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动力，在21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对话中将处于弱势。现在，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们已经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打着各种名号，利用多方网络，对一个个作家、一本本著作连着开刀，轮番劫持，而我们的当代文化资源本来就不丰富，因此要不了几个回合，处处便又是大漠荒芜、夕阳残烟。
这不是危言耸听，请看周围，书市上盗版书铺天盖地，报刊间刀笔吏越来越多，名誉权官司层出不穷，而真正具有原创力的作品究竟有几部在破土而出？出了稍稍像样一点的，吸引了公众的兴趣，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便一哄而上，边夺取边摧残，既谋财害命，既绑票又撕票。公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可选择的作品越来越少。
我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担忧，读者们是了解的，因此急急写下这封信，进行呼吁。我认为现在称得上是一个关键时刻，先不说其他，光说盗版，如果任其横行，正常的文化流通机制将快速破碎，更先进的体制在尚未建立之时就传染上病毒，中国文化的生态质量将会大幅度下降。盗版作为一种反文明的行为想要存在下去，必然会力图营造一个社会性的配合机制和舆论机制，因此在可以想象的将来，文化图书领域的无序操作、荒唐评判会越演越烈。这种因有经济暴利的暗暗支持会显得相当强大，四处买通、一呼百应，我们会面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真正严峻的时刻。
现在能做的，首先应该在全社会建立反盗版的共识，齐心协力打击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识破他们的种种圈套，为中华文化留下一份真正的宁静，一点真正的创造力，留下不欺不妄的一脉。
顺便告诉一声，不久前报道过的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新作《霜天话语》，盗版集团一见这个报道就立即用这个书名胡编了一本我的文集出版。现在我与作家出版社商定，废掉这个书名，新作《霜》将在明年年初出版。
此致！
敬礼！
余秋雨
1998年12月6日
这封语言平直言辞激烈的信，根本不是余秋雨一贯的风格，可见他真的是恼火了，但恼火归恼火，恼火也阻拦不了批评者们言行的自由。于是这封信又如一根导火索，对余秋雨的攻击再一次升级，这或许是余秋雨没有想到的，也或许是余秋雨预料之中的，只是作为文化战线上的“大哥大”，余秋雨根本不屑于他们，因为他始终将他的批评者们的言行视为“表演”，而他则是一个观赏者，当然他是将其当丑剧来看，只有从这种角度去看，他才觉得过瘾。
余秋雨的这种愤懑情绪不无道理。他在2004年《余秋雨与中大学子对话：封笔为反盗版》中有这样一段话：“论盗版，我想我的书应该是全国第一。”说到这里余秋雨略带无奈，“最近我发现很多根本不是我写的书却挂上了‘余秋雨著’。什么《夜雨苍茫》、《放歌四海》、《北方盲流调查录》，还有一些黄色小说，他们知道我的书喜欢起什么名，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但都不是我写的。”因此他说他准备不再写书，不过也为不再写书留下了余地，即在设定的三个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将重新再写——“一、当疯狂的盗版得到初步遏制；二、当诽谤、诬告、侮辱真正成为被判刑罚款的罪行时；三、当媒体发布谣言后立即纠错，并向受害者道歉时。”在现有的社会机制下，余秋雨的这三个条件可能难以实现，这些他肯定是预料到的，但他不能不呼吁，他不能不申辩，当有些人得寸进尺地要在他头上拉屎拉尿的时候，他如果再不申辩他就不是一个文化战士，而是一个懦弱的书呆子了。我们很理解余秋雨，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嫉妒是人性最大的弱点，如果这样想想，余秋雨愤懑的情绪或许就会平缓许多，其实他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无论是谁，遇到自己头上就很难解决，因为余秋雨毕竟是人，而不是神。
余秋雨的书被盗版的疯狂程度只举一例便可管中窥豹：1998年5月，作家出版社编辑王淑丽到上海找到余秋雨，向余秋雨约一部书稿，余秋雨同意了，双方商定书名就用《收获》的专栏名《霜天话语》。1998年7月，余秋雨在上海接受徐林正先生代表《羊城晚报》的一次电话采访，内容是关于《山居笔记》盗版情况和《山居笔记》正本即将出版的情况，同时透露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自己最新创作的散文集《霜天话语》的消息。很快《羊城晚报》便发表了这次采访的文章，最后一段文字说：“余秋雨近日将去杭州作《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演讲。他的新的散文集《霜天话语》将于今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让人震惊的是，盗版集团得知这个消息后，不到一个月就把盗版的《霜天话语》推向了各地书市，面对盗版集团这一恶劣的状况，余秋雨很是痛恨。
为了抵制盗版，余秋雨不得不采取让局外人感到有些诧异的举动，他与作家出版社采取了几项有效的措施，将《霜冷长河》取代原计划的书名《霜天话语》，整个出版发行过程实行封闭式运作，以保证绝对保密。书稿既不邮寄也不托人代送，而是余秋雨亲自乘飞机将书稿送到北京，责任编辑王淑丽和一位副社长到飞机场接拿书稿。为了预防万一，在出版技术上也采取了措施，书的封面经过压银工艺的处理，封面纸使用特别的环衬纸，书的正文纸采用牙黄色的纸张。这样做增加了成本，但一定程度上给盗版增加了难度。
做到这里余秋雨还不敢掉以轻心，在《霜冷长河》的首批发行过程中，作家出版社一次性将货源备足，所有包装的图书都不打印书名，待图书到达各地后，3月22日和23日，全国各地将图书同时上市，遍布整个图书市场。同样是销售惊人，首印的23万册在几天内就全部售出，余秋雨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的这种操作终于为他赢得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双丰收，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因大量盗版给他带来的伤害。
但有人觉得余秋雨过于计较盗版，说金庸的作品也被盗版很多，不过他不太计较，相比较而言，觉得余秋雨太没有风骨了，对此，说法种种。2004年《余秋雨与中大学子对话：封笔为反盗版》中，中大学子也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您有没有想过，一本正版书动辄几十元，对学生来说负担是不是太重了？盗版书是不是客观上也帮助文化的传播？”
余秋雨答：“这的确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多一些售价低的书，可以让盗版的生存空间更小。但无论怎么说，盗版和破门抢东西就是一回事，曾经就有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余啊，好书多印点怕什么！’正是这种观念的普遍存在助长了盗版的盛行。”
为了改进这一现状，余秋雨在与浙江日报记者的对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余秋雨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对付盗版的“秘密武器”：“该书（《千年一叹》）的定价十分便宜，接近印制成本，由于利润空间很小，所以盗版肯定划不来。但作为代价，该书将不得不‘缩水’，文字将更细密，版式也会非常紧凑。”
盗版带给余秋雨的烦恼不仅仅这些。全国各地很多读者买了盗版本后不知道，在书里发现错误和疑点太多，有的干脆就将书寄给余秋雨，有的则认认真真地制做了厚厚的勘误表寄给余秋雨，要他和编辑在下一版时校正。余秋雨介绍，制作这种勘误表的，有中学生，有八旬老人，也有卧床的残疾人，而他每天收到的大量邮件中，与盗版本有关的总在半数以上，这些都让他忍无可忍又哭笑不得。而余秋雨更是怕看这些五花八门的盗版本，常常被书中触目惊心的错字和怪句吓退，只得赶紧关上。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和创作，也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难怪他这样深恶痛绝盗版，余秋雨的烦恼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余秋雨的境界和品位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反盗版就是为了物质利益。很多年前，台湾就盗印过他的一部史论著作，那时余秋雨的经济条件并不太好，可他并没有为此而烦恼，他说原因是这个盗版本装帧美观、校订精良，扉页上短短的一段评论写得准确到位，很有学术水平。他当时想，这位盗版书商虽然吞食了他的报酬却没有损害他的名声，也可称为“盗亦有道”吧。接下来，他幽默地说道，现在摆在他面前的盗版本显然已完全不同，它们的印刷数量如此之大，发行面如此之广，把大量的荒唐词句和他的名字搅和在一起，永久性地播撒到了各地各处。
余秋雨又联想到，这些盗版者是看中了他的书，他担心哪一天盗版者想名利双收，抄录他的文章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这种联想起源于，以前他一直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此常常以沉默和蔑视来面对各种作假造假现象。现在成堆的盗版给了他一个启示，一切虚假产生于潜在的社会需要，他算是领教够了。
由盗版引起的一切争议，无论是正说，还是反说；无论是只对人还是只对事，或者是对人又对事，总而言之，盗版可耻！盗版导致的侵害渗透必将制约着文化的良性发展，冲击着有序的市场竞争，是为人所不耻的。
三、对余秋雨影响较大的名人
人的一生中，总有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余秋雨也不例外。当别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都会顺口列出几个。其中之一是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他的眼里，像王国维那样学贯中西的人是不多的。
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余秋雨越来越觉得文化的实地考察是一门不可缺少的课程，而王国维因那个时代的环境限制，造成他没有这种机会进行实地考察，这就直接影响了文化探索中所必须的质感和深度。有了这种认识，余秋雨更注重实地考察，因此，他的文化触角渐次深远和厚重，如同扎入坚实的土壤，任遒劲的山风劲吹，在黛青色的山峦呼啸，阵阵入耳，风骨峭峻。
中国历代的皇帝都是世袭制，由于近亲婚配的限制，有的人智商低劣也当了皇帝，有的小孩只有几岁也当了皇帝，世袭制的弊端大大抑制了中国的发展，如鲁迅形容的“无赖儿”，但在历代的皇帝中也有几位让余秋雨钦佩，最突出的就是康熙皇帝。他精通汉族文化，更让余秋雨崇拜的是他的“西学”，在他看来，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同时深精两者的人毕竟不多：
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大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审校译成汉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西方数学。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化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发奋学习，真正弄通西方学说，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命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
康熙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还能与理学家进行学术探讨，并组织理学家编纂《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对经、史、子、集、诗、书、音律都较为精通，派人整理出版了《康熙字典》、《朱子大全》、《性理精义》、《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佩文韵府》等。康熙，作为中国的一代皇帝，他的国事繁多，竟然能饱学如此高深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为罕见。最令余秋雨感动和推崇的恐怕还是康熙所具有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这样写道：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是自恃当初做汉奸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必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十六岁上干净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
在余秋雨的眼里，康熙还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身先士卒打过许多著名的仗，这在历代皇帝中又是罕见的。尽管如此，康熙到了晚年，每每提起他这一生的业绩，他却最得意于自己打猎的成绩：“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只，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获猎数字之庞大实在令人咂舌。康熙的一生，余秋雨用了“震动”二字，或许正是“震动”在不断激发余秋雨向上的斗志。就是这样一位堪称举世无双的皇帝，在他80多年辉煌的人生中也留下了为人不耻的印记，那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其影响之深刻，损失之惨重，也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
余秋雨自幼爱看书，只苦于那时文化书籍甚少，大学毕业等待分配的日子也要他们到农村劳动锻炼。准备行囊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将书带上，其它多少有无都无所谓。他将歌德、曹雪芹、雨果、狄更斯、爱因斯坦、许国璋等文化知识巨匠的书带上，等到傍晚收工吃完饭，便换上干净的衣服，赶紧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书拿出来，躲在蚊帐里拜读，或者跑到离住所较远的地方借着星光偷偷地拜读，他如海绵贪婪地吸纳着，深深地陶醉着，痴痴沉迷其中，忘了白天的劳累，忘了压抑在心中所有的不快，只有在这时，他才感受到了生活的色彩，活着的乐趣。只是这种乐趣对余秋雨来说是那样的短暂，他写道：
帐子里的秘密终于被发现，发现者们真正地愤怒了。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多污七八糟的书，而且竟然还有这么多人不顾白天干活的劳累偷偷地看！很快传下一个果断命令：收缴全部与“革命”相抵触的书籍。
箱子一只只打开，上千名大学毕业生的书，堆得像小山一般。一个负责人绕着小山威武地走了一圈，有一个问题让他有点犯难：这堆书算什么呢？如果算是毒品，应该立即销毁：如果打算是战利品，应该上缴领导。深思片刻，他挥手宣布：装船，运到松陵镇，交给领导看一看，然后销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