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海/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我曾写一篇文章，叫“‘底层’需要赵树理”。意犹未尽，在谈论乡土文学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了周立波。“底层”’确实需要赵树理，乡土更需要周立波。
身入乡土，心系乡土
多少世代，土地象征着权力，承载着理想，孕育着万物，它所引发的情感也是踏实的、厚重的、可以依托和信赖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与历史积淀下，加上许多作家自身往往具着乡土的经历，土地意识无声地侵入了大量作家的思维，尤其是乡土作家。
土地是作家的文思来源之一，土地情愫也是创作的缪斯之神。[关仁山：《天高地厚》，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40页。]
父老乡亲与多情深厚的土地一样，是永恒的主题，是创作的源。[卢跃刚：《乡村八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40页。]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虽然还是一个“乡土”的中国，却严重地缺乏“乡土”作家。
就当代文学的整体情形来看，反映农村生活的创作不少，作家大概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出身农村的作家，写农村的“那人、那山、那狗”；另一部分是曾接受过农民再教育的作家，追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但是，现在我们发现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出身农村的作家，早都把“户口”弄进了城市，为子孙后代争取到了“城市人”的资格；那些受“再教育”的城市人，对他们曾经的“课堂”和“老师”离得越来越远了。
马克思说过：“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但是，目前中国境内还很少能看到“城市化”的乡村，性急的作家们只好先把自己“化”进了城市。——很多出生于乡土的写家，一旦小有名气，尤其是一旦从“作者”进入到“作家”的层次，身份也随之改变，大多离开乡土，把“户口”弄进了城市的同时，为子孙后代争取到了“城市人”的资格。这时，和乡土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就淡了——那块土地对他们己经失去了魅力。
也许，你会认为这一切是非常正常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社会常理。但是，却曾有人逆着这个流向而动——这就是周立波。
从1954年到1965年，他在益阳农村——他的故乡深入生活达10年之久。
而且他“既不是蜻蜓点水的作秀，也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一个戴着眼镜、文弱但是地道的农夫。他体验生活是身入更是心入，是长时期的过程，也是艰苦的锤炼，是对农村发自内心的关切，更是对农民思想感情的贴合与升华。”[蒋祖煊：《学习周立波繁荣乡土文学创作》，载《永远的周立波不了的乡土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是怎样写成的》中说：“深深地感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头等精妙的材料，这种素材极为珍贵，但又不易得。占有这种材料的人，还得细细地回味和咀嚼，才能涌现出文章来。”“所见所闻，是文学的第二位材料，但要是观察细致，体味深刻，从阶级观点上去周密地分析研究，这样才能把它转化为头等材料。”[《周立波专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79年4月，第87页。]
从这可以看出，周立波对“深入生活”这一命题是有自己的认真思考的。深入生活对创作虽重要，但生活的深入者必须要是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创作主体，理论虽然有助于作家理解和概括社会生活，但这一理论必须得是作家所生活的那个历史阶段的科学的概括，而且是经过作家主体体验了的。只有这样，作家在面对生活时，才能既从中获得体验，又对其保持一定的审视，做到以主体的丰富性接纳生活的丰富性。
他的创作是强有力的明证。
学贯中西，立足乡土
周立波身入乡土、心入乡土，却不能说他天生就是“土”人，注定就是个“土”作家。
“有人说赵树理和周立波‘太土’，盲人说瞎话，有眼不识泰山，纯粹无知。请问，有几位作家像周立波一样研究过如此众多的外国文学家和文艺作品？”[杨友今：《试论茶子花流派的根基与纵横走势》，载《永远的周立波不了的乡土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这段话充满了义愤，却也道出了实情。
周立波是从翻译西方文学名著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的。他翻译了捷克作家基希，俄国作家普希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僧，受西方文学影响较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周立波说“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还没有独创的新形式”，“还没有踏出自己的道路来”。怎么办呢？他认为要遍采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形式的长处，以便创造自己的新形式。在这以前，周立波在文学鉴赏和研究方面，比较偏重干外国文学；在这以后他认为“土色土香的东西常常是好的”，中国古典小说“能够反映过去人民的生活”，“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它的这一特点”。他从此加强了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并以此为借鉴，在小说创作中致力于自己时新形式的创造。这位现代作家经常称道的古典文学作品有《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这些作品善于通过矛盾斗争和人物行动来表现世态演变和创造艺术典型，它们的情节安排和细节描写上善于强调和善于取舍、善于概括和善于细描、善于实写和善于虚构；它们在行文上文采风流、曲折多澜和松紧有致、浓淡相宜；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典型永远铭刻于人民的心中，并为历代的戏剧、绘画艺术提供丰富的题材……用周立波的话来说是“以动写静”的“宝石”，也影响着他的艺术创造。
也就是说，他学贯中西，却并非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
我觉得，周立波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好可以校正今天文坛的一些偏颇。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强势语言”对中国文坛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实事求是地说，面对纷纷扰扰，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拒斥、仇视或自恋尊大、睥睨一切是可笑的；主张全盘西化论，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从而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趋同化”、“一体化”，又是可悲的。
实际上，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为异质文化之间的交融提供了条件。异质文化的融合对保持和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文化矛盾运动的统一体。进一步说，不同文化的交往，既是一个冲突的过程，也是一个整合、融合的过程；既是一个比较的过程，也是一个吸收、借鉴的过程。更进一步说，强势文化虽然对弱势文化展开铺天盖地的侵蚀，却不能使弱势文化被全然改观、融入到强势文化中。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基础、文化制度、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必然会对文化全球化作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认可、不同的选择。
就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来说，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却不能不说出现了一些误差：一部分作家为了迎合浮躁的社会心态，想方设法打破那“一本正经”，绕着弯子、拧着劲儿地“出奇制胜”。要做到“出奇制胜”就要“另辟蹊踁”。“另辟”的“蹊踁”就是拼命当国际倒爷，把一些西方的新内容、新方法搬运过来，根本就没有经过认真的“去粗取精”与“去伪存真”，简单地一处理，甚至是仅仅换了一个包装，便投放市场；当今的文坛确实够热闹了，紧锣密鼓当中，多少人在舞台上花样翻新，翻得人眼花缭乱，但你认真看过一段之后，你就明白了，翻新不是创新，大部分是追新，总是那几套从西方模仿来的动作，在折过来折过去，这又是可怕的“复制”！
没本事的人却化不开，真正大手笔却能化得开。这，我们就该学一学周立波了。
周立波不是一味降低标准去适应那些没有文化的读者，也不是认为群众永远是“小放牛”和“兰花花”的水平。他掌握好一个度。他遍采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形式的长处，创造自己的新形式。
读周立波的作品如尝橄榄，初尝味淡，继之味浓，思之味长。比如读《山乡巨变》，你会感到一种柔和之气。作者能以平常心看平常事，且以平常话道出不平常的人生的变貌和时代的感喟。他绝不是生活的提纯者，他不仅理智，而且敏锐、深刻，但不是你的父亲、师长、领导，而是你的兄弟、朋友，不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而是娓娓道来、丝丝入扣。他不是当头一声断喝，也不是在你背上猛击一掌，而是坐在你的对面，拍着你的肩膀，和你平等地对话，和谈心，他谈他的生活理想，做人的经验，做人的艺术，不做作、不矫情地和你沟通、和你交流……这就是一种真诚，这种真诚是极难能可贵、极令人感动的。在他的作品之中，你还会看到一种平白之态，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清水白石，尽去铅华——这一切当中，我们却尽可领略到什么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什么是“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什么是“举重若轻”、“大巧若拙”；什么是深度、力度和厚度……面对浮躁的文坛，面对诸多浮躁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太应该怀念不做“大师”状的真正的大师。
紧跟时代，不忘良知
我不能说周立波是超人，他确实不能完全超越时代。甚至，“与赵树理囿于‘问题小说’不同，周立波是一个有志于抒写时代风云的作家。”[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与〈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7期。]在充满矛盾和曲折的时代，他要“抒写时代风云”又是何等的难受和难堪啊！
但是，他往往从艰难与逆境中执著与现实，从忧患里升腾出激情，从而表达出对真、善、美的向往，开阔出人物灵魂深处的诗意，忧患中渗透着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与充满诗意的理想情怀。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都是有缺点的好人，而不是高大完美至大至刚的神圣。比如，县团委书记、清溪乡工作组长邓秀梅文化修养低，数学成绩不好，工作方法简单，遇事喜欢大包大揽；区委书记朱明，峻急苛刻，喜欢以势压人；团支部书记陈大春简单粗暴，颇有流氓无产者习气；而情乡书记李月辉，号称‘婆婆子’，曾因砍掉过几个办得不好的从社，配批评为‘小脚女人’；与李月辉搭档的社长刘雨生虽然热心公益、为人正派，但又眼神不好，农活极差，性格软弱，妻子都与他离婚。正是通过对这些好人的个人化缺点的真实描写，突显了合作化小说的话题裂缝，也不露声色地写出了激进与强硬的政治话语的专制性和强迫性（在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央始终声明农民有入社的自由，也有不入社的自由，甚至声称入社自由退社自愿，不能搞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同时，写出了那些被压抑甚至受批判的声音的局部合理性。”[蔡世连：《〈山乡巨变〉的话语策略》，载《永远的周立波不了的乡土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
这段话说得极有道理。确实，历史制造了矛盾，他却能矛盾地反映历史。
《山乡巨变》描写的是清溪乡建立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事。作者开始并没有任意夸大群众觉悟说他们普遍有入社的意愿，他着重写了县委千部邓秀梅为了超额完成上级分派的建社指标，利用几个积极分子通过广播、标语等发动政治攻势，催促大家入社。亭面糊因劳力少，人又有些面糊所以不费力地入了社。而陈先晋等社员是在催逼之下入的社。从主观上说作者是在赞颂邓秀梅雷历风行的工作作风；但客观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合作化后期工作上出现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问题以及当时农村工作水平、工作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对于初级社的情况，作者也没有做不合实际的美化而是实事求是的揭示了内部矛盾。如：刘雨生不在家副队长便不认真调摆，社员们怨气冲天，一哄而散；在分油问题上上村和下村由于不同的利益意见不一致；因为稻秧的问题正副队长产生了很失的矛盾等等。
这里我们感到作家是尊重生活。这里，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作家的良知！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取向多元的时代。正如有人所说：即使是上帝本人来写小说，也不可能让所有的读者喜欢。
但是，作家们应该少来些孤芳自赏和互相恭维；少来点酸溜溜、软绵绵、甜蜜蜜；少关注那些悠闲在街里溜狗的人，多关心那些像饿狗似的满街走找食的人——积极地把目光投向“乡土”，这里的人生是文学的重要的母题，有非常广大的市场。
赵慧曾说：“大众化文学的精神实质与市场经济的主旨是不相悖的。在市场经济时期，赵树理的大众化文艺思想仍然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赵树理一贯坚持站在农民立场上为农民说话，期盼农民致富的思想，正是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因此，当前的文艺创作还应该提倡大众化，提倡赵树理精神。”[《文艺报》199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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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不仅要提倡赵树理精神，还要提倡周立波精神。
郁达夫说：一个民族，没有伟大的人物是一种悲哀；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保护，是更大悲哀。
周立波，不仅仅属于益阳，也不仅仅属于湖南，而是属于全国、属于全世界。但是，全国、全世界对周立波关注不够。
此时，更感谢湖南！感谢益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