着发家梦幻的土地而苦恼。农民面临十字路口的徘徊与痛苦，对于一个深谙农民的心理，与农民休戚与共，在创作上有着清醒的现实主义头脑的作家而言，其创作自然要尊重生活，在受个人文学修养的内在制约并表现出对文学创作规律自觉认识的基础上，将生活本真的一面以一种复杂的社会纠结与客观呈现的方式揭示出来。
当然，主观意图上，作为主流作家，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写作主旨与同时期赵树理、马烽、柳青、王汶石、李准等十七年农村题材作家的写作没有什么两样，即都是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发生于50年代中国农村的那场叫做“社会主义革命”的合作化运动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这在当时来说是不言而喻而至今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而成为生活的先知。但在具体表现时代以及揭示社会历史本相上，周立波却走出了一条仅仅属于自己的探索之路，这使他笔下的合作化运动成为别具风格的一种书写。譬如同样是描写社会主义农村生活的新变，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的山西作家们，主要是从反映问题、揭示生活矛盾方面，表现出生活的真实以及具有不同生活追求的农民对于合作化的复杂心态与抵触行为，以此说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柳青、王汶石等“陕西派”的作家则是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努力从正面塑造和描写农村社会所涌现的时代新人，以之显现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而李准的创作又特别关注现实的主流政治所重视的某一思想命题或社会可能的历史走向，去着力捕捉预示生活未来的某种新的东西。1955年返回故乡益阳之后的周立波的创作则不然，首先，大时代的变迁，使他必然要接受新生活的感染与影响，促使他以新的创作去将那种代表社会主流的生活描绘出来，使自己无愧于这个崭新的时代；然而一旦涉及创作本身，他则设身处地的从具体的生活情境与所处的社会层面出发，在创作上采取一种“由下而上”的民间化的“低视点”的描述方式，也就是“在传统的乡土小说和新型的农村题材写作之间建构起了自己的艺术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传统乡土小说的流脉，试图在作品中反映并没有断裂、仍在流淌的乡村文化；同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农村巨大的变化和新的文化因素已经悄然融进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周立波的这种写法，不仅使他有效地摆脱了相关作家那种由于主流政治的操控而可能给其创作带来的尴尬困境（这种“尴尬”我们在柳青理想主义的创作与现实的矛盾纠结中已可明显看到），也明智地避免了另一类作家（如李准）那种过于追逐政治命题而当政治褪色之后作品却遭遇质疑的痛苦。
客观艺术呈现上，以《山乡巨变》以及同期周立波写作的相似风格的《禾场上》、《腊妹子》、《张满贞》、《山那面人家》、《下放一夜》等短篇小说来看，此时周立波的创作与前期的《暴风骤雨》比较，艺术上显现出很大的反差。《暴风骤雨》由于客观历史的原因以及特定的斗争环境而着意表现外在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故小说显得粗犷遒劲、恢弘豪迈。《山乡巨变》所描绘的生活场景是和平年代的中国乡村，因此，出现在作品中的画面流泄出一派“牧歌”情调。作家的文笔多从细处着墨，其描写多以处于时代变迁中乡村人们的心理波澜为着眼点，以着力描画乡村风景和风俗人情为主笔调，在一幅幅具有“牧歌”情味的明净秀美的山乡风光中丝丝缕缕地透显出社会的变迁与生活的演进。尽管这里也时时激起时代的波光，但读者更多看到的是流淌在时代激流边缘的乡村生活的细流，如小说主线与中心完整地描写了清溪乡农业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历史过程与生活演变，但却巧妙地将这一重大的历史内容编织在山乡人们以及青年农民的爱情和家庭的悲欢故事之中，刘雨生与张桂贞的分手以及后来和盛佳秀的新的结合，盛佑君和陈大春的真情恋爱，谢庆元、王菊生家庭的真争吵和假反目、“亭面糊”编造的积极申请入社的“闹剧”，陈先晋入社时词急情真的表白……，这些朴实生动的人物及其故事，组构成一幅幅流动的乡村生活场景，但仔细品味又可发现在这样的似乎是边缘乡村的普通生活图景中其实潜藏着许多新时代与新生活的东西，农村社会的实际变迁和新旧文化因素的消长从中不经意的点点滴滴地透显出来，折射出主流社会的大波巨澜与边缘乡村的微波细澜交织互映、同振互动、交融互见的特定历史镜像，使我们从一个“微观”的“乡村世界”看到了当年中国农村大地上那场革命的生动面影与历史本相。
无疑，周立波的这种写作是成功的。当十七年许多农村题材的小说热衷于单纯歌颂这场革命并试图通过历史叙事实现其社会教化目的和意识形态功能时，常常又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创作在思想上陷于贫困化、在写作上步入轴心化。作为主流作家，周立波当然不会偏离轴心，但他却在轴心之上扩大了生活的半径，将艺术之笔延展到广阔的民间社会，以展示故乡风情为基础，以描写山乡人物在大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变迁为主体，以“人性”的艺术笔墨诉诸人物的精神世界，反倒使之获得了一种新的艺术生命力。从主流思想的角度看，周立波笔下的这种“山乡巨变”真实地描绘了当年合作化运动对于中国农村的深刻影响，而从民间社会的角度看，作品中那一幅幅乡村图景所透显出的新的时代文化元素实际上映现出了历史在华丽转身时所必然要留下的印记与折光，主流社会与边缘乡村交织互映所呈现的斑斓的历史镜像，构成了《山乡巨变》独特的审美情韵，这也是人们在重新阅读与评价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时，常常以“双重”眼光去审理与打量的重要原因所在。
二、历史叙述与艺术表达精致同构的文本形态
熟悉当代中国文学的都知道，十七年的小说，在艺术表达与艺术构建上有一个共性的特点，那就是对“史诗”的追求。如果把20世纪的中国进程理解为由古典传统向现代社会转换、由无产阶级革命向共产革命过渡的独特探索与实践，那么它不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改朝换代或者国家机器的更迭、意识形态的演变问题，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应该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性质的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与关系到人的主体改造的历史性运动。在20世纪百年进程中、上半期，这一革命主要是围绕着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展开的阶级斗争；进入到下半期，当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形式与社会的控制系统，其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思想设计来引领与推助这种社会模式的实现，中国50年代农村所发生的革命就是出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