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麻
我与那条狗素无仇冤，他们也与之素无仇冤。我们以前没见过它，它也没有见过我们，彼此互不相干地存在于对方的生活和视野之外，不具备产生仇恨的前提和条件。它与我们相遇不过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时间虽然很短，它却惹恼了我们，我们就以这个理由打死了它。人在消灭比自己卑下的生命时，有无理由其实并不重要，只要有想打死它的念头就够了。
弄死一条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狗有着尖利的牙齿，凶残的本性，正常情况下，靠近一条有准备的狗几乎是不可能的，杀法只能另辟蹊径。杀猪以刀刺项，杀牛以锤击顶，杀狗或类绞刑，以麻绳束颈，吊于树上或木梯上，也有将狗头夹在两扇大门间用力挤压的，目的在于令其窒息而亡。然而，狗的生命力很顽强，如果时间不够长的话，即使奄奄欲毙，一俟嗅到土气儿，马上就能活过来，于是就有杀不死狗反被狗咬了的。这是民间的传统杀法。我们的杀法既不传统，也不讲究，正因为没有什么套路，反倒毫不费劲地处死了它。
我们为什么要打死它呢？因为它冲我们吠叫了。大家知道，狗天生是要吠叫的，不吠叫就不是狗了，但问题是它不该冲我们吠叫。当然，是我们首先进入它主人的宅院了。我们彼此陌生和不习惯。我们进门的时候，它就不怀好意。当狗不怀好意时，最可能的反应就是吠叫，但它叫得太不是时候了。它的智力显然有问题。它可能认为吠叫就是尽职。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以身殉职也在必然之中。
我们开始并不想打死它，如果我们能找到要找的人的话，它就活下来了，但我们没有找到。我们心里窝火。我们至少已经窝了好几天的火了，因为也没有找到要找的其他几个人。我们的火气窝大了，得发泄出去。这样一来，这条狗倒霉地成了我们发泄的目标。
我们那天去找谁了呢？找这家主人的老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少妇。为什么？因为她怀孕了。女人怀孕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南瓜花败了就是为了坐小南瓜。问题是我们想方设法让南瓜秧坐很多小南瓜，却千方百计让政策不允许的人尽可能少坐胎或不坐胎，已经坐了胎的就要采取补救措施。她坐胎本来与我们没关系，但因为我们在乡里工作，肩负着控制政策外怀孕的职责，何况，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此胎在必须做掉之范围内。这牵涉到我们的工作效率和责任，否则将被通报，被点名批评，有时可能还要当众做检查。
我们没有见到这家的主人，更没有见到他老婆。我们以前来过几次，情况大致一样。这表明他们为了生孩子，做“超生游击队”转战南北去了。我们只见到一个上了年岁的人，她的公公。我问，你儿媳妇到哪儿去了？她儿媳肯定是有名字的，我可能提了她的名字，也可能没提她的名字，但现在我忘记了。她公公说，我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媳妇的事，人家不跟我说。他在说假话欺骗我们。这跟其他几个人一样，都在说假话骗人，但我们没有办法。对一个老人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只能说，如果她回来，让她到乡里去做检查。他没有说话。我们悻悻地走了。
这时候，我们开始注意那条狗了，因为必须得注意它了。如果进门时，狗可能还在观察和试探的话，现在则变得亢奋起来，甚至想弄出点响动来了。我们进门时，它站在高大的影壁下，很不友好地怒视着我们。狗总是很不友好地看生人。它仿佛从肚子里发出了低沉的闷雷一样的声音。我们没有心思理它，我们的心思在人身上。如果此时它不是犯了常犯的毛病的话，它就活下来了。
然而如我所说，它犯毛病了，在我们离开时它吠叫了。它的叫声让我们心里暗暗发毛，但我们不能表现害怕。我们是乡政府的人，没有理由害怕。可是，我感到有人在有意地躲闪，我听到身边的步伐有些零乱。有人确实害怕了，甚至可能乱了方寸。这从狗的叫声中能听出来，它由低吠变成了嚎叫。狗是能察觉到人的害怕的。快到门口时，有人一个箭步从门槛上窜了出去。
我们慌乱地走出大门……说走出大门是不确切的，我们的动作介乎走与跑之间，出门时完全就是逃出来的。我觉得受了侮辱。我停下来，站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扭头注视着那条狗。其他人也停下来，注视着那条狗。人与狗的对峙形成了。如果这时候它稍有收敛，仍然可以活下来，但它没有。它恶毒地盯着我们，以为我们再也不敢进去了。后来干脆把头昂到天上，冲着大门一声紧似一声地狂吠起来。不知谁骂了一句：狗日的，找死。狗听不懂人在骂它，更不明白人在说这句话时，内心已经忍无可忍。这句话显然刺激了我。这个场面显然刺激了我。我们是谁，是乡干部。干什么来了？干工作来了，按照国家政策干工作来了，不是来看一条狗怎样向我们狂吠的。我们没有找到人，没有完成任务，已经够丧气的了，狗的吠叫更让我们气不打一处来。我们怎么回去交差呢？主人他爹是识趣的，他没有说什么，站在院子里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看着他的狗不说话，而狗却在不停地发言。这个场面太具有侮辱性了。我们难道愿意跑十几里路，来听一条狗发言吗？狗东西显然不懂人的心理。于是，我不耐烦地说：打死它！
开始基本上是吓唬。有人拾起砖头砸向它，它的吠叫更厉害了。这刺激了大家的斗志，火气一下子被点燃了，汽油桶被点燃的瞬间跟着就是爆炸，七八个人一起拾起了砖头。我们同仇敌忾冲进门里，石块像雨点一样砸在狗身上。它起先还在躲闪，还在招架，但根本躲不开那些石块。很快，它害怕了。它发出了胆怯的类似哭泣一样的叫声，向墙角退去，但它只能退到墙角，影壁阻挡了它的退路，铁链限制了它可能的逃跑。我们更猛烈地投掷石块。每一块石头都重如千钧，都是致命的。狗的眼睛黯然了。我看到它在发抖，像人在恐惧时一样浑身发抖。它发出低低的呻吟。这是认输的信号，是求饶的信号。它的尻部抵住墙角，身体缩成一团。它害怕得尿了一墙，还拉了一墙。院子里弥漫着浓烈的令人恶心的臊臭，许多人大声地干呕起来……我第一次见识了狗竟然也知道害怕，而且会怕成这样！
我们步步进逼。有人顺手抓起一根手臂粗细的棍子狠狠砸在它身上。它的呻吟顿成哀鸣。终于有一块石头，也可能是几块石头同时砸在它头上，它一下子软瘫在地，几乎没有挣扎，也没有再叫一声。人们还不罢休，趁势冲过去，砖石和木棍更加集中地打击它。它咽气了。身下满是血和尿，旁边是一盆打翻的狗食。
我们松了一口气，相视而笑。我们胜利了。没有谁能够逃脱必欲被置于死地的命运。我们拍拍手准备离开。我的额头和手心汗浸浸的。我们站在门口注视着那位老人的反应。他没有反应，木然至极。我回头往东墙上看了一眼，亮白耀眼处一行标语：宁叫家破，不叫国亡。黑体字，很大，刚书写不久。字迹血红，鲜艳欲滴。
……
后来，我离开了乡下，这件事渐被淡忘。十多年后，我根本记不得它是在那个村里发生的。那里有六个村庄，错落成一片。我也记不得那是一条什么毛色的狗了。黑色的、黄色的、还是白色的，真的没有一点印象。是啊，我凭什么非要记着一只畜生呢！
然而，我注定要记起。那天，我在人民路上散步，一条无家可归的狗，从对面一瘸一拐地流浪而来。我怕它是一条疯狗，在它经过身边的时候，不自觉地往大路边儿靠了靠。它很快瞥了我一眼，也不自觉地往外面靠了靠。它也担心我会伤害它。它很瘦，裸露着骨架，身上的毛发一片片脱落，样子很难看。它一路低头嗅着小跑过来。对它来说那是一个饥饿的早晨。它要觅食，但首先是警惕伤害。我们错过之后，它跑出很远。我看着它向南拐弯。我忽然心事重重，担心它会不会找到食物。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心里就会不舒服。它的出现像一把钝刀，割开了我记忆深处尘封的岁月。我想起我养过的一条狼狗，然后是曾经在我生活里存在过的大狗和小狗，最终是那条被我们打死的狗。屈指算来，此事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我也由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届不惑了。
以前，我不断想起这件事，想起来就有一种快意涌上心头。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愿意讲述它。一同参与这件事的人也乐于讲述它。打死一条狗曾经唤起我们内心深处杀戮的快意。它显示了作为公务人员不畏凶险、无坚不摧的豪迈，以及可以轻易处置外物的权力和自得。我以为那是我的政绩，值得一生炫耀。
时间真的不可思议，到头来会使一颗坚硬的心一天天变得柔软，变得多思和多疑。漫漫长夜，原本是要用来省察自己。那条狗的死亡让我受到深深的谴责。我的内心交织着恻隐、怜悯和懊悔之情。我意识到当时的我和我们是多么蛮横，而非了不起。我们的行为与那个尚未健全法制的时代联系着，与严峻的人口形势下人的急功近利联系着，与善于以人为敌而非以人为本的环境联系着，与当时我们社会地位的优越和内心的狂傲不羁联系着……。
我们最终以尽职的名义打死了同样是尽职的一条狗。我把它定性为凶杀。这是我平生指挥并参与的唯一一桩杀戮事件。没有人审判我，但我在心里以上帝的名义审判了自己。每当想起此事，想起那个惨烈的场面，我都会不安，并且追悔莫及……让我不能理解，并深感悲哀的是，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此津津乐道……！
（原载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