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身上天生具有浪漫主义气质，这也是他热烈追寻革命的原因之一，当年他陪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去抗日前线采访，回来后曾经给周扬写信表示要上战场做一名游击队员：“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注意这些词：无挂无碍、战斗的、永远新鲜的，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他的浪漫气质还表现在他的行为方式上。画家蔡若虹一直记得周立波在鲁艺时与他的一次吵架。两人在聊天时提到宋庆龄，蔡若虹赞叹不已，说宋庆龄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周立波一听就火冒三丈，说，伟人多着哪，我们党还有很多伟人，为什么你不提？扯着蔡若虹就吵了起来。有次鲁艺举行茶话会，有人唱西方一首著名的歌曲《跳蚤之歌》，他以为这是在侮辱主持者，心生怒意，随手抓起一把茶壶就扔了过去，茶壶甩得粉碎。那时候，他喜欢外国文学，特别喜欢的就有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刚到鲁艺不久，他就与文学系教师何其芳、严文井等人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就借用惠特曼诗集之名，给这个文学社取名为“草叶社”，并出版了《草叶》双月刊。那时候他更爱好写诗，显然是因为诗歌更容易表达他的浪漫情怀，他是在鲁艺工作期间开始小说创作的，最初的小说明显带有浪漫主义倾向，如他以自己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生活为素材的五篇小说，几乎都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最直接地表达了一个青年革命者的意志和信念，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知识者情调。其中最典型的、也被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作品就是《麻雀》，在这篇小说中，周立波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构思，他以一只麻雀为核心，表达了监狱里的革命者对自由的渴望。小说写小陈在午睡时捉到了一只飞进铁门里的麻雀，他将麻雀藏在监牢里，狱友们知道了这一消息，都要小陈将麻雀传过去给他们看，“在外面，谁都不会欢喜麻雀这种过于平常的小鸟，但在囚房里，它变成了诗里的云雀和黄鹂”。小说写麻雀给监狱里带来的难得的欢乐，周立波是这样叙述的：“有了一个初从外面进来的小小的新鲜的对象供我们，容受我们所有的喜爱和温存，也使我们的心神飞驰到阳光照着的青色的野外，暂时忘了眼前的狭窄和灰黯。”大家争论起要不要放走麻雀，最后决定留到第二天中午再放走，并让它带一封信走。经过讨论，这封信是这么写的：“请爱惜你的每一分钟的自由，朋友。提篮桥监狱囚人启。”周立波在这一段的创作中，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是迫不及待地表达他对自由的渴望和信念，如他在抒情诗《一个的歌者的希望》所咏叹的：“我要大声的反复我的歌……像青春相信他的纯真的梦境，/像那朵飘走的云，相信他的自由轻快的飞奔。”事实上，周立波为自己取这个名字，就是对英语“自由”的音译，他如此看重自由，也表明了他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他最初进入文学，是偏向于主观性的，他在鲁艺讲课时，就对学员们说，我们“不但要表现Lifeasitisgoingtobe（按照生活将要成为的样子），而且也要表现Lifeasitoughttobe（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改造人的灵魂的境界。”所谓“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也就是作者主观期待和理想。这正是浪漫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麻雀》表现了周立波对自由的向往，但自由在现实中是被扼杀的，因此《麻雀》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那只麻雀被狱卒发现了，“他把它丢在走廊上，用他的穿着硬底皮鞋的右脚踩在它身上。”但麻雀在小说中明显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所以周立波是这样写麻雀之死的，“我们好像看见我们对于自由生活的一个黄昏的快乐的梦想也被抛到了窗子外，剩下来的只是铁门、饥饿、无聊、英国人的皮鞋和印度人的微笑。”这篇充满浪漫特色的小说曾受到何其芳、严文井等人的激赏。后来严文井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周立波》中还说：“这个短篇比他以后受某些条条框框束缚写出来的某些作品，更为动人，更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严文井的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他指出了周立波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写了这批小说之后的一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对周立波触动很大，他主动按照党的要求改造自己，结果就是越来越抹杀了自己的主体性，在文学上，就把过去的主观喜爱都当成“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决心彻底抛弃之，其中也包括他的浪漫主义情怀。
三、《山乡巨变》：一次浪漫主义情怀的谨慎释放《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力图遵循党的文艺思想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几乎看不到他的浪漫情怀。但是到他写作《山乡巨变》时，主客观环境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使得他的浪漫情怀有所复苏。不过，在理性的层面上，他还是保持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因此，他的浪漫主义情怀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释放，或者说是一种谨慎的释放。
《山乡巨变》的浪漫主义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日常生活情趣
小说的本意是要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清溪乡，如何在党的领导下，集体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的。邓秀梅是下派到这个乡的干部，小说就从邓秀梅“入乡”写起，这分明是一个社会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构思，但周立波的叙述经常走神，在日常生活情趣的细节上不吝笔墨，这类日常生活情趣的叙述，基本上都游离于合作化的主要情节之外，可以说是周立波内心情趣的无意识地外溢。比如清溪乡第一次开支部大会研究办社，这也是邓秀梅第一次和大家正式见面，应该是展开主要矛盾的重要关口，但整个大会的描写几乎没有涉及到合作化的问题，周立波倒是津津有味地去描写邓秀梅照本宣科地传达上级指示时，人们思想开小差的状况，李主席于是建议休息一下，周立波接着写邓秀梅与大家打扑克，盛清明打扑克作弊，几乎就写了三页纸。周立波还写到一次妇女开会，基本上就没提开会的内容，先是写李月辉主席与盛淑君的打情骂俏，然后写“讨论的时节”中妇女们的各种恣意的情景：“她们互相依偎着，喧闹着，听到一句有趣的，或是新奇的话，就会哧哧地笑个不住气。”有些地方明显感到与小说主旨不相干，甚至影响了主要情节的发展，如写有人发现秋丝瓜偷偷把牛赶出村时，组织人马追牛，这一章的标题就叫“追牛”。但一开始大段描写却是盛清明在追牛过程中发现了恋爱中的陈大春和盛淑君，他与这两位恋人的斗嘴寻乐。在追牛这么紧张的时刻，似乎插入一段轻松谐趣的情节有些不合情理，但恰是在这些地方，我们把握到了周立波的内心情感的涌动。
其二，爱情的抒情化
《山乡巨变》写了几对人物的爱情。爱情似乎是小说必不可少的情感因素，写一个乡村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自然也会涉及到人们的爱情生活，但需要注意的是，周立波在小说中是怎么处理爱情描写的。小说主要写了盛淑清与陈大春、刘雨生与盛佳秀、邓秀梅与余家杰等人的爱情。篇幅最多的是盛淑清与陈大春的爱情，两个进步青年，合作化的骨干，相亲相爱是自然的，五十年代反映农村现实的长篇小说大多都会设计这样一对恋人。但周立波不同于别的作家的写法，他并没有刻意强调两人的志同道合，相反，他把爱情描写当成了个人抒情的渠道。最典型的是邓秀梅对盛淑清的一段爱情启蒙，邓秀梅说：“这是一种特别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的合适的圈子里，好像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们用土堤把它围起来，就会不至于泛滥，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而写邓秀梅与余家杰的爱情，则采取了一种谐趣的方式，他写邓秀梅准备给爱人写信时，盛清明撞了进来，然后以玩笑的方式代邓秀梅写情书，把一对知识者的爱情与日常生活情趣融合为一体，这不能不说是周立波对爱情的独特表现，他并没有去强调邓秀梅爱情的革命和政治内涵，在写到余家杰给邓秀梅的信时，尽管五页信纸“光谈工作”，但周立波引用的却是与工作毫无关系的“几句感情话”：“我虽说忙，每到清早和黄昏，还是想你。有一回，我在山上，折下一枝带露的茶子花，不知为什么，闻着那洁白的花的温暖的香气，我好像是闻到了你的发上的香气一样。亲爱的秀梅，来一封信吧，仅仅画几个字来，也是好的。”刘雨生与盛佳秀的爱情则具有一种民间浪漫色彩，它活脱脱是一个民间故事“田螺姑娘”的改编版。周立波的爱情描写当时就受到的批评，王西彦说这样的话“出之于邓秀梅的嘴巴，也总觉得不大切合身份”。
其三，乌托邦的怀想
最重要的是，周立波在建国后回到家乡，心情有了特别的放松和解放，尤其对于一位积极主动改造自己思想的知识者而言，内心始终处在高度的紧张和焦虑之中，总觉得自己离党的要求还有距离，始终绷着一根政治之弦，但家乡的新气象让周立波感到了由衷的喜悦，尤其是与乡亲们交往时，没有了政治上的禁忌与约束，体会到一种亲情乡情的温暖，紧绷的神经也就可以放松下来。在这样的情景下，周立波的主体性也被悄悄地唤醒，他的主体性同乡村民间文化得到了沟通，他曾回忆那一段在家乡是与乡亲“比邻而居，喝着同一井里的泉水，过着大体相同的生活”，“朝夕相见，共话家常”。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周立波是把《山乡巨变》当成抒发自己情感的散文来写的，他时不时跳出合作化的规定的重大主题之外，让自己的浪漫情怀得到一点点释放。周立波回家乡，正是农村分完田地，处在一派欣欣向荣，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氛围之中，这种氛围是与周立波的人生信念相吻合的，因此，他将自己的乌托邦怀想移植到了乡村，在《山乡巨变》中，他的这种乌托邦怀想也有所流露。陈大春与盛淑清有一段在月夜下畅叙情怀的情节，其所叙内容就包含着对乡村乌托邦的构想。我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流传着描绘农村未来美好前景的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读《山乡巨变》才发现，这个想象还是来自陈大春对合作化的畅想。陈大春都为这个乡村乌托邦画出了一张草图，当他被调去当工人时，他将这张草图转交给了刘雨生。
《山乡巨变》分上下卷，分别写于1957年和1959年，这两个年度的政治环境和周立波的写作心境大不一样，所以浪漫主义的谨慎释放只是表现在上卷里，到了写下卷时，周立波的浪漫主义情怀又被彻底压抑下去了。这也是邓秀梅这个人物为什么突然就在下卷里消失的主要缘故，在很大程度上，邓秀梅是周立波的自我投射，当邓秀梅离开后，也意味着最具周立波自我色彩的因素也消失了，因此下卷的韵味比上卷就差多了。因手头只有文革以后的版本，无法以1958年的原版本作为研究对象，我印象中，周立波以后对原版本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其中就将一些浪漫主义的自然流露作了删除。对照原版本与后面的修订本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了解周立波复杂的内心以及他的被压抑的浪漫主义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