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权力体系发生了变化，但是40年代以来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小说创作却仍是处于同质的文学环境中。从解放区步入新中国的周立波创作亦是如此，新中国后的周立波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具体的文学创作技巧抑或是承继的理论资源，都是和40年代以来的解放区文学保持着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他坚持自己《讲话》以来选择和认定的正确创作道路，继续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努力从他们的斗争和生活中汲取激情和素材，反映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创造新生活的斗争。刚一解放，周立波又通过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受到启发，一进城，就想了解和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业建设，于50年代初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反映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建设的长篇《铁水奔流》。可以说刚步入新中国的周立波还保持着他在解放区时期创作紧跟时代革命的高昂热情。1953年，随着农村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它和接下来的“反右倾”运动及“大跃进”一道，致使当时左倾冒进的错误思想盛极一时。同时，50年代前期开始的那场涉及到每个农民的家庭及个人命运变化的合作化运动，也吸引着包括周立波在内的绝大多数主流作家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1955年冬，周立波毅然返回故乡农村安家落户，与农民朝夕相处，深入观察，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终于又创作出了以合作化运动为背景，代表着他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尔后，又创作了诸如《禾场上》、《桐花没有开》、《下放一夜》以及《山那面人家》等一系列反映当时农村生活的中短篇佳作。
很明显，代表周立波最高成就的《山乡巨变》是一部无论创作思想还是艺术手法都承继了解放区时期创作的《暴风骤雨》，而又实现其明显超越的一部杰作。其实对于建国后周立波的创作而言，一方面它明显继承着1942年以来解放区文学以《讲话》为纲的优良传统，以大众化道路的选择成就了鲁迅所谓“平民文学”的时代；另一方面，它又实现了对解放区文学以来的发展，大众化的文艺思想经过解放区时期的文艺实践，对步入新中国后的周立波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创作的常识，他不必再为此而刻意追求，而是自觉的将这种大众化的文艺思想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确，《山乡巨变》就是这么一部贯穿着解放区大众化文艺思想，而又实践着周立波乃至这个解放区文学以来“平民文学”思路的佳作。其中所描写的无论是如刘雨生、李月辉等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还是如陈先晋、“亭面糊”等经过教育、改造而迈向先进的称为“中间人物”的老一代农民形象，无疑他们都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工人农民得到真正解放”的一代，因此才成就着鲁迅在20年代就预言着的“真正的平民文学”。这是周立波个人的创作成就，也是社会进程赋予周立波一代的历史使命。
二
决定农村小说创作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无疑是农民形象的塑造，衡量周立波农村小说创作是如此，而整个20世纪农村小说创作成就的衡定也绕不开这一因素。自鲁迅先生创作为世人所瞩目的阿Q形象始，20世纪中国农村小说史上已经留下了诸如润土、祥林嫂、翠翠、老通宝、朱老忠、梁三老汉等一批家喻户晓的农民形象，如果把他们串联起来看，似乎可以发现一部20世纪中国农民的成长史。但诚如上文所分析一样，新文学史上中国农村小说的发展是与20世纪风云变幻的社会进程呈现出无法挥斥的纠结来，不同时期大的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农民角色性质是不一样的。鲁迅及鲁迅以后的乡土小说家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幅生活在不同地域破败乡村的农民惨境，那么为什么鲁迅还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声称“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呢？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否定的是包括自己文章在内的“五四”以来一大批作家的创作。众所周知，“平民文学”是“五四”时期自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力倡的口号，某种程度上甚至代表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鲁迅先生在1927年对自己及当时文坛现状的否定，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的创作偏离了五四新文学以来“平民文学”的方向，抑或是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了一种伪真实的状态。鲁迅先生还进一步说道：“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的口吻而说的。”[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3页。]这一论断正好道出了鲁迅先生否定五四以来创作的原由，那就是：五四以来的大多数尤其是农村小说（至少1927年以前的作品是这样），不少都是用非农民的眼光去臆测农民，用非农民身份的叙述人在小说中代农民说话，农村小说创作往往出现臆想的农民和替农民想象的普遍错位。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的原因。由此，在社会进程与农村小说的纠结关系中，我们有必要正确判定各个阶段农民的角色性质，角色转换和身份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弄清农村小说发展的规律，才能把握好“五四”以来新文学“平民文学”的发展方向。
“五四”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时期，在新文化思想的冲击下，首先觉醒的是知识分子，而中国最广大的平民——工人农民们则仍处于愚昧麻木的被启蒙状态。在这一时期农村小说作品中表现的农民，无论是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故乡》中的润土、《祝福》中的祥林嫂，还是2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家笔下的破败农村和悲惨农民，无疑，他们都是一些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都比较愚昧、落后、麻木、保守，缺乏反抗性。这些形象的描绘都非常的逼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了某种社会的真实性。但这也只是当时的启蒙者——处于上层的作家们，对当时尚处于被启蒙状态的农民们的一种主观展望，我们在其中得到的也主要是观察者所能获得的那种真实，很难听到被观察者灵魂的主动诉说，农民所处仍然是一个无声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农民所扮演的仍是中国历史千百年来沉没奴隶的角色，他们尚未获得社会主体的地位，甚至客观上还远未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于是乎，也难怪鲁迅会否认当时文坛拥有“平民文学”了，因为这“平民”一词至少也指称着社会主体性的存在。
进入30年代后，情形又有了不同于前的微妙变化。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以及日寇的入侵，再加上国内地主阶级的压榨剥削，党领导的农村革命不断深入，农村各种斗争接连发生。因此在一些革命文学作品里，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吴祖缃的《樊家铺》、《一千八百担》，叶紫的《丰收》、《火》，王统照的《山雨》等写到农村的破产，农民开始觉醒，而蒋光慈的《田野的风》，华汉的《地泉》都正面歌颂农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农民作为革命者和反抗者出现，处于被歌颂和被肯定的地位。但由于作者认识上的限制，或者是表现这种新形式下农民景况的艺术经验的缺乏，这些革命文学作家笔下的农民性格特征中依然存在着偏激、短见之嫌。虽然这一时期农民扮演了“觉醒民众”的角色，但他们的觉醒也还远未达到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工人农民得到真正解放”的时代，这些特征也是明显落后于时代，缺少先进性的表现。
因此，塑造具有社会主体性，扮演时代先进分子农民角色，开创真正“平民文学”时代的历史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四五十年代作家的身上，周立波就是历史性地承担这一任务的集大成作家。
当然“五四”以来的历史任务落在了周立波们的肩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严格地说，进入解放区以前甚至解放区以后最初一段时间的周立波，和以前的作家们一样，基本上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哪怕他们的作品中描写了农村与农民，但他们骨子里的精神仍是与之保持距离的，显然的就是他们作品的接受对象仍是知识分子而非所描写的对象。就连作为贫困知识分子出身的周立波自己也曾说过：“按道理说，我的思想感情应该比较接近工农兵，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要少一些吧，但在事实上，由于旧社会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的灰尘在不时的侵袭，由于在旧式学校里养成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积习，毛泽东同志的下面这句话‘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很适用于我的思想情况的。”[周立波：《周立波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此语可看出，周立波意识到自己思想感情所存在的局限，要想真正完成“平民文学”的历史重任，真正地写出农民所处的历史境况，还必须得经历一番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周立波的思想改造过程就是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座谈及《讲话》的影响下完成的。作为30年代“左联”成员之一的周立波，对于“大众化”一词肯定是不陌生的，但对于究竟什么是大众化？还是不甚明确的。毛泽东在《讲话》中的明确指示，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给了他灵魂深处强烈的震撼。至“五四”以来，只有毛泽东对大众化思路作出的阐释才是最为准确、简明，一针见血的。由此，周立波认定，当时的许多作家“虽在生活里，却又并没有生活”，要想真实地描写农村和表现农民，还必须深入到群众和生活中去。周立波经历了南下，深入到土改工作中去，尔后更是举家落户于故乡益阳农村，于是便对工农兵了解得多了。他认为当时的许多作家和他一样，因是从旧式学校里出来的知识分子，因而不能全面、深刻地了解工农兵和工农兵出身的干部，容易歪曲他们的形象，对他们的描写也是浅尝辄止，仅止于表面，而没有透视他们的心灵，往往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把工农兵写得愚昧、粗鲁，显得可笑。而周立波深受《讲话》的影响，通过亲身实践了解到，“他们（指工农兵）的基本的东西，就是勤劳善良，他们用他们的手和脑创造了世界，养活了人群，而他们一旦觉悟，认识了共产主义真理，成为了共产党员，就会坚决地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斗争到底，必要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的献出自己的生命”[周立波：《周立波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可以说，四五十年代周立波的小说，就是以一种典型的“农民作家”的身份进行创作的。
周立波笔下集中塑造了这样几类农民形象：一是新一代的农民英雄形象，这以《暴风骤雨》中赵玉林、郭全海，《山乡巨变》中刘雨生、陈大春等为代表。这一类农民英雄形象应该说是周立波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如赵树理、丁玲、柳青等一样，追随当时极左政治路线，站在与时代共鸣的立场上所着力塑造的人物。但同时，周立波又并不盲从于当时泛滥的极左思潮，他塑造的这些“工农兵中间的英雄人物，都是聪明精干、正直无私、勇于负责、坚定不移、不怕牺牲的，都是体现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道德的精华，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纯洁、优美和强韧的英雄人物”[周立波：《周立波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另一类是以老孙头、亭面糊、陈先晋式矛盾的“中间人物”为代表，他们都是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这些所谓“中间人物”的塑造，又典型的说明了周立波追随当时的主流思潮但又游离于极左路线的矛盾心态，甚至某种程度上，这些“中间人物”比英雄人物更能代表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道德的精华”，更能透出我们民族厚重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更符合四五年代社会大转型时期农民们的真实心态，因而显得更加的真实而富有不可替代的审美和社会的意义。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周立波笔下无论是农民英雄形象，还是矛盾的“中间人物”形象，一个显著的不同于前的变化就是他们都是鲁迅所说的“工人农民得到真正解放”的一代。农民英雄形象自不必说，他们第一次“执掌”了政权，积极主动地以时代主人翁的身份参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紧跟时代，成为社会革命的先进分子。而“中间人物”形象相比农民英雄而言，虽然少了一些参与社会革命积极主动的先进性而显得落后，而且思想觉悟相比那一类农民英雄而言也不高，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也都获得了土地，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农民第一次获得了社会主体性的存在而得到真正的解放。而且，相比农民英雄形象塑造而言，周立波这些“中间人物”的塑造显然获得更大成功，他们更像在苦难中成长来的中国农民。周立波因塑造了这些时代主人翁的农民本色角色，才历史性地成就了鲁迅先生所预言的“平民文学”时代的到来。
以上对周立波小说的论述，无疑我们认可的是农民的价值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首次获得社会主体性的存在。从五四时期“沉默的奴隶”，到三十年代成长为具有初步自主意识“觉醒的民众”，再到四五十年代周立波们笔下“社会的主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论述的“工人农民得到真正解放的一代”，可以说，20世纪中国农民形象的这种成长历程，既是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社会进程历史推动作用使然，也是农民形象角色转换内在、自觉的要求。“周立波现象”的独特意义不仅仅在于在社会进程的历史演进中，将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的塑造推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为农民形象的塑造立下了一个较高的标准；更具文学乃至社会意义的是，它又是一个文学创作和社会存在新的起点，农民作为社会主体——“人”的独立存在的发展才重新起步。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的寓言化与模糊化，也是建立在农民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从认同农民价值观点的角度看，“周立波现象”是个绕不开的历史话题，这也是周立波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