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羊伯伯”的追悼会上，母亲连哽咽都被克制了，只是浑身在抖。我紧紧地挽住母亲，希望能分担她深藏了三十年不能流露的痛苦。母亲的战栗像电流一样传导给我，我的心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痛，像被刀刃切开了什么，除了痛，心灵的窗户似乎被推开，一切了然。我这才明白，父母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而我的出生，又是一个错误，可我竟然要求母亲为了我不要离婚，这更是错上加错了。
在我面前，我的家、我的父母、我的生活像一根错误环生的链条，可我不知道今后该如何对付这根错误的“链条”，是继续纠缠还是努力挣脱？……
呆立着，凝视镜子里这个身穿玫瑰红长裙的自己。很显然，我是母亲的一个翻版，从脸形到身材，是出于同一个模子，而且，命运似乎也相像，在这样现代化的今天，我却不由地重复母亲当年的方式，去接受别人的“介绍”。也许，母亲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我的心总在回避，尽管，在“山羊伯伯”的追悼会上，母亲轻声地对我喃喃：“我什么都失去了，只剩下你了，你是唯一的希望……”可是，我对自己的生活究竟存有多大的希望？只有我的一个女朋友在不断地给我打气，她说：“就算你父母的婚姻是个错误，生下你是错上加错，但根据数学原理，负负得正，你是个好东西，一定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我应该是父母不错的女儿，我预感到，我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关口。
三、我决定“大逆不道”地工作
原先安排在公园见面，他提出异议，要我去他公司附近的一家书店碰头，他说那家书店特别，卖书，还供应咖啡、茶点，可以坐在那里谈话或看书。
当然，进书店要比坐公园自在，书架上那密密麻麻的书，尽管读过的甚少，但它们林立于四周，我像置身在朋友之中，即使面对陌生与尴尬，我心里也会从容和踏实一些。好在，一眼瞥见他，好像不觉得陌生，甚至有点眼熟——在哪里见过？
我曾在想象中极力贬低过他，什么稀眉细眼、滚珠似的小眼睛等等。这种毫无根据的贬低，是因为害怕失望，让自己有点思想准备，他不怎么样！但准确地说，见到他，可以用“心里一亮”形容我在那一刹那的感觉，来约会之前我的种种不良情绪被他坦荡的神情一扫而光。而最眼熟的就是那两条平整舒展的浓眉，眉宇间二马平川的坦荡，使我立刻感到安心。
坦荡、安心——这是“山羊伯伯”给我的感觉——我突然明白，对他的眼熟是因为一向喜欢为人坦荡的“山羊伯伯”。
“听说，你母亲刚做手术，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
我很真实地流露出担心，就像见到“山羊伯伯”我会扑到他怀里，向他倾诉我对母亲的担心。
“我想谈谈对你的印象。”他开门见山地说。
“好啊！”奇怪，见面还不满五分钟，他已经对我有印象了？
“听说，你父母协议离婚，是你的功劳？”他的“印象”，都是“听说”而已。
“你真的认为是“功劳’？”我希望他能说出真心实意的想法。“那时候，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不理解：哪有做儿女的鼓励父母离婚？他们说我大逆不道。”
“你到底怎么想的？”他反问道。
“我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几乎没声音。我母亲做好饭，咳嗽一声，就算招呼我父亲吃饭。有时，我真希望他们大吵一架，争争吵吵起码是一种交流。”我靠住椅背，不由地缩起身子，“看他们一天天毫无希望、毫无生趣地被绑在一个屋顶下，我常常感到透不过气来。我不明白，一张结婚证书竟有这样的束缚力，让活人‘活’得像死人。我应该让他们松绑……父亲心死，不愿意折腾，他说，再忍一忍，我母亲会醒过来。我天天做父亲的工作，他烦了，才勉强答应和母亲谈谈。”我没有对任何人诉说过家事，更没有袒露过这些隐痛的内心活动，为什么经不住他轻描淡写的询问就和盘托出？
他的眼光落在深褐色咖啡里，小勺均匀地、缓缓地搅动着刚加入的糖和牛奶。
我仍然收缩着两臂，身体一定小了一圈。不知为什么，只要回想起父母离婚的过程，我的心立刻会紧成一团，像绽不开的棉桃。要拆散一个家，就像铲掉一座老房子，即使有天大的理由，但等真的开来了推土机，看着朝夕相处的一砖一瓦顷刻间土崩瓦解，心里也会惆怅。那天，父亲和母亲关着房门谈判，我一个人干巴巴地坐在外屋，蜷在沙发上，身体缩成一团，等待宣判似的，有点紧张，又好像迷路了，孤零零地躲在山洞里眼睁睁地盼着天亮。家里还是死一样的寂静，我能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很重很重。隔着房门，我只能想象父母面对面谈离婚的情景。他们一向以僵持、以沉默保持距离，尤其是父亲，老实又倔强，宁愿被打死也不肯说半句软话，可事到临头，要分道扬镳，要吹灯拔蜡，他们会不会一反常态大吵一顿，互相埋怨、互相指责、互相攻击？说心里话，我想看到父母大吵大闹地收场，至少他们能痛快地宣泄一下，我板结的心也会因此而松弛。
里屋好像空荡荡的，没任何动静，父母的谈判是无声的。这些年，我最恨这种无声的忍耐和对抗。有时，听邻居家吵架，我会觉得过瘾，在小学时不是读过这样一句诗么：“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哪怕死亡，也要爆发呀！妈妈肯定不会爆发，我劝她离婚时，她说：“你‘山羊伯伯’死了，离婚不离婚都一样。”我说：“妈妈，不一样啊！你还可以争取别的生活。”妈妈摇摇头，很灰心的样子。父亲则恨我“策动家庭政变”，已经好几天不跟我说话了。他变得更加烦闷，平时分四天才喝光的一瓶黄酒，有时一顿就干完。
要打碎一样即使没有了价值的旧东西，也这么难啊。尽管父母能坐下来谈判是我努力的结果，但真的一步迈到路的尽头，我的心也像一片枯叶，蔫巴巴的没神了。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很快就没有家了？很快就没有家了！
但是，这个家存在过吗？！
我一口气说出了我全部的想法，关于父母，关于破裂的家，关于失败的生活，毫无保留——端出这些，也就端出了我的全部。他是第一个听众，他怎么想？该轮到我提问了，否则不公平。但怎么问才巧妙，才恰当？没等我想定，他又先发制人地发出“进攻”，提出一个我根本没料到的要求：“你今天还去医院看你母亲吗？”
“晚饭后去。”
“能不能陪你一块儿去？我应该去看望她。”他的语气俨然他就是一个与我认识长久的老朋友，很理所当然地提出这要求。
“你，这……”我反而语无伦次，不知如何回答好。
他自顾自地抿着咖啡，丝毫不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唐突。他一下子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拉近了，很近很近，近得让我却步，让我为难，毕竟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我心里也愿意承认，我们似乎相交已久。
“明天吧，你明天有空吗？”我想给自己一点时间，虽然只有一夜的考虑。
“那就明天吧！”他放下咖啡杯，对我笑了笑。
他的笑使我怦然心动。
四、过去的家大概就是缺少这朵马蹄莲
就着一杯可乐，胡乱地吞下两个小包子，就算一顿晚饭，我得赶紧去医院，探视病人６点半停止发牌。我把收录机和一盘最新录制的俄罗斯抒情歌曲的磁带放进包里带给母亲。大概是胎教的缘故（母亲说，她怀我的时候，每天临睡前都轻轻地哼着这些歌），我好像生来就能流利地背出《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歌词，但我不像母亲那样酷爱它们。我看得出，母亲只要轻轻地哼歌，只有两种情况，或者很高兴，或者很不高兴。但今晚我发觉自己有点怪，在拿出这盘磁带的时候，我突然冲动地哼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记得那天晚上，按照协议父母默默地分家，我帮着母亲把父亲的东西有条不紊地装箱打包，父亲则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旁，好像无论给他什么，给多给少，他都无所谓，眼光凄楚，还有无奈，还有寂寞。看着父亲，我一阵心酸，眼泪哗哗，这个家，像一片没有收成的庄稼地，马上要被废弃了，两种地人的辛勤是徒劳的，汗水也白流了。我是不是应该忍耐着，也许，这荒地还有生机，而不该劝解父母离开？我看不清分家后的前景，心情复杂，生怕再一次地错。好在母亲坚强，她递给我毛巾，又打开录音机，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低回宛转的曲调。虽有几分伤感，但这意味深长的音乐，让我停止了哭泣，也使默然的父亲仿佛苏醒了，他开始收拾他经常摆弄的一套套工具……
白天比较清静的住院部一到傍晚反而忙碌起来，探视病人的亲友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医院门口的花店、食品店也跟着热闹了。走过花店，我想给母亲买几枝马蹄莲，但花店小姐说：“很不巧，刚有人把十几枝马蹄莲统统买下，他去领牌子，也是看病人的，要不，让他匀给你两枝。”那是不可能的，但我马上离开花店，很莫名其妙地想追上这个竟然买下一大捧马蹄莲的人。赶到医院大门，只见一个男人步履匆匆地向病房走去，白色的花朵探出他的肩膀，并盖过了半个头。我不由得加快脚步，不是真想匀到两朵花，而是觉得这男人的背影熟悉：是父亲？！这判断闪电似的划过脑海，我又惊又喜。从背后看过去，父亲脚步有力，身板硬朗了许多。父母刚离婚那阵，父亲的情绪一落千丈，头发一下子花白了。有一天我去看他，也是傍晚，在宿舍大门口，正好看见父亲拎着两颗白菜回家，暮色中，父亲弓着背，好像不堪重负，是被手里的那颗沉甸甸的白菜压弯的。从那以后，这背影仿佛再也挥之不去了，天天会在我眼前晃动，并压迫着我的心。我意识到，“拆散”了父母，还不算完事。母亲为了掩饰寂寞，便狂热地工作，可掩饰寂寞，只能是更加寂寞，并使母亲日益憔悴。有首歌不是这样唱道：感情的伤痛，只能用感情来治疗。我悄悄地去婚姻介绍所，为父母分别填写了两张表格。在等待应征者的日子里，我时常会猜想征婚的结局。我觉得母亲会容易一些，她各方面条件都好于父亲，从长相到工作，从性格到气质。但我没想到，愿意和父亲见面、交往的信雪片似的飞来，父亲可以挑三拣四、游刃有余地选择，并很快地谈妥了一个。她比父亲小十岁，单身，有工作，有房子，父亲大受欢迎地被“娶”了过去。参加父亲的婚礼时，她搂着我使劲地谢我：“你父亲常常夸你。有你这样的女儿，才有我们的今天。”父亲的确换了一个人，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我故意问他：“还恨不恨我？”父亲答非所问，扬眉吐气地对我说：“她单位里发衬衫、手套，不管发什么，她都领男式的，我的尺寸、腰围，她记得一清二楚。就这样，我还冲她发过脾气。”
这世上真是一物降一物。我终于放下半颗心。
“爸爸，你等等我！”我小跑着赶上父亲。
“你这个小丫头，你妈病成这样，你也不告诉我。”父亲责怪道，“今天中午我碰到隔壁小三，他说你妈大手术，很危险。”
“医院发过病危通知，这两天好转了。”我从父亲的怀里抽出一朵马蹄莲：“爸爸，你以前为什么不给妈妈送花？”我把大朵的花瓣放到鼻子下，马蹄莲很少香气，但那耀眼的洁白，赏心悦目。我想，过去的家，大概就是缺少这朵马蹄莲，如果窗台上的那只花瓶里天天都插有一束新的马蹄莲，父母间的隔阂和沉默，一定会在不言不语、不知不觉中渐渐消除。
“以前？……”父亲说不清他的以前，也不愿再提起以前：“我跟她商量，来医院看你妈买什么合适，她说，你妈刚做完手术，不能吃不能喝，先买束花吧！”
我替父亲高兴，也替母亲遗憾，父亲的花尽管送晚了，但新的生活毕竟教会他给人送花了。
“你母亲心事重，你要多关心她。”父亲恳切叮嘱。
“我也很想给妈妈找个伴，如果能像你一样，我就没心事了，但……”母亲比父亲还小两岁，可很少有相应的男士写信来。这件事，我不敢让母亲知道，这会给她的伤口再撒把盐的。
“你母亲心里有你‘山羊伯伯’，她这辈子不会再嫁人了……”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提起了“山羊伯伯”，也第一次这样平静、客观地谈论母亲。
“前面没有了希望，怎么活？”我赞成父亲的看法，又不愿意看到这个结论真的成为事实。
“现在，你母亲全部的希望是你，”父亲进一步说，“你一定要处理好自己的生活。你幸福，你母亲也会幸福。”
我认真地点点头，似乎要给父亲一个承诺。长到２４岁，我好像刚认识父亲。他不言不语的，原来心里挺透彻。我挽住父亲的胳膊，肩并肩地走进大楼，走进电梯。这短短的一程，我走得格外踏实。在电梯渐渐往上升的时候，我暗暗地想，如果母亲的病房在云端，我和父亲有足够的时间谈话，我一定把今天下午约会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他明天就要来医院看望母亲……”我会大大方方地说。
我想，我应该这样，因为，我是他们的女儿。
（原载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