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东
我总以为每个快乐的胖子前世都是一只缓慢爬行的刺猬，他用幸福包住了痛楚，只为了不被打扰。离婚之后第59天，我接到矮胖子叔叔去世的消息，终于控制不住汹涌的泪水，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号啕大哭。一只硕大的老鼠快快乐乐越过门槛进屋来，被我的哭声吓了一跳，退了回去。
第二天，我买了一瓶糯米酒和一盒高丽参，坐上西宠去往东州的火车。一路上山丘和电线杆交替出现在窗口，重复的风景与我刚好隔了一层玻璃。平时我们只知道绿色养眼，可只有在火车上你才知道绿色成为一种新的烦躁：草树，漫山遍野都是草树，也只有草树。
“你会弹吉他吧？”我这才发现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女孩子，大学生模样，脖子上挂着白色耳塞，她笑吟吟望着我。
我想礼貌地笑一下，但却发现脸上僵住了，于是用手抹了一下脸，重新挤出一个笑容。
“我看你手指那么长，适合弹吉他，左手的手指还有茧，没猜错吧？”她看起来有很强的交流欲望，也难怪，这么闷的火车，时间显得多余，此时有个聊天的人，再好不过。
我看了看自己的左手，是的，茧还在，只是那把吉他已经被撂在墙角落满灰尘，已经很久没摸了。
“你好酷，不爱说话？喜欢汪峰的歌吗？《春天里》，很好听！”她扬起手里的耳塞，俯过身来，似乎我如果不拒绝，她就决定塞到我耳朵里来。
“不好意思，我是在菜市场卖猪肉的。”我淡定地说。
“哇，你的声音真的很有磁性，可惜是卖猪肉的……”看来这一招奏效，她应该不再说什么了吧，“如果是卖牛肉的就好了，我喜欢吃牛肉，牛肉火锅，牛腩炖萝卜，都是我喜欢的……”没办法，看来遇到一个话痨。
“我话是不是很多？”
“不会。”怎么不会呢，吵死了。
“你不用骗我，她们都嫌我太吵，不愿意跟我一起走。哦，她们是指我的朋友，她们人都挺好的……”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眼前只看到她嘴唇开合不停说着，但已经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窗口的玻璃上划过几滴雨，似乎想将玻璃斜斜切开，但很快便被冷风吹干了。
“你猜我多大？”她问了两遍，我才听清楚。
“我猜不到，你又不是一棵树，如果是一棵树，倒可以切开看看年轮，跟切猪肉一样。”我本意是吓唬一下她，没想到她鼓起掌来，说终于听到我说了这么长的话，而且又这么幽默。
受不了，我假装上洗手间，躲到过道里抽烟。天空依旧是阴沉的，我深深地呼出两口气，但胸口依旧闷着，这样下去会折寿的。突然听到背后有咔嚓的快门声，转过脸去，那个耳塞女孩正拿着手机给我拍照——
“别动，我再拍一张。”应该承认她身材不错，虽然长相平平，“你继续抽烟啊，很酷啊这样。”
我继续抽烟。她又问：“你去东州干什么呀？”
“你有完没完！”我猛吼了一声。许多人探出头往这边看过来。
她的笑容僵住了。眼神开始黯淡了下去，慢慢低头，眨了眨眼睛，转身走了。
我也为我刚才的怒火感到不安，但现在是不可能回座位了，面对面坐着，多难堪。我在过道里又连抽了三支烟，胸口依然闷着。她也没有什么恶意，大概是火车上太枯燥，大概是我凌乱的头发和邋遢的外表吸引了她，实在不应该对她发火。想起座位上还有糯米酒和高丽参，虽不贵重，但是带给矮胖子叔叔的，丢了那就更郁闷。
我还是往座位走了回去，低着头，我准备就这样低着头，眼睛尽量不往对面的座位看。但不小心还是瞥了一眼，空的，她不在了，看来跑开了，跑开了就好。我舒了一口气，摸了摸，糯米酒和高丽参硬硬的还在。
我答应过矮胖子叔叔，要给他买糯米酒和高丽参。去年我带女儿回去看他，给他买过高丽参补胃，但后来他告诉我，药店的人切开时发现是假的。“有一股萝卜干的味道。”他说。
我心中一直很内疚，当时卖药的大妈问我：“高丽参有一千多，五百多，两百的，一百的，二十块的，要哪一种？”
我当时没带那么多钱，心想二十块的高丽参一定不能要，没准是泥巴做的；买两百的吧，砍完价，一百二十块拿走，但没有想到买的是萝卜干。
矮胖子叔叔的胃一直不好，糯米酒和高丽参都养胃，只是太迟了，太迟了，人都快下土了，他又如何知道他一直惦念的阿施终于给他带礼物来了呢。
“喝杯水吧。”
正当我浮想联翩之际，对面不知什么时候又坐着一个人——她回来了。她用水壶的盖子倒了一杯水，推到我面前。
“抽烟要多喝水。”
我点了点头，接过水：“刚才不好意思。”
“没事，惯了。”她看着窗外，拼命眨着眼睛，眼圈红红的，“谁都有不开心的时候。”
我专心喝水，才想到这水壶只有一个盖子，应该是她平时喝的，于是把盖子放下。我想对她说点什么，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大概真的病了。
“汪峰的歌好，我喜欢他的《硬币》，”我觉得应该幽默一下，“还有他的《蓝莲花》。”
她果然中计了：“《蓝莲花》是许巍的好不好？！”
她也发现自己反应太过强烈，调整了一下，平静地说：“不过你能知道汪峰已经不错了……其实卖猪肉也没有什么不好，北大毕业的还有去卖猪肉的。”
她真的相信我是一个卖猪肉的。
“我们家老王以前……”她突然停住，不说下去了，“我这样是不是很幼稚？很没有深度？她们说我总是没长大。”
“这样挺好的，没什么不好。”这样回答以后，又好像不太妥当，但又什么都说不上。
下车时，她要我的手机号码，我给了，同时告诉她，我有手机强迫症，正在戒，经常关机。就这样分头走了，我不记得有没有回头朝她挥手。一般这种萍水相逢的人，彼此留了电话，反复说以后常联系，但通常都是不联系的。东州这么大，我相信自己是永远不会碰到她的。
苗姑姑站在祠堂的阴影里，背着光，那感觉仿佛是整个祠堂都成为她的背景。如果连同躺在祠堂里的矮胖子叔叔也考虑进去，这样一个背景就显得压抑而沉重。
然而祠堂里热火朝天，一点都不压抑，也不沉重。按照半步村的风俗，葬礼有严格的程序，人们似乎有意用十分繁琐的程序来减轻内心的悲伤。半步村的红白事，都在这个祠堂里操办。祠堂左边的墙上挂着婚庆使用的红绸丝带，右边是葬礼用的麻绳和抬棺材用的扁担，窗台上红蜡烛和白蜡烛交错摆在那里。对于这样悲喜杂陈的状况，半步村的人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
天井的中央摆着方形的桌子，桌子围着四条板凳，许多人围坐在那里，穿拖鞋的人干脆把脚放到板凳上，边说话边用手指抠脚趾甲。他们都是来等吃饭的，和办喜事一样，办丧事也是要请客吃饭的，不过吃的时候多了一个礼节，必须整齐站着吃完第一碗饭，不能发出声音。还没有到开饭时间，祠堂里充满了陌生而又熟悉的东州话。我看到两个叫不出名字的亲戚在吵架，都愤愤然，看样子是为了一条猪尾巴。拜祭矮胖子叔叔的，除了一个猪头，还有一条猪尾巴。猪尾巴代表一年的好运气，所以有必要争抢一番。
苗姑姑将我迎进祠堂的时候，有人便接过我的行李，同时将我的糯米酒打开了，周围都是围在桌子边上聊天的人，由于无所事事，几个回合便将酒都干掉了。接着是我的高丽参：
“阿施啊，这是高丽参吧？可以拆开吗？”
我转过头去，这哪里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分明是在告诉我她们已经拆开了。或胖或瘦的女人们围在一起，这个闻一闻，那个也闻一闻，都说这高丽参不错，她们像变魔术一般，高丽参很快就都不见了，剩下一个铁盒子，哐当一声被扔到了屋角。
苗姑姑看他们拿了我的东西，便高声埋怨了两句，又转头对我说：“阿施呀，你也别见怪，这里谁都爱占点小便宜，东西带到祠堂就好，你叔叔会知道的。”我点了点头，我也是个农村人。
“人啊，活着的时候说不怕死，都是吹牛的，真要到死了，挣扎着想活下来，但就是做不到。”苗姑姑口中说着这么沉重的话，但嘴角还带着笑意，露出那口金牙，“去，去看看吧，这种病，他们都不愿意接近，你也别靠得太近。”她回头对我说，我看到她用无名指撩了撩耳边的头发。
我往大厅里走。矮胖子叔叔的棺木停在厅堂里，已经第三天了。厅堂中弥漫着一股类似烂香蕉的甜味。我轻轻揭开覆盖在矮胖子叔叔身上的彩色锦布，看到一个有点蜡黄的柿饼。他身上的脂肪仿佛都不见了，那么圆鼓鼓的一个人，如今却显得很——也不是瘦，那些肥肉似乎都变成了水，被一层蜡黄的皮裹着，似乎针一刺，便会流出五颜六色的汤水来。
我盖上锦布，眼中掠过一丝惊怖，想起了一部日本电影叫《入殓师》，如果能让一个入殓师给矮胖子叔叔处理一下，那该多好。
半步村的人都说，我来到这个世上睁开眼睛见到的第一个人，其实是矮胖子叔叔。我妈带着身孕来到半步村，人们还来不及了解她，她便因为难产死掉了。矮胖子叔叔是这么对人们说的：“我以前以为孩子像猫狗一样要过些日子才睁眼，没想这小子一出生，便睁着乌溜溜的眼珠子瞅着我，眼睛半天一眨也不眨，你说有多神！”
我七岁那年，苗姑姑阴差阳错开始她人贩子的营生。传说苗姑姑要嫁给矮胖子叔叔，但始终没有。人们问及此事，矮胖子叔叔总是摇摇头说，没有的事。问话的人便会傻笑起来。这样傻笑的次数多了，矮胖子叔叔有时也黯然神伤。其时碧河的上游建了一个印刷厂，河水变黑发臭，鱼都浮在水面，翻着白肚皮。矮胖子叔叔每天清晨撑着小渔船，荡开晨雾捕鱼去，但总是空手而归，日子陷入困顿。但苗姑姑的事业却在此时达到顶峰，她的那口金牙就是那时候镶的，金灿灿，成为她的商标，江湖人称苗金牙。她更爱笑了，满口灿烂，似乎已然忘记那个在她肚子里死去的孩子。我曾经坐在门槛上，看着苗姑姑在门口走来走去，对着肚子里的孩子说话。直到有一天发现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死去两天，苗姑姑竟一夜白了头发。苗姑姑活了下来，但仿佛变了一个人，她走出村子，接来了第一单贩卖孩子的生意。富有起来的苗姑姑，直接监管了矮胖子叔叔的生活，间接监管了我。
我关于半步村的记忆，是从矮胖子叔叔“咝”的一声划亮火柴开始的。每天早上，他都会点燃喇叭一样的手卷香烟，蹲在门槛上，像一只嚣张的大鸭梨，将早晨微弱的光线都挡在屋外，我在门口刷牙，透过他的肩膀望进去，屋内有一种神秘的黑。隔壁守寡多年的苗姑姑从门帘后面钻出来，在门口树底下洗脸，他们有时会聊几句，有时什么都不说。这个情景重复多年，我都分不清是记忆，还是梦境。
烧了很多纸车纸房纸女人之后，矮胖子叔叔被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装进了一个铁盒子里。我总担心他会不小心撑破自己的皮肤化成水，所以一路上只要车子晃动，我的心也就随之晃动。我不敢懈怠，留心观察铁盒子会不会渗出水来。但没有，矮胖子叔叔将他自己包得紧紧的，一如他的一生。
这辆特殊的车子载着我的亲人开往熊熊烈火。火葬场的人一点都不和善，在骨灰盒上狠狠地宰了我们一刀。架子上各式各样的盒子一字排开，从几万到几百不等，让我想起高丽参。同行的人都将目光投向我，征询我的意见，我一言不发，买了一个价位倒数第二的陶瓷罐子。这罐子除了上面的“福寿”字样，其实跟路边摆摊五块钱一个的陶罐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火炉的小门打开那一瞬间，我感觉那不是台机器，而是一只大兽，正张开嘴巴，一口将矮胖子叔叔吞了进去。里面的火苗正贪婪地舔着墙壁，它们会一口口咬开矮胖子叔叔的尸骨，吃干净之后又会若无其事舔着舌头，就如猫吃完一条鱼，我们吃掉一只烤乳鸽。
火葬场里的石凳上，坐着一些等待骨灰的人，其中有些人还在讨论骨灰如何被这里的人偷偷变卖去当肥料。有钱人谈论着如何在火葬之后买一块地风光大葬。不时有凄厉的女人的哭声划破寂静。我没有哭出来。骨灰盒盖上之前，管炉子的老头好心地递出来一块白色的头盖骨，示意我们盖在最上面，起保护作用。我总疑心那老头对于那些灰烬并无法十分清楚地进行辨认，其实人与人只有这个时候才真正平等，骨灰与骨灰，真的没有任何不同。
我想象着矮胖子叔叔庞大的身躯被塞进那个小小的陶罐中会不会很痛，也想象着他确实是完整地被我们带回来了。陶罐被放在厅堂最里面的案几上，三炷香的烟气笔直地冲向屋顶。矮胖子叔叔已经无法在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他被摆放在那里，和活着的时候一样乖巧。人群散去，烧饭的大鼎也被收拾了起来。陶罐要供奉七天才悄悄下土埋葬，我责无旁贷肩负起“守七”的任务。碧蓝的天幕之下，祠堂寂静无声，暗角处有嘶嘶的虫鸣之声。我关掉手机，将几只木凳子拼在一起，躺上去便睡了。
睡觉前必须关掉手机，否则我睡不着，我总感觉有人会打电话给我。更准确地说，我总觉得四岁的女儿盈盈会打电话给我。医生告诉我，我这是手机强迫症。
离婚第三天，我去幼儿园看盈盈，我喊她，她也看到我，可她不再如以前那样扑过来，只是远远地、木木地看着我。
“盈盈，过来。”
她摇摇头：“妈妈说你身上有毒。”我靠近她，她往后缩，眼睛里满是恐惧。我只能站住。“爸爸没毒，爸爸没毒，盈盈过来。”我向她伸出双手。她哇的一声哭了：“妈妈说你就是梅毒，妈妈给我看了图片，梅毒很恐怖。”她一哭闹，所有的小朋友都围过来，有的抬头呆呆看我，有的对我傻笑着。
我走出幼儿园，打电话给刘蓉蓉：“你对孩子说了什么？！”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我绝对不会允许不干不净懦弱无能的人碰我女儿的！”说完她啪地挂掉电话。
我试过几次，盈盈每次都用一对乌溜溜的眼睛看着我的手，仿佛我的手上面长满了蠕动的虫子，一碰到她就会整个给融化掉似的。每次她都是尖叫一声，转身就跑，背上还有一个比她身体还大的书包。“别跑，别摔着！”但她没有听见，像摆脱一个噩梦一样离开我的视线。
我总感觉盈盈有一天会明白过来，她会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是她爸爸。也许她的新爸爸会欺负她，这时她会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是她爸爸。也许她总有寂寞难过的时候，她会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是她爸爸。
我醒来的时候，案台上的香烛已经燃尽，古老的祠堂漆黑一片，这是南方湿润的夜，空气里微微带着一丝寒冷的腥味。站在天井中央，头顶明亮的星星让我疑心自己正漂泊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但这座古老的祠堂并不是一艘大船。如果将这里的门窗封闭起来，它更像一座囚禁时间的监狱，十年过去，周围的房屋都在衰老，从崭新变得斑驳，唯独这祠堂保持了它一贯的矜持、羞涩和特立独行，几乎完全独立于时间之外。
我打开手机，信息提示有5个未接电话，来自一个陌生号码。接着来了一条信息：“猪肉大哥，我忘记问你的名字。今晚我心情很坏，翻遍了手机通讯录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想听听你磁性的声音，你却老是关机。开机给我回电话。陈小路！”
想了想，才想起火车上那个话痨，当时我并未将她的号码存起来。与我现在乏善可陈的生活相比，那个女孩子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这时候我真的不想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