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即捐资成立了“通威——希望工程奖励基金”，共资助四川省凉山州、巴中、广元、达州等贫困山区贫困学生和优秀教师近1200名；成立了“通威水产教育奖励基金”，一次性捐助100万元支持四川农大水产教学大楼建设；独家资助“壤塘县观念扶贫工程”；1998年向湖南、湖北洪涝灾区人民捐赠320万元；独家资助北极科学考察活动；2007年，通威积极支持民建中央发起的“中华思源工程”，捐赠5000万独家设立并启动“思源·阳光计划”，以10年为期平均每年拿出500万元，用于太阳能清洁能源的科研投入和新产品研发，并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山区农村送去优质、高效、环保的太阳能生产、生活用电；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给四川同胞带来了巨大伤痛和财产损失。灾情发生当天，在刘汉元先生的领导和指挥下，通威迅速成立了内部抗震救灾领导小组，集团旗下九十余家子公司近万名员工积极行动起来，向灾区募捐资金和物资，整个集团以最快的速度全面参与到抗震救灾当中。在这场巨大的天灾中，通威集团个别子公司团结一心，克服自身困难，全面参与整个抗震救灾大局当中，积极组织公司人力物力，大力募集资金和物资参与救灾。与此同时，刘汉元先生与公司高层多次冒着余震等危险亲自深入灾区一线，实地考察各地受灾情况，积极寻求后重建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在经过实地考察了解灾情和召开公司内部专题会议后，迅速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支援灾区重建、恢复生产的行动计划和支持方案。方案主要落实在援建希望学校和帮助灾区养殖户恢复生产两个方面。通威集团在本次抗震救灾工作中捐款捐物总额已超过1250万元。作为全国知名的四川本土企业，通威集团在这场巨大的天灾中以最有效的方式和自身力所能及的力量，积极参与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相关工作当中，全力以赴为这场突发灾难贡献了一份力量。2010年1月，响应成都市总工会组织的“家乡再创业、建功试验区”号召并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贡献力量，通威集团专门捐赠20万元支持成都农民工返乡再创业；一次性慷慨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专项支援眉山永寿集镇道路硬化、美化、绿化工程项目建设。迄今为止，通威集团各种捐款捐物总额已近2亿元人民币。
在引导企业获得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刘汉元更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立足企业发展实际，深入市场，深入群众，实地调查，收集情况，同时进行深度分析和研究，切实履行政协委员的应尽职能。刘汉元已连续13年参与全国“两会”盛事，并通过60余份高质量的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积极参与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等重大国事，全面关注和反映社情民意，诸多良策为国家所用。许多提案颇具前瞻性、全局性，且立意新、针对性强、操作具体，不少提案的真知灼见为国家机关相应政策的形成、出台、施行、建设等起到了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并被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内部参阅资料《全国政协信息专报》和《参政议政动态》所登载并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开发三峡渔业安置库区移民》、《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三农》等提案及《减税轻负振兴经济》的大会发言受到李鹏委员长、贾庆林主席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并指派专人督办；《在供电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经营》、《加快绩公司上市、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将绿色农业列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等提案更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好评；《建议完善、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道路建设规范标准和交通管理办法》提案获九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刘汉元作为一名成功企业家所展现出来的高度责任和道义，体现了其浓浓的普世价值和家国情怀。
4．富而有德，回报家邦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正在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共同趋向。浙江大学教授戴文标说：“在追求个人财富的同时，社会责任感和爱心道德意识的日益增强，这是中国企业家日益走向成熟的最直观体现。”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责任，即企业家要遵纪守法，对员工实现承诺，这是每个小企业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另一个是崇高责任，企业家要对社会有一个不为名、不为利的奉献，这是一种思想境界的升华。现在一些企业以及企业家们，在一些错误经济理论指导下，以为自己是在真空中发展，连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承担，更谈不上承担崇高的社会责任。一个好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应追求社会的尊重，追求自己崇高的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信任，培养与客户的感情，加深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升自己的持续竞争力，最终形成对社会、企业都有好处的良性的循环发展模式。
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发家致富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最活跃、最受关注的企业家之一。28年前，为了让孩子过年时吃上一点肉，兄弟四人卖掉了自行车和手表，凑了1000元开始创业。近30年来，面对数轮让无数企业沉浮起落的商业周期，一个又一个“明星企业”交替登场，一个又一个“问题富豪”黯然倒下，一个又一个暴利产业冷热轮回，而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一路走来，却30年屹立不倒、事业长青，谱写了最为成功的故事，堪称中国民企发展史上的奇迹。
刘氏兄弟虽贵为“中国首富”，在他们的身上从来找不到社会名流和大富豪的派头。他始终操着一口懒洋洋的“川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土豪：执着、敏感又不失精明。尽管个人拥有数百亿财富，却从不穿名牌服装，总是乘坐最廉价航班，住低价酒店，顶着半个世纪不曾变换的发型，常与基层员工在餐厅共进午餐，最爱吃的依然是回锅肉和麻婆豆腐。兄弟俩生活节俭，但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总是出手大方，动辄几千万、上亿元。
刘永好的身上有着十几个头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乳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在众多的头衔中，他最看中的是“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刘永好认为作为民营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首先就是要把企业做好，企业做好同时一定能多交税收，一定解决就业。目前，全国有400多万私营企业，2000多万户个体企业，他们解决了可能超过2亿人的就业，这是对国家最大的责任，对社会最大的责任。除了税收、就业以外，私营企业还向社会提供了全方位的一些需求。现在都感觉到社会生活方便了，而这些方便跟私营企业所做的贡献相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企业逐步做大、做强以后，社会责任就应该更强一些。
刘永好先生亲身感受到了任何一个企业能够发展、壮大，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帮助，而企业回赠社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事情。2005年6月，四川资阳、内江等地区传出猪链球菌病疫情，消费者“谈猪肉色变”。许多网站、媒体，开始进行对“希望”饲料的“有罪逻辑推理”，新希望集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这时，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发布消息称，高温高湿、气候变化、圈舍卫生条件差等应激因子是诱发猪链球菌病的主要因素。这才让新希望集团走出“蒙冤之困”。禽流感袭来，对新希望集团再次带来重大冲击。新希望集团通过按原合同购买家禽、销售饲料让利1/3给养鸡的农民、并派出5000多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识。这三项费用加起来接近1亿元。“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也得到了社会的信任，培养了与客户的感情，加深了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持续竞争力。”刘永好算明白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发展的大账。这笔账算得好，算得精明。
刘永好宣称，“新希望新农村扶助基金”将在未来5年里，为我国贫困地区的100个行政村捐建100所新农技推广站、博爱卫生屋、阅读培训屋以及红十字会医疗站，以上设施的建设模式由新希望集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建成后将移交给中国红十字会或当地村镇。
此外还将在该基金打造的平台下，扩大每个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实现新希望农牧体系的目标：通过3到5年的努力，联系帮助100个村，通过组建养殖合作社和其他形式，帮助和带动约100万农民加入产业链体系，农民的纯收入要超过100亿，同时把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世界级农牧企业”，销售超过500亿元。
5.建造善堂，扶弱济贫
善堂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慈善机构，只不过相比于今天的慈善机构，善堂的规模较小，职能较单一而已。广东人积极建造善堂，推动了以善堂为主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善堂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地方公益事业的进步。如善堂一般都设有赠医施药的服务，聘请医师坐堂诊治，或遇到突发事件派医生前往医治；善堂的施棺代葬、打捞浮尸等善举使社会公共卫生状况得到改善，减少了疫病对居民健康及生命的影响。
民国《增城县志》卷十二《慈善》记载：“粤人乐善好施，尤中外所同仰，不可无以纪之。”以慈善为目的的善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广东各地建立起来。而善堂的活跃人物多来自商界，时称“善堂为行商代表”，善堂的管理通常也是商人，如被称为“九大善堂之冠”的方便医院，即由七十二行商担任办理。
广州的善堂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要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九大善堂，它们是城西方便医院、润身善社、爱育善堂、崇正善堂、惠行善院、述善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明善善堂。
方便医院创建于1899年，原址就在今天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由广州南北行(中药业)、金丝行(丝绸业)等发起募捐建设，当时仅作为一种单纯的慈善事业。创办伊始，旅港商人陈鹤云、丘静轩等在港捐募，先后建立病房十余间，后来改名为方便医院，以收容病重垂危人为主，同时兼作异乡劳动者病亡收殓的处所。后来业务逐渐扩大发展为留医、施药、急赈、救灾、施棺、施衣、招待病侨、代收华侨骸骨等，成为华南最大的慈善团体。
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七十二烈士喋血沙场，尸骨一直无人敢收，是方便医院出面收殓了烈士的遗骸。抗战爆发前夕，广州大新公司老板蔡昌，根据医院章程，为大新公司全体职工及自己的亲戚朋友，缴纳基金，成为方便医院会员，并借会员选举当选董事会董事，后又被选为董事会主席。
广东商人与善堂组织息息相关，参与创办的善堂遍布全省各地，如嘉庆朝番禺的恤嫠公局，同治朝南海的爱育善堂、清远的尚义善堂；光绪朝佛山的万善堂、广州的广仁善堂、南海的广济医院、香山的福善堂、清远的同善堂、广州的崇正善堂、五华的回春堂、番禺的乐善医院、香山的崇德善院、龙门的同善堂、高要的同仁医院等。民国《东莞县志》卷十九“善堂”称：善堂之设，创于近代，各府州县皆有之。
善堂初始经费大多是商人独资或由商人和社会各界集资而得。维持善堂运作的经费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善堂物业的租金，二是商人每年的捐助以及向社会的募捐。
广东南海商人潘壁光青少年时就跟随父亲在外经商，独立在广州的长寿街开设顺记号，待积资稍裕，便筹划创办爱育善堂，他对善堂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年逾八十，仍重视善堂的建设与管理，常常步行到善堂，而将原本乘坐舆马的交通费，节省下来周济穷人。
商人作为社会人群中占有财富相对较多的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家一时无法承担的社会保障救助机制的主角。广东各地建立的善堂机构，由于来自商人的广泛捐输，不但规模大，而且积储也丰厚，从而对社会的施济也自然广泛。偶有灾荒，赈济平粜，一呼即应，其惠几遍于全省。
以粤商为主体的民间慈善事业达到新阶段，收到了显着的社会效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广州设立的善堂组织不下18家，由商人主导举办的慈善事业，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趋势。
郑雨生自豪地认为：“而粤人之性质，则更多行侠仗义之风，以故慈善事业之创设最多，为他省所不及。”他认为广东在当时是全国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地区，并提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广东尤其是沿海地区海运通商，商业发达，风气早开，受西方思想影响，具有侠义悲悯的公义心肠；二是广东濒海，受到气候影响特易成灾，人们容易形成互助慈善的行为。
6．跻身科研，为国争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核心和关键在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深知此理的福建人为了民族振兴，毅然决然的跻身于科研领域。 对我国普通公众来说，李爱珍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如果不是2007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结果，使她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女科学家，恐怕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她的生平。
李爱珍于1936年出生在福建省石狮永宁港边村。1954年，她从福建泉州第一中学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1958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任职。
自60年代末，分子束外延(MBE)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带来了半导体科技的一场革命。1980年起，李爱珍开始开拓和研究半导体量子纳米结构与分子束外延单原子层生长技术这一前沿学科领域。1980年，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的专家，李爱珍被派到美国卡尼基梅隆大学做了26个月访问学者，师从国际半导体权威米尔纳斯教授（Milnes)，转入用分子束外延高新技术生长超晶格、量子阱、异质结人工合成超薄层纳米材料。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李爱珍还去着名的贝尔实验室拜访过卓以和，从而打下在国际前沿领域做研究的基础。回国后，李爱珍在科研一线致力于发展我国分子束外延技术。在1984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上，李爱珍和国内科学院同行分别报告了用国产分子束外延设备生长的材料和物性及器件应用的论文，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她与中科院同行研制我国新一代国产分子束外延设备，研究成果打破了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