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欢节结束之后，傅聪又随中国艺术团到民主德国和波兰作访问演出。他来到了肖邦的故乡。傅聪在七岁半开始学钢琴，就弹肖邦的作品。肖邦，是他钦慕已久的钢琴大师。傅聪喜欢肖邦的钢琴曲，也深深被他的生活经历所感动。肖邦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人生道路上铺满荆棘。他二十岁被迫离开祖国波兰，客居巴黎。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他留下遗嘱，请求友人把他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傅聪觉得，肖邦的乐曲就像李后主的词，充满着生死之痛和家国之恨。
傅聪怀着虔诚的敬意，来到肖邦的故居。那里，已经成了肖邦纪念馆。他静静地肃立在肖邦的画像前，久久地凝视着肖邦那瘦削、忧郁的脸，默默地仰望着他那思恋祖国的目光。肖邦故居有两架钢琴。一架是古老的“普莱埃尔式”钢琴，那是十九世纪的钢琴技师普莱埃尔为肖邦制造的，这个珍贵的纪念物受到精心的保护，参观者只能站在栏杆外看看。另一架是现代的钢琴，供参观者在那里弹奏肖邦的乐曲。傅聪坐到琴前，怀着对肖邦的崇敬之情，弹起了肖邦的作品。他的琴声，马上引起了注意。波兰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怎么会“赋有肖邦的灵魂”？怎么会在琴声中反映出“肖邦精神的真谛”？
傅聪在波兰多次演奏了肖邦的作品，得到了波兰肖邦专家的重视。波兰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黄金时代
“期待了一个月的结果终于揭晓了，多少夜没有睡好，十九晚更是神思恍惚，昨（二十日）夜为了喜讯过于兴奋，我们仍没睡着。……东方升起了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多少迂回的路，多少痛苦，多少失意，多少挫折，换来你今日的成功！可见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只有加倍努力，同时也得期待别的迂回，别的挫折。我时时刻刻要提醒你，想着过去的艰难，让你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有勇气去克服，不至于失掉信心！人生本是没穷尽没终点的马拉松赛跑，你的路程还长得很呢：这不过是一个光辉的开场。”（傅雷致傅聪。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
傅聪清楚地记得，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父亲、母亲、阿敏全体出动，到上海北站送他上北京。火车远去，亲人还伫立在月台上……
傅聪清楚地记得，在他离沪之前，上海音协在离傅家只有一箭之遥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学为他举行了告别音乐会。那天，贺绿汀亲自主持音乐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他寄托了莫大的期望……
傅聪清楚地记得，一九五四年八月，他受我国政府的派遣，来到了波兰。他很荣幸地能在波兰的“肖邦权威”杰维茨基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学习。教授个子瘦小，头发花白，稍有点驼背，表情总是很严肃。他倾心指教这个中国学生，为了教好傅聪，他甚至特意训练了他的英语……
那时候的傅聪“浑身都是青春的火花，青春的鲜艳，青春的生命、才华”，“一天天地长大成熟，进步，了解的东西一天天地加多，精神领域一天天地加阔，胸襟一天天地宽大，感情一天天地丰满深刻”。他确实处于“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
二月二十二日，是肖邦的诞辰。五年一度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都是在这一天开幕。肖邦钢琴比赛，是世界乐坛上的大赛呀！离开幕之日越近，傅聪练琴越勤。他的手指尖弹痛了，就包上橡皮膏弹。深夜，他躺在床上，还在那里捉摸着肖邦作品的章节句读。
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于肖邦一百四十五周年诞辰--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新落成的气势宏伟的华沙人民音乐厅，揭开了帷幕。那天，华沙飘着雪花。然而，为了得到一张音乐厅的门票，人们排着队在寒风中伫立数小时。
四十多位不同国籍的着名音乐家、作曲家和钢琴家，组成了评判委员会。评判是极其严格的。在前两轮比赛时，评委们只能隔着帷幕听，按照演奏者的抽签编号给分。他们在评分时不知道演奏者是谁。直到第三轮时，评委们才可以当面看着演奏者。这一届，规定参加竞赛者的年龄为十六岁至三十二岁，傅聪当时是二十一岁。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参加肖邦钢琴比赛的人，强手如林。这一届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几十名选手，唯有他的资历最弱！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只不过半个世纪，而傅聪又是未经正式“科班”训练的人，没有正儿八经的“学历”。面对着这样隆重的国际比赛，他确实有点紧张。
知子莫若父。傅雷来信再三嘱咐傅聪：“你别把‘比赛’太放在心上。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效果反而好，精神上平日也可减少负担，上台也不致紧张。千万千万！”
意想不到，比赛的前夕，傅聪在练琴的时候用力过猛，手指受了伤！
第一轮比赛开始了。傅聪因为手指受伤，被排在最末一个。谁知排在他前面的一个选手，突然未终曲而退场，临时要他提前上台。傅聪急匆匆走上舞台。放在他面前的，是一架他从未弹过的陌生的钢琴。那时候，他还缺乏演出经验，不懂得对于陌生的钢琴要事先试弹。他的手一按琴键，声音很响，把他吓了一跳。傅聪的心怦怦跳着，不由得收紧了。他弹得比较慢，有些不稳。但是还好，总算勉强通过了第一轮。
吃一堑，长一智。在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傅聪稳住了阵脚。渐渐地，他沉浸在肖邦那诗一般的音乐之中。他忘了这是比赛，忘了帷幕后坐着评判委员，忘了台下那众目睽睽的观众。傅聪发挥了自己的弹奏特点，这样，顺利地通过了第二轮。
在第二轮比赛中，又有二十一名选手被淘汰。只剩下二十名，进入第三轮。
三月十五日，傅聪参加第三轮演奏。这一次，他不慌不忙，挥洒自如。他的十个手指，自由自在地指挥着钢琴上的三十六个黑键和五十二个白键。他最充分地发挥了他的琴艺，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傅聪的琴声刚刚消逝，台下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和热烈的喝彩声。他接连三次出台谢幕，那经久不息的掌声才慢慢平静下来……
三月二十日，闭幕式。评委会宣布了获奖名单。第一名是波兰的哈拉激维兹，第二名是苏联的阿希肯纳齐，傅聪名列第三。另外，他还荣获这次比赛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玛祖卡”是波兰民间舞曲，情绪饱满，感情纤细，变化多端。肖邦所写的“玛祖卡”，被认为是用地道的波兰方言写成的珠玉般的篇章，是肖邦作品中最难掌握的。一个中国人要掌握这种充满波兰方言的“玛祖卡”，无异于西方人学唱中国京戏一样困难！
傅聪，终于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
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傅聪获奖的电讯和照片，向祖国人民报告喜讯。当晚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波兰的《人民论坛报》刊登了评论，认为傅聪“以抒情的手法诗意地完满地表达了肖邦乐曲中的幸福情感”。南斯拉夫、民主德国、苏联、意大利、英国、匈牙利等许多国家，也都对傅聪的演奏发表了评论。波兰人感到奇怪：“这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人怎么能那样深刻地抓住肖邦的灵魂？”“傅聪是最有波兰性格的中国人！”南斯拉夫报纸以《钢琴诗人》为题发表评论，说得颇有见解：“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确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达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手腕，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册页上的画吗？”
就在傅聪的道路上铺满鲜花、他的耳边响着一片赞扬声的时刻，傅雷在家书中为儿子敲响了警钟：“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是的，是的，不论是傅雷，不论是傅聪，在这涕泗横流、雀跃枝头的时刻，都饮水思源，深知喜从何来！
傅雷在《新观察》杂志上撰文指出：“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
傅聪呢？他在电台发表讲话：“我的成就与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是分不开的。”
这些话，是发自傅氏父子肺腑的心声。直到今天，傅聪还一再说：“我在国外一直说我是新中国的儿子。我一直没有忘记过去是国家送我出去的。在解放以前，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及经济状况，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
历史的误会
“二十世纪的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更需要冷静的理智，唯有经过铁一般的理智控制的感情才是健康的，才能对艺术有真正的贡献。”（傅雷致傅聪。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于北京）
是的，像北京长安街那样平坦笔直的人生道路，恐怕是没有的。傅家三代--傅鹏、傅雷、傅聪，都是命运多戾。“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由于“反右”扩大化，傅雷作为“中间路线”的典型，受到报上点名批判。批判的浪潮，把傅聪也卷了进去。当时上海的两家报纸，同一天以《从傅聪的成长驳傅雷的谬论》为题，发表了文章。
傅聪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傅雷在上海，傅聪在北京，父子俩几乎同时挨整。傅聪写了检查后，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
傅聪走后，对傅雷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那天他去出席“批判会”，直到很晚很晚，才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家里。
傅聪在波兰听说了这一切。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聪留学毕业。由于种种不快，加以误听一些传闻，他一时的冲动和失误，竟从波兰出走了！傅聪说：“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从此，本来书信频繁的父子之间，音讯隔绝。彼此一怀愁绪，无处倾诉。
那天，傅雷的挚友周煦良教授受组织委托，到家里看望。周熙良犹豫再三，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了傅雷。傅雷在震惊之后，久久地说不出话来，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周熙良向傅雷转达了一位领导同志的话：“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你，请你放心。”第二天，傅雷没有吃早饭，也不吃中饭，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
从此，傅雷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推说“有病”，不见客。
周熙良教授不怕“病”，还常常来。他深知傅雷的为人、秉性。为了减轻傅雷内心的痛苦，他送来许多碑、帖，教傅雷学书法。于是，傅雷每天要花一小时练毛笔字。
在译书之余，傅雷练字、种花、读古诗词、看画……他静静地独自做着这一切。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在异国他乡，傅聪常常梦见父母；而父母也常常梦见儿子，他们只能在魂梦之中才能相见。在杳无音讯的年月，傅聪多么想得到父亲的来自祖国的信，哪怕是片纸只言！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深深理解“家书抵万金”的含义！
那年月，傅聪的舅舅也不怕傅雷的“病”，常来看望。他跟傅雷从小认识，常来常往，解放前，同住在南汇县周浦镇。解放后，傅雷才听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总是那样和颜悦色。尽管在傅雷戴“帽子”的时候，他是上海某局的局长，他照旧常来常往，甚至比过去来得更勤。他在闲谈之中开导傅雷，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使傅雷这个足不出户的蜗居者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当他知道傅雷迫切地希望与儿子通信，便四处为此事奔走。他深知，傅雷的信，将会使傅聪这个断了线的风筝，与祖国重新又有一线可通。当时的一位领导给予了支持和方便，终于使傅氏父子之间恢复了通信。
当傅聪接到父亲在一九五九年国庆节的来信，不由热泪纵横。身处逆境的傅雷在信中以赤诚的语言，一再告诫儿子：“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傅聪读着父亲的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心中充满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充满对祖国的崇敬之情。他为自己制定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绝不让人利用去做任何伤害祖国的事；绝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违背祖国的利益。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傅聪终于保持了艺术的纯洁，没有出卖灵魂！
傅聪来到英国伦敦之后，记者们簇拥而来。他闭门不见。尤其是台湾，几次三番派人前来，要他发表谈话，要他投奔台湾，他一概严词拒绝。有一位外国记者甚至说，只要他同意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可以付他一大笔钱。但是，傅聪却一口回绝了他。傅聪懂得什么叫“自爱”。正如父亲所说：“自爱即所以报答父母，报答国家。”他记着傅雷的话：“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等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
开头那几年，傅聪过得很艰苦。弹琴为生，收入甚微，他受到经纪人的重利盘剥。他没有为自己的名利奔走于权贵之门。在这个时候，傅聪才深深理解颜回当年的处境和心境：“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他把“富贵于我如浮云”当做自己的一条理想准则。在异国他乡，傅聪只能以钢琴为伴。除了演出之外，他在家关门练琴。此时此刻，他更爱肖邦的乐曲，这些作品，不正是远离故土，为倾诉思念祖国之情而写的吗？强烈的思乡之情，时时萦绕在傅聪的心头。一九六五年，他路过香港，赶紧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那天，是妈妈接电话。傅聪只喊了一声“妈妈”，喉头便哽住了，千言万语，一句也说不出来！
深深的思念之情，只能倾注在家书上。父与子在纸上倾心长谈。父亲在回信中写道：“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最近三个月，你每个月都有一封长信，使我们好像和你对面谈天一样：这是你所能给我和你妈妈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地感到寂寞。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
最使傅聪感动不已的是，父亲竟然“每天抄录一段，最后将近一个月方始抄完”，专为他“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订成一本”，远度关山，寄到儿子手中。看到那密密麻麻、端正秀丽的毛笔字，傅聪为父亲的苦心孤诣流下了热泪！世界上哪有这样深厚的父爱？
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报上终于登出傅雷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傅聪在国外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