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看来与现实的对抗和对现实的悲观，是导致你这种规避性写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钟：一个人选择写作最终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个作家与现实太和谐并且感到其乐融融的时候，他的作品就不可能有太多超越的力量和批判的力量。余华说过，他和现实有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我相信很多作家都有这种感觉，而写作正是紧张和压抑中一种逃避的方式或突围的方式，是对这个世界悲哀失望的时候，才去追求另外一种世界。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就像我在《写作与做梦》中讲的，我将写作看作是记录梦境的一种方式。我们注定要死，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死囚在行刑路上的那一短暂的一瞥，而且这条赴刑之路只有一条，我们注定只能看到自己行刑路上惟一的景色。而做梦能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景色，所以做梦能让我们活许多次。而且写作还是一块大玻璃，把我和这个现实的世界隔开了，使我能站在里面面对这个世界，我可以不看它，还可以对它做个鬼脸。
郭：假设当下的现实很吻合你的理想，你就会描写当下的现实吗？
钟：我觉得现实永远不可能是完满的，一个作家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看出这种不完满来。
郭：就是不论现实如何，你都会和它保持一段距离，并抽拔到一定高度……
钟：抽出一种美的东西来。所谓的艺术气质实际就包含一种超越的力量。它肯定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所谓的世外桃源只可能在作家的头脑中存在，他肯定不会认同现实的面目。正因为他头脑中的东西与现实永远是有距离的，所以才会促使他去写……
郭：正因为这样，对原创性的美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的怀疑对于一个作家是很重要的，如果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缺乏想象的参照，世界将不堪想象。你觉得你的作品与客观世界不是割裂，而是超越的？
钟：这是我努力的方向。超越就是给自己的世界一个自己的逻辑，然后让读者一下子开了一个眼界。小说的目的是发现。就像卡夫卡所说，好的作品就像一把能砍开你心中冰冻世界的利斧，就是小说一定要开启一个新的思路，让人一看，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不要让人一看说，哎，这写的和我们单位那事儿特像。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
郭：你的作品对现实的丑恶也有所揭示，但却很温婉，甚至还有一些同情和怜悯，你把读者带进了一种淡淡的美的意境，正像你的文本尽管书写了大量的死亡，但却没有阴森森的恐怖感和黑沉沉的悲哀感，相反却有一种淡淡的美感，我想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与你的人生哲学和艺术思想应该是分不开的。
钟：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其实是非常悲观的，我觉得苦难与其说是一种可以与之抗争的人为的东西，不如说是命运，是我们每个人都难逃的劫数。正是这样，我才觉得好的作品应该缘于“悲”而升华为“美”，就像在苦难的泥淖中开放出的一朵宁静的花朵，它的根系是苦的，但它的花朵是美而宁静的。它应该超出道德善恶的判断，超出激愤与谴责，体现出一种对苦难的领悟与悲悯。伟大的悲剧的意义在哪里，它不是写了现实多么悲苦，而是写了面临这悲苦时人们是如何抗争挣扎，在这种抗争中便升华出一种非常美的精神，我觉得这种东西具有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力量，这才是艺术家要表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美”和“悲”是彼此相通互相依存的，我甚至觉得“悲”是美的不可缺的要义和前提。而对于现实中那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丑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超越它。我认为那不值得写。当然，如果我能把它写得足够触目惊心，让人发现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也许会去写它。
在偶然中与战争题材结下不解之缘
郭：你的作品里还有很大一部分题材是写战争的，这和你的经历有关吗？
钟：这是比较偶然的。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一批战争题材的小说，我的一个同学参加了这次写作，他知道我在大学里就喜欢写作，就把我拉去了。我是学历史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就是一部关于古代战争题材的历史小说《昆阳血骑》，写西汉末年的一场农民战争。我当时没想到我能写战争，后来写出来了，没想到还比较好看。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刘静，她本人就是一名相当有天赋的小说家，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她鼓励我写中短篇，写真正的纯文学作品，这当然也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后来她又热心引荐我去参加了一个笔会，在会上遇到了当时《解放军文艺》的编辑、诗人刘立云，他作为笔会的主持人没有因为我这个生手的想入非非构思怪诞而否定我，相反他支持我发挥想象，而且给了我很多关于写作的最最切实有用的指点（比如“切忌直奔主题”这个说法我就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在这次笔会上我写出了《战争童谣》，发表时他还配写了一篇优美而热情洋溢的评论。不可想象，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指点，我能如此顺利地走上文学之路。至今我都非常感谢他们。我觉得“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们在帮助文学新人方面有一种真正的古道热肠，这在当今已经很难得了，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就是作家，例如编辑部的刘增新主任，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创作以及对文学创作的见解，都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觉得，自己能认识他们，是很幸运的。
话说回来，因为是给《解放军文艺》写稿子，所以必须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这样，我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郭：虽然是写战争，但在你有关战争的短篇中，却很难让人看出它具体写的是现实哪一段历史，也看不出谁与谁交战，有时让人感到它只是一个舞台道具，丝毫闻不到硝烟的味道。像《战争童谣》、《杞良的信》、《暗堡》等作品，淡化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是你的写作策略吗？
钟：我不是军人，所以我不可能写现实军队题材的生活，只能写抽象的战争，淡化了历史背景的战争。说是写战争，在抽去了敌方我方、具体的历史背景之后，就是写一种非常状态下的人了，而且是一种纯粹人性。我认为战争题材其实是非常好的题材，因为在战争这种非常状态下，死亡变得触手可及直逼眼前了，人的选择和行为就更加触目惊心，人性本身的善恶美丑，悲壮英勇，伟大崇高都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极致，因此能够写得非常美。
并不时时意识到是个女性作家
郭：对于两性关系和女性的困境这一热门话题在你的作品中也有所闪现，例如《正午的姿态》，你是把它纳入了人性书写的总轨道，还是有刻意的女性意识？
钟：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不是很多。在《正午的姿态》中，我把欧阳医生和梅置于两个极端，女性因为牺牲，因为爱获得了新生，她是一个胜利者，而作为男人的欧阳医生站在一种科学的角度，面对女性为爱而牺牲的伟大精神，他无法承受，最后走向崩溃。正午的姿态就是一种不堪承受的飞翔下落和解脱。女人为爱而能忍受，扎根在大地上，她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在这里是牵扯到了女性问题。其实我不认为身为女性就要关注女性题材，我觉得应该范围更大一些。我只是碰巧是个女的，但我不会时时意识到我是一个女性作家，虽然我的写作肯定不可避免地要打下女性的烙印，包括我写战争，我会从细部入手，我肯定选择我所看到的东西，别人可能看到的是硝烟，宏大的战场，而我可能就看见了一片小叶子，上面落了一只小虫子，或者滴下来一滴血。我认为人能写什么，该写什么都是天性决定的，位置实际上是定了，你只能后面作一些努力，也许是很大的努力，但是一定不能违背自己的天性。如果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感触非常深，确实有感而发，也能写得好，那就写。像林白和陈染的一些作品，还有铁凝的《大浴女》都写得不错，这都无可非议。但是我碰巧就对虚无缥缈的恍兮惚兮的梦境感兴趣。但是也说不定过了两年，我因为什么变化又对女性题材感兴趣，我也会去写，一切顺其自然。最近我的一些中篇就比较靠近现实了。史铁生是我很崇敬的作家，他说过，一个作家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么一点，能把那一点写好了就可以了。像我就对生与死，对于人怎么超越克服生命的悲惨短暂有限，怎么为一种渴望而走向一种不可思议，怎样实现一种更高的东西感兴趣。
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郭：你觉得作为一个个体的作家，你的世界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大家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应该怎样？
钟：读者可以选择作家，但作家同样也可以选择读者。就是说作家应该只写他想写的东西，自己最喜欢写的东西，最能表达自己的东西，至于有多少人能够看懂，能够理解，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所谓老百姓喜闻乐见、家喻户晓，这与艺术的关系不是太大的。
郭：您认为那不是很纯粹的艺术？
钟：我认为真正的艺术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被理解的，而且注定是孤独的。所以，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耐得住寂寞。
郭：你的故事结构比较精巧，情节比较离奇，语言也比较抒情，比较散文化，请问你有什么操作技巧吗？
钟：其实我曾经觉得我文字不行，想写剧本，后来人家说我文字还行。其实在写《拯救》的时候我才有点感觉，觉得自己还能编故事。我认为对于短篇小说来说需要一个出奇的细节来生发；对于中篇小说来说就比较困难，它要有一个大故事来推动，但故事的架构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一开始就很清晰，也有的是逐渐写出来的，就是说上午坐下去还不知道下午能写出什么来。总的来说，写中篇的状态比较缓慢，也可能突然发现一条岔路，走出来了，发现还走得很好。另外我觉得小说的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肯定要有自己的声音，就像人唱歌一样，有的人的歌声像阳光一样温暖；有的人的歌声就是冰冷的质地；有的人的歌声像水流；有的人的歌声像金属一样坚硬。作家是用文字写作，他怎么使用文字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文字就是一个作家发出的声音。写什么其实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故事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但是声音是没法模仿的，这就是形式，形式细化到最基本点就是文字语言。我现在不觉得我的语言特别好，和我的思路一样，有我的特点，也有我的不足，需要打磨。
郭：你觉得你已经达到了写作的高峰了吗？
钟：当然没有，我觉得我应该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我只是刚刚起步。当代中国就有好多好作家，像史铁生，张承志，余华，韩少功等，他们的作品使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路要走。我很多小说写完都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不知道好不好，只是觉得自己努力了，尽其所能去写了，只有人家说还好，我才心安。像《战争童谣》，一开始生怕发不了，更没想到能够被转载，还能够获奖。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新的起点，都是从零开始，我只有尽心尽力走好每一步，我不敢保证下一步就一定比上一步好。
郭：你对将来写作风格的发展有没有一种预见，你是坚持一贯的风格呢还是有所改变，就是说你将如何安排你的梦幻性与现实性？
钟：我对我将来的风格发展没有一种很清晰的意识，我只是在写某一类题材的时候，才考虑用哪一种方式来写比较好。我有一些作品是接近现实主义的，像《屋顶有只猫》、《拯救》、《西岭故事》、《正午的姿态》，尽管其中也有一些荒诞成分。我觉得任何手法在写作时只要适合用就可以把它拿来用。
郭：形式为内容服务。荒诞成分的多少，全凭感觉，没有先在的理念，就是说最后看到的虽然是成熟的东西，可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原则去束缚，所以艺术家的感觉还是很重要的。你有新的写作计划吗？
钟：我想对童年的记忆更深地挖掘一下，写一些好的中短篇或长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