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
和这个人握住手的一瞬，我的胸膛里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响动，同时就有终于有此机缘的默然慨叹。
这个人叫安胡塞，哈萨克斯坦陕西村的村长，一个远方归来的乡党。他原本姓安，取了个异族色彩很明显的名字胡塞，想来是入异乡而随其俗的一个标志。他一开口说话，却是满口最地道的关中东府腔调，地道得比当今西安及其周边人的口语腔还要纯正与古朴。也许是受普通话的持久性影响，许多太过费解的方言土语和太过艰涩的发音，西安城里乃至郊区的本地人都不说不用了，但安胡塞一如既往满口满腔地说着。在我的听觉感受里，却不单是品咂家乡原生态口语的韵味，更在他这原生态口语里所隐伏着的悲惨不堪的历史。那是1877年的清朝同治年间，左宗棠镇压为生存抗争的陕西和甘肃的回民，从陕西关中一直把他们打杀驱赶到天山脚下时，仅剩下一万多人；翻越天山时又遇到暴风雪，有幸翻过天山逃脱劫难者只有三千多人……这不堪的一页已经翻过一百三十多年了。
现在和我挨肩坐着的安胡塞，就是那侥幸逃封劫难的三千人中的一位安姓回族人的第四代传人。他的祖宗和那些逃亡者进入中亚地区，在楚河岸边停下了长途跋涉的脚步，落脚定居。楚河的那边属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辖治，楚河的这一岸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那时候都统属于沙俄，他们却浑然不知。他们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水草茂密的草原，当地人竟然不种庄稼只放牧牛羊，真可惜了这一方好水沃土。他们停下脚便开荒种地，把从渭河平原上带过去的粮食和蔬菜种子，撒播到中亚楚河两岸向来没有垦植过的土地里……直到有一天，一位或者几位沙俄官员来到他们的驻地，瞅了又瞅这一伙穿着长袍、拖着长辫子的“怪人”，便开口盘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谁也不敢说明真实的来路，只含糊地说出一个大的方位，是从东岸子来的。这样，在沙俄帝国的众多民族里，又添加了一个东干族。这个“东干”族名，显然是“东岸”的音译。关中人说到四个方位时很少说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多是说东岸西岸南岸北岸，而且习惯在末尾顺带一个子字。我从小听惯了也说惯了这样的方位指向词，现在和乡党说起来也还会顺口说东岸子西岸子这样的话。本属中国回族的一伙移民，却成了沙俄和后来的苏联以及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族。
我第一眼看到东干族乡党似曾相识的面孔时，竟然下意识地从坐着的沙发上站了起来。那是1993年陕西电视台播放的春节晚会，一位来自中亚的东干族演员出现在荧屏上。这位被称也自称黑老五的人，头戴一顶草原牧民习惯戴的高顶皮帽，开口便叫了一声：“乡党！黑老五回来咧！”我就是在那一声地道而动情的乡音里站起身来的。这是太过久远却又令我闻之耳热心跳的一声乡音，是逃亡到中亚的三千多乡党在近一百三十年后第一个返回故乡的后人发自肺腑的声音。黑老五的脸色不仅不黑，而且泛着俊气和喜色，他演唱着一首古老的民歌，歌曲的音调只有关中平原才会产生。我听来再贴切不过。而那首民族的歌词，在我却颇为陌生，也就甚感新鲜，如果不完全是我孤陋寡闻，在我生活的这个时段和空间大约已经失传了，却在中亚地区的东干族乡党中完整地传承下来。接着在1994年的陕西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一位名为侯赛因的乡党跃上荧屏，比之英俊的中年汉子黑老五，他的如雪一般银白闪亮的头发，成为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他同样表演的是关中民谣《一对牛》，内容是说一个已经贫困至极的农民，却连续遭遇一个又一个倒霉事。诸如借牛耕地打破犁铧，收获的麦子不及种子多，天上下冰雹穿过房顶的窟窿打破了孩子的头，等等。他的绘声绘色又极尽诙谐幽默的表演，惹起一阵又一阵笑声，谁都很难看出这是一位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这首民谣我似曾相识，大约是少不更事的幼童时期听婆说给我的，自然比不得曾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苏联七十年命名人民演员不足十人）的侯赛因声情并茂且惟妙惟肖的表演了。这“一黑一白”——黑老五和银白头发的侯赛因——两位远方归来的乡党美好而亲切的形象，至今依旧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尽管侯赛因现已谢世，但他当时模仿的那个乡村倒霉蛋逼真而又滑稽的动作和生动诙谐的音调仍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无论是“一黑一白”舞台表演的语言声调，抑或是坐在我右首的安胡塞，都是百余年前的原生形态的关中语言。这倒不难理解，他们生活在楚河两岸，无论是那边的哈萨克人，还是这边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各族人，没有能听懂或会说汉语的人，更谈不上关中话了。这样，他们便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语言环境，任何影响他们关中语言和语言发生变化的因素都不存在。他们学会了俄语和所在地的民族语言，那是走出家门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一旦走进家门或面对同族乡党，便是更为顺口也更为自如的关中话了。因着环境的封闭，对许多社会事象以及生活世相的称谓，竟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清朝的词汇，至今把政府机构称“衙门”，把警察称“衙役”，把政府官员笼统称作“大人”，把总统或首相仍然称为“皇上”或“皇帝”，把无论小学或大学一律称为“学堂”。有意思的是，他们把从事写作的作家称为“写家”，我斟酌起来，似乎“写家”比“作家”更切合从事写作这种职业的特点。最具直观的服装，依旧保持着清代关中民间的样式，男人的礼帽和长袍，女人的偏襟上衣、裤子和裙子都有绣花彩饰。出门上班，尤其是到乡级衙门（政府）或学堂（学校），都是西装革履或校服；回到自己村子里，却更习惯自家的裤褂和手纳的布鞋；尤其是结婚喜事，绝对要穿长袍马褂和彩裙……2009年，时任陕西省长的袁纯清到中亚几国访问时走进了陕西村，听着那些久远而纯正的原生态关中话的热烈问候，又看了东干族孩子用关中话表演的文艺节目，竟然激情难抑，跟着孩子们唱起来。孩子们表演的是民间儿童歌谣：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拿个棍棍儿往出撵……尤其是这些孩子唱起至今不仅在关中而且在全国也唱红了的秦腔歌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没走，哭了笑笑了哭糊里糊涂……在陕西工作多年的袁纯清省长，向来是满口湘音普通话而不说一句陕西话的，此时竟忍不住和这些东干族人用关中话对话了——这次破例被传为佳话。
听到这些传闻，我便自然想到，我如若有幸在那种场合里，不仅关中话会派上上用场，可能忍不住会和孩子们唱起来。前一曲教孩子学勤勿学懒的歌谣，婆和母亲不知给我念过多少回，多是在她们让我干活而我贪玩不做的时候；后一曲歌谣全是逗人一乐的大实话，话剧《白鹿原》的编剧孟冰要编主题歌曲，让我为他提供关中地域色彩浓厚的民间歌谣，我不假思索便说出了这一首，他当即选中。这首主题歌曲由华阴老腔艺人演出，成为话剧《白鹿原》的一个热点，由此被邀请到许多地方去演唱。设想我若有机缘到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的陕西村，能看到听到这些东干族孩子唱我唱过的童谣和民歌，当会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把隔绝一百三十年的关中与中亚的时空，在这幼童演唱的歌谣里消弭了。
还有一种太过沉重的声音。
每有从中亚楚河两岸陕西村回来的东干人，都要到西安城的西门前，用拳拍击那古老而宽大的明代修建的城门。然后高呼三遍：“我回来了！”安胡塞告诉我，多年前他第一次回到西安，出九东站便直奔西门，拍打着西门门板的时候，热泪涌流，含泪高呼着“我回来了”。三声呼喊过程中，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映现在眼前，他们的夙愿由他实现。
这是一个太过久远的东干人的共同夙愿。被左宗棠驱赶打杀的关中回民，是从西安城的西门逃亡而去的，西门便成为他们背离家园的一个情结。逃亡的回民领袖叫白彦虎，一个既有较高文化修养又兼过人武功的青年汉子，率领着回族父老兄妹翻过天山到达楚河两岸定居之后，他仍然成为异国他乡里乡党的核心。他为这一伙逃过劫难的幸存者的生存费尽心力，不幸染病不起，正当中年而早逝。在他告别人世的一刻，他对他的乡亲说了一句话：回到陕西，要拍打西安的西门，要连说三遍“我回来了”。白彦虎的遗愿在东干人里一辈一辈传递着，这一令人震撼的敲门的声音，却是一百多年后才敲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述的“一黑一白”两位东干族表演艺术家，当属第一拨实现白彦虎遗愿的东干人；安胡塞多次回到西安，每一次回来都要去拍敲西门门板，为着白彦虎，为着自己，也为着现在生活在中亚的十余万东干人。
东干人保存着原生态的关中语言和生活习惯，却丢失了汉语文字。逃亡到中亚的三千多回族男女，多为不识字的文盲，迫于新的生存环境的适应和必需。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接受了俄语和所在地的民族语言，几乎没有人会读会写汉字了。作为十余万人的陕西村的大村长，安胡塞向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打了报告，申请在东干族人聚居区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却因为师资和经费等多重困难而一时难以实施。安胡塞又多方奔走另辟途径，于十年前把五名东干族孩子送到西安上学。由陕西方面予以资助，他们已经在西北大学读到三年级了，汉语水平得以提升。现在，经安胡塞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运作，已有十六名东干族学生在西安和兰州学习过，汉语语言的空白被填上了开创意义的一笔。
作为村长的安胡塞，为陕西村十余万村民的公益事业热心奔走于陕西和中亚之间，也有自己一个沉积太久的心事，便是想找到祖宗曾经生活过的村子，用中国流行的话说是寻根。从他逃亡到哈萨克斯坦的曾祖父传留下来的甚为模糊的关于村庄的方位是四句话：出门是稻田，抬头见南山，门前有条河，河上有座桥。当他回到西安向人打听这种地理特征的地方时，谁都难以说出具体答案。因为秦岭在陕西段的被称作终南山的北麓，多有从山谷里流出的小河盘绕，河两岸都是稻麦两熟的肥沃良田，小河上多有木桥。这种景象自东而西铺开好几百里，安胡塞却搞不清祖居村庄的名字，说大地寻针也不为过。他便先到离西安最近的长安县走访打问，竟然在一个小铺店和一位女性的闲聊中发现了线索。无须赘述那个太过曲折的问祖寻根过程，他终于找到了本族且为本家的同辈弟弟安和平，其中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是安姓同族每一辈人姓名之中相同的那个字。安和平保存的族谱上，最近的四辈是兴——长——吉——庆。安和平即属庆字辈，遗憾的是他没有遂庆字取名，按祖制规矩应为安庆平；安胡塞尽管没有族谱，却记着祖传的上几辈人的名字，正合着安和平族谱上的辈分。逃亡到哈萨克斯坦的曾祖父就是兴字辈人，叫安兴皇，曾祖父的弟弟叫安兴虎，口头惯称太爷和二太爷。
我这回能和安胡塞握手，就是安和平牵线搭桥。现在，安胡塞坐在我右首的贵宾位上，安和平坐在我左首位上。圆桌上还坐着几位西安的回族朋友，说当年的往事，叙今天的生活，在我是一种少有的别一番感受。安胡塞送我一顶哈萨克人习惯戴的高而且尖的皮帽（就是黑老五戴的那种）。我戴上和他合影留念，似乎我就此成为了他这个村长领导的陕西村的村民。
选自《人民文学》201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