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方鬼神文化的区别
任何一种文化观念都是当时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中西方的鬼神文化根植于不同的土壤，必然体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质。相比而言，中国的鬼神文化更多地体现出包容性和杂糅性，而西方的鬼神文化则更明显地强调体系性和信仰单一性。
中国的鬼神文化融合了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民间文化的因素，同时还有当时统治阶级意志的影响，因而其体系较为庞杂。《西游记》产生于明代，是中国神话小说的集大成者，也是社会文化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映。从它所刻画的神仙、鬼怪形象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鬼神文化体现出了浓重的“三界相通”“三教混同”的特点。
东方文化观念中的鬼神，其内涵是丰富多彩的，既包括超然于天地而外，解救众生，为众人所信仰的神祇，如释迦牟尼、观音大士，也包括三界中掌管某种职能的神灵，如玉皇大帝、阎罗王，还包括由人死后的灵魂或其他生灵修炼而成的，具有某种超自然力的鬼怪和神仙，像《白蛇传》里的白素贞。
西方的鬼神文化是由北欧神话、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相结合产生的，其体系更为明晰。在单一神的犹太鬼神文化中，只有上帝耶和华是神，而耶稣是圣子非神，属天使的层级。神之下有多层的天使，从没有实体的最高级天使，到我们在画中经常看到的有实体的最低级的天使。天使以下是圣灵，圣灵主要来源于天地万物中尊守上帝法则的生灵的灵魂。
神和天使及圣灵的对立面就是魔，以撒旦为代表。撒旦是魔王之王，他之下还有诸魔王和堕落天使，魔王之下还有群魔。但魔界主力还是当年随撒旦一起成魔的诸堕落天使。撒旦原本是天界诸天使之长，位居上帝之下，诸天使之上，统领天界诸天使。后圣子出生，上帝把圣子安排处于撒旦之上的位置，使得撒旦从一神之下变为二圣之下。撒旦不服，统领亲信来到魔界，并统领诸魔及诸堕落天使与天界大战。从撒旦背叛天界的缘由也可以看出，天界是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的。这一点与中国鬼神文化也有着较大区别。
（二）现代人眼中的鬼神文化
中国鬼神文化是传承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鬼神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因为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同时也是因为鬼神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相互结合，深入国人的心中。从最初的恐惧到现在的文化，可以说是人类不断深入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而现代人眼中的“鬼神”，不再是简单的一种畏惧或是期待，而是一种信仰，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祭奠。尤其是现在的很多传统节日，有不少都是以鬼神文化为基础而流传下来的。现今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但同时精神生活的匮乏与贫富的差距，使得现代人对于社会的态度各不相同，其中也不乏一些消极的态度。但这些不足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人们的意识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这个时候人们往往把对社会的不满和期待，化作对鬼神的崇拜，希望能够得到鬼神的帮助，这样的想法无形当中就成为了现代人奋斗的寄托。从这一方面来讲，鬼神文化在现代人当中也起着激发潜力、寄托信念的作用。
（三）鬼神文化真正的“隐性”作用
在一定历史时期中，面对人类自身无法克服的自然现象，先人会表现出恐惧和盲目崇拜，这就是鬼神观念的首要起因。其次，阶级社会形成以后，由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使得人们将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平在虚拟的世界中加以宣泄。这里一方面，人们痛恨等级制度中的压迫与被压迫；另一方面人们又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与现实社会大体相同的等级社会。虽然在这个虚拟的等级社会中也有严格的地位划分，但是这里讲述赏善罚恶的故事。同时，以鬼故事为例，人们往往将鬼人性化，也作善恶美丑之分。就像周作人所言：“我不相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也就是说，鬼故事往往说的是人类社会本身的故事。再次，鬼神文化是统治者用来教化、警戒百姓的工具，它的作用往往超出律法和道德的范畴。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有意识地利用鬼神文化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用鬼神文化所宣扬的赏善惩恶，来辅助政治管理之不足、王法之不及，使人们存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希望与信心。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由于中国封建统治的腐朽弊端，鬼神文化对于社会和民间的统治似乎比现实统治更有威慑力。鬼神文化世界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投影，不仅在于政权系统、组织形式等方面，它更像现实世界那样充满了正与邪、善与恶的斗争。神灵作为鬼怪的统治者，理应睿智、正直、大公无私，但仍然有贪婪、枉法、颇有欺心者。而鬼吏鬼卒也正如人间小吏一样，专以勒索敲诈为能事。“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所经城市墟落，都不异人世，往来扰扰，亦各有所营……地狱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启，非冥吏不能导……（幽魂）是皆按恶业浅深，待受报期满，始入转轮。”当然也有不少孤魂野鬼，它们不服冥间政府管束，正像人世间不服王化之人。
初民的鬼神信仰之所以能承担社会控制功能，客观上与其知识水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血缘、地缘联系等条件相关，同时也因为其寄身于整个社会关系、文化网络，鬼神文化才得以富于生命力。各种关于鬼神的传说，既是传统的起源，也是加强传统的力量，对种种信仰进行着诠释。自从有了巫师后，更多的鬼神被塑造出来，关于鬼神的仪式也越来越复杂，更有力地证明、强调了鬼神及其作用的存在。许多祭鬼仪式都是为了祈求丰年、解难消灾。这种被渲染、营造出的种种神秘气氛，对惩罚性社会控制功能的发挥进行着一种背景铺垫。
人类社会需要对越轨行为加以规制，以保障社会有序。以云南为例，虽然在距今约170万年前，云南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但是可以说，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国家的正式社会控制资源在云南境内配置并不充分。囿于当时的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意识水平及国家正式控制机制的短缺，鬼神信仰及仪式自发地产生、发展起来。简单社会的人们通过社会化过程、社会互动认同这些言说，融入这些仪式，接受其控制。虽然这些控制机制在今天看来多少是有些虚妄的，甚至是不利于人权保障的，但是有社会就需要有秩序，有秩序就需要有恰当的社会控制机制，这一点始终没变。当代国家应当结合简单社会复杂化后的现实，更好地顺应社会需求，配置社会控制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