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教育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公益事业，而且，它不像捐建一所医院或者一座公园，一笔钱付出去，只要把房子盖成，也就大功告成了。办学不但需要一笔可观的创办经费，而且有关设备的添置、图书的购买、教员薪金的支付等等，是一项长期的沉重的负担。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没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很难实现其抱负的。
创办教育，是陈嘉庚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他先后在厦门、集美、新加坡等地，捐资兴办了7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有人估计，他一生用于办教育的经费，如果折合成今天的货币，约可达一亿美元。其中耗资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首推他在其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
陈嘉庚在集美捐资办学，严格说来，早在1894年就开始了。当时他仅20岁，第一次从南洋回来，便把他所积蓄的2000元全部捐献出来，办起了“惕斋学塾”，这可称是他一生中最早的办学实践。但是，陈嘉庚在集美进行大规模的办学活动，则始于20世纪初。20世纪初的中国，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文化水平很低。那时，集美虽位于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同安县境内，但依然是民不聊生，文盲成堆。正如陈嘉庚在回乡时候所看到的那样，乡村十多岁的儿童，由于贫困失学，竟然成群结队，赤身裸体地嬉戏，令人叹息。整个集美村，甚至连一所正规的小学也没有。村中以封建宗族中的“房”为单位的各家族分别办了几所私塾，但教的都是《三字经》一类旧书。对此，陈嘉庚心中深感痛心，他认为：“那种情况，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他着眼未来，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爱国思想，决心捐资创办教育。
1913年1月27日，陈嘉庚经过周密的准备，正式开办了“乡立集美丙等小学校”，分设高等一级和初等四级。从此，在这个建村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集美．第一次出现了正规的学校。
为了加快家乡的教育建设步伐，陈嘉庚在集美开展办学活动的开始，就很注意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把它视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大问题。1916年10月，陈嘉庚委托其胞弟陈敬贤回乡筹办师范和中学。陈敬贤先生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精心筹划，于1918年3月10日正式开办了师范、中学两所学校，并将这一日期定为集美学校的校庆日。在这以后的近十年间，陈嘉庚利用其在南洋企业的赢利所得，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学校，使原来文教事业极为落后的集美，迅速发展成体制完备的综合学村。在陈嘉庚先生的鼓励、资助下，闽南、闽西北和广东潮汕、梅州等地的许多贫苦学生纷纷前来求学。那时，集美成了华南一带有名的教育中心。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陈嘉庚在南洋的企业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由于陈嘉庚多年来为创办教育花费了巨额资金，影响了其企业的自身建设，无法顶住世界经济危机的强大压力，1933年，他的企业被迫收盘，并于1934年全部停闭。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先生所考虑的，仍然是集美、厦大两校如果关门停办，以后将很难恢复，这样一来，“影响社会之罪大”。所以他宁可使企业关闭，决不停办教育，真正实现他立下的“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的誓言。
企业收盘后，为了坚持把集美学校办下去，陈嘉庚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一方面自己节衣缩食，同时四方筹措，借助其亲友和集美校友的支持，继续向学校汇回-笔笔款项，保证集美学校各项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在陈嘉庚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下，集美学校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
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陈嘉庚一生不惜巨资，慷慨捐赠，义无反顾，相反地，他对于个人生活，却极为节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经常说：“应该花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先生热心办学，不只是停留在捐款上。对于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也非常关心。在集美学校创办初期，为了聘请到合格教师，他抛下繁忙的商务，四处奔波，曾为此专程前往福州，也多次致函北京、上海等地，礼聘教师来集美任教，并请国内着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为招聘。据黄炎培先生回忆，仅1919年前后一年多里，陈嘉庚为讨论办学问题，就给黄写过30多封信。1918年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开办，陈嘉庚与陈敬贤-起，亲定“诚毅”两字作为校训，意在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百折不挠，奋发向上，忠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回到国内，他晚年长住集美，以七八十岁高龄，继续为集美学校的建设发展而日夜操劳。直到1961年6月，他因病重在北京住院期间，依然念念不忘集美校务，经常通过书信、电报、电话，询问和指导学校的工作，并立下遗嘱，将他所有的300多万元存款，除拿出100万元分别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和集美的福利基金外，其余全部交集美学校作为办学经费，连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他还谆谆叮嘱后人，一定要把集美学校继续办下去。为了创建和发展集美学校，几十年来，陈嘉庚殚思竭力，矢志不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0年过去了，陈嘉庚先生的心血没有白流，这位爱国老人当年播下的一颗颗种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70年来，集美学校成绩突出，为国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门人才，其中仅中等以上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就达五万七千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志士、专家学者、企业栋梁、艺苑名人，为祖国的解放、繁荣与富强，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在这片“山明兮水秀”的南国胜地，6000多名学生，牢记着陈嘉庚先生生前的谆谆教诲，正在努力学习，在学海中吮吸着知识的乳汁。
9．集资“山庄”，凝聚乡情
山庄是粤商专门集资创设的安置客死异乡同伴灵柩的场所。广东商人长期在异地经商，有的长期寓居客地，直至老死他乡，这在当时繁华的大都市，因粤商人数众多，情况更为普遍。出于浓重的乡情意识，粤商集资创办了“山庄”，以使死者的灵魂得到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粤商山庄又成为所在地的一项重要的公益场所。
晚清以来，广州府和肇庆府商人在上海十分活跃，结成为广肇商帮。上海的广肇山庄坐落在新闸桥的西南方，最初由徐润的伯父徐钰亭等人捐资购买，占地30余亩，起初只是普通坟冢而已。清末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多达十七八万人。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唐廷枢、徐润等又在上海添置土地八九十亩之多，扩大了山庄的规模，这次购买的土地靠近上海租界的繁华地段，建造有敦梓堂、地藏殿等设施，后又陆续购买土地，使得粤人山庄达到上百亩。
山庄本来只是对客死异乡者的临时安葬场所，但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一些灵柩相当长时间后才能魂归故土，有的甚至永居客乡。活着的人总希望能通过某种仪式性的东西，让这些孤魂野鬼感受到他们的思念，又可借此凝聚同乡之情。
农历七月十五，是我国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人们将佛教的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合而为一，超度亡灵，普度众生，提倡孝顺与博爱。各地粤商多在这一天举行各种仪式悼念已故同伴，山庄成为重要的迎神赛会场所。上海的广肇山庄每年中元节都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专门建立水陆道场，设坛讽经，届时各种纸扎的人物、供品，争奇斗巧，吸引了大批游人前来观赏。同时，在山庄的道场还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杂耍、演戏活动，“游人毕集，极为热闹”。
广肇山庄举办的盂兰盆会已经超越了原先祭祀先贤的内涵，既带有摆阔式的广告味道，又具有宣传广东地域文化、丰富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公益色彩。
广肇山庄在每年七八月间举办盂兰盆会活动时，上海地区非粤籍民众大约因迎神赛会有特色，或者以为粤商祭祀的神灵比较灵验，也纷纷涌来，美女香车云集，“吴娃楚艳亦莫不香车宝马络绎而来”，山庄周围，一时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为了维持场内外的秩序，山庄主办者还聘请西捕(也就是租界警察局的西人警察)站岗放哨。
光绪年间上海竹枝词写道：旅申广肇有山庄，地步宽宏寄枢忙。每遇盂兰开会日，各般陈设独辉煌。广肇山庄竟被灵活的粤商开发为繁华都会的大聚会场所。
天津也是近代粤商活动的重要地区，清末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记载，晚清以来，紫竹林梁家园一带的闽粤山庄，当地百姓俗称洋蛮坟地。民国《天津志略》记载，广东会馆于1916年在东局子半道之北购地200亩，划出20亩，新建山庄一所，山庄内遍栽花木果树，参仿西式。
天津的广东山庄和上海一样，也在每年七八月间，“醵资作会”，搭建起长达数百步的活动场所，悬挂着无数灯彩，聘请能工巧匠设计捆扎粤戏中的人物形象。在祭奠的那一天，锣鼓喧天，这些栩栩如生的纸人造型都挂在祭坛周围，“鼓动游人不下万计，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来观，熙熙攘攘”。至夜晚，彩灯齐放，“照如朗日”，还施放焰火，抛散食物，依然是香花鼓乐，游人兴致不减。
汉口的香山会馆每逢中元节，也举行隆重的盂兰盆会活动。据《申报》报道，1878"年，有460多名粤商捐资数百金，举行祭祀神灵活动，讽诵藏经三昼三夜。1891年，粤商的祭拜活动也是讽经礼忏，铺张华丽。
山庄的建立，满足了旅居者叶落归根的愿望。山庄是乡情凝聚的表现，增进了同乡之间的感情，也是组建者赢得人心，提高威望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