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道和儒术是以往人们或谋取生计安身立命或成就事业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生通途，优秀商人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并集于一身，“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贾与儒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
1．贾儒结合，文商交融
贾与儒密切联结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明朝时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二者区别不大，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炼，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小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
可见，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
晋商与徽商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及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晋商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重要一条便是：晋商没有徽商那样重视读书、爱好儒学。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经营者必须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晋商不好儒学，文化知识有限，商业经营大受影响，如此，怎能比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呢？
安联公司的老板崔兴柏也是一个“儒商”的推崇者。崔兴柏原来在合肥永信电脑公司任副总经理，当年永信是联想的分销商，从而做到当地的老大，但永信的国有企业背景无法实现崔兴柏快速膨胀的“个人理想”。1998年4月，崔兴柏离开了永信，创办了安徽联想电脑公司。崔兴柏不仅想做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更愿意做一个“儒商”。熟悉崔兴柏的人会隐隐约约从中觅出明清时盛极一时的徽商的味道。崔兴柏本人屡屡提起徽商，并称自己愿意做“新时代的徽商”，其志不在小。
即使从生意经角度说，崔兴柏身上也散发着徽商无法磨灭的印痕。安徽经济实力虽然相对弱些，但IT分销之盛、竞争之激烈却与北京、上海没有根本区别。国内厂商在区域市场所上演的争夺战，安徽一场都没有漏演。惟一不同的是，当地的各品牌分销商的关系，却出奇的好。崔兴柏会做生意，“不独吞”。而且，有时候其他分销商做单子可能会遇到困难，找崔兴柏帮忙，崔兴柏也常常会帮他们搞定。其“化敌为友”之风不由令人想起大徽商胡雪岩的经营之道。面对媒体时，崔兴柏应对自如，长袖善舞。在其身上，徽商的形象很是鲜明。
徽州既以“东南邹鲁”驰誉遐迩，又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徽商之所以能够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成为称雄商界的劲旅，是与这一重要特色分不开的。徽商之所以在经营中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也无不是这一特色的体现。
2．贾而好儒，世代传承
广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加上广东人本身的聪明隽秀，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贾而好儒”不仅是粤商主动适应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粤商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粤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业商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经商中，众多粤商总是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表现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许的商业道德。这样便造就了一批批世代受人敬佩的诚信儒商。
明代广东南海的霍韬家族亦官亦商，在当时十分有名气。嘉靖年间，霍韬在家乡创办两个书院：一是供全乡子弟就读的石头书院；另一是供霍氏子弟就学的四峰书院。霍韬九子中，除四子、五子早殇外，其余均为生员，二子霍与瑕登进士榜，着有《霍勉斋集》传世。七子、九子皆为举人。孙子辈中更有多人中文武举人。
十三行同文行潘氏家族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创始人潘启被当时中外文献称为“潘启官”。据族谱记载，他年轻时曾多次前往吕宋国贸易，精通“夷语”。这里的夷语是他在吕朱经商期间学会的西班牙语。后来，他还掌握了葡萄牙语以及广州英语。
潘启还经常收到外国商人写给他的英文信函，他可以与外商直接进行语言交流，外语水平受到外商的称道。
潘启意识到，商人仅仅富裕还不行，必须要贵。而贵的途径无外乎读书进取。他的次子潘有为1772年(清乾隆三十七年)高中进士，成为钦点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衔，在京城参加四库全书的编校，后因看不惯官场作风，遂回粤潜心着述。他着书画，精金石，醉心于搜罗古钱、古印、书画、彝鼎等珍藏，并建“看篆楼”，首开清代羊城鉴藏文物珍品之风。
同文行第二代掌门人是潘启的第四子潘有度，任公行首领十余年，以诗着称于商界，着有《义松堂遗稿》。他的住宅名为漱石山房，旁边还有一间小室日芥舟，看起来和听上去都甚有文人的味道。
同文行的第三代掌门人是潘有度的第四子潘正炜，但实际的商务是他的堂兄弟潘正威经理。潘正炜则醉心藏书与文物收藏，他家建有听帆楼，用于存放藏书，“贮书极宏富”。他喜欢与文化人结交，着名的有吴荣光、张维屏、陈澧等，都是当时广州文化界的名流。
据统计，清代潘氏家族除了从商的三个掌门人外，其他后裔多以科举人仕或学有专长，他们或绘画或书法或诗文或鉴藏，留下着作的就有20多人。
广东商人亦贾亦儒，商士合一，促进了广东地方文化的发展。十三行的大商人们也是或印书，或刻帖，或着书。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九《杂录》记载：200年来，粤东巨室，称潘、卢、伍、叶。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帖，潘氏独以着作传。
十三行泰和行行商颜时瑛家族，十分重视族中子弟科举进学，其中颜悖恪中乾隆进士，任刑部主事，有《常惺惺斋诗稿》；颜斯绅中乾隆举人，任开平县学训导；颜斯总中嘉庆举人，着有《听秋草堂诗钞》；颜斯缉为拔贡，任阳春县教谕，着有《菊湖诗钞》。其侄孙辈中，颜叙适中嘉庆举人，任昌化县学训导；颜葆廉中道光举人。颜家多人在广东诗坛上负有盛名。
十三行行商伍怡和、卢广利、刘东生、梁天宝、关福隆、谢东裕、李万源、潘丽泉、麦同泰、黎西成等共同投资广州文澜书院建设，他们在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订立议约，将位于西关下九甫的绣衣坊公产房屋捐给书院。这套公产房屋共有12间，除三间为文澜书院用房和一间为修濠公所用房外，其余八间用来出租，租银作为书院办学活动经费，造福广州学子。
综观粤商的发展史，粤商能在明清两朝兴盛数百年，少不了儒学对商业的影响。今日商业大势之繁荣，远远胜过明清两朝，现代人要经营好今日的商业，则更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因此粤商“贾而好儒”的历史经验，今日还大有可取之处。
3．学而优则商，商学互补
白手起家，富如王侯，需要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把握市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需要有超群的智慧；从南国海滨到塞外朔方，万里逐利而动，经营诚信有笃，需要有非凡的才干才行。此外还要能够读写精算，了解各地的地理及人文风习，具备强烈的市场意识和信息资源，能对时局及时进行准确的预测，擅长有效的公关交际……做到这些，商人必须是人中之强者、智者。这些经商素质，仅有勤劳和俭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厚重的知识底蕴来支撑。
山西榆次常家“世兼儒贾为业”，重商不轻学，重学为经商，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走出了一条商学互补的路子，不断为其商号培养出了德才兼备的子孙。继承祖业，或弃官，或弃文，皆以商为本，200多年竟长盛不衰。
常氏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人称“南常”；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人称“北常”，一南一北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击”之职，仍然弃官经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学贯经史，有经世之志，参与着名的公车上书，一腔报国热情不减；常运衡虽为袁世凯管过钱袋子，却不醉心于此；常立训曾被推为晋商领袖，他“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他接受了学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实业救国的新路子，久为晋商之楷模。
像常家这样的“儒商”在晋商中不在少数。又如祁县乔家“在中堂”，也一贯重视子弟的读书，至今留有“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门额。在“映字辈”乔映霞主家期间，改变了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习惯，增设了实用的数理化及文史，还有英语等课程，不仅其子弟可上学，乔家的媳妇也可听课。待完成中学学业后，便外出上大学、留学。乔氏子弟的文化程度都相当高，仅映字辈就出了两名大学生，下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这些子弟学成后，大多依然继承祖业，从事经商。为“在中堂”的发展倾心尽力，是其读书的真正目的。
晋商普遍注重子弟的书本知识学习，更注重其经商才能的培养。他们一般在子弟学习了一定的书本知识后，便让其涉足经商，在商海中，让其增长知识。他们深知，书本知识，尤其是那些只注重修身养性、内心感悟的内容，是难以产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无涯，对知识和智慧的需求是无限的，仅仅从书本上，是不能学到致富的知识的。只有直接面对市场，才能把握和造就市场。因此，晋商子弟，早早就“弃仕而就商”，“挟资运游”了。他们以先辈为榜样，在市场这所大学校经数十年的历练，具备了继承和发展祖业的才干，并承担着培养接班人的重任。
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轻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也承认：“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学而优则商，造就了一个个世商巨贾，也造就了精明、诚信的晋商群体。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学而优则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异类更是新生。当重商成为时代的强者的时候，财富时代就来临了。晋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无疑有“学而优则商”之功。以商为本，以商选人，晋商岂有不兴之理？
有学识，有谋略，眼界广，善决断，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与成功的距离，在生意场上少走弯路。一个学识粗浅、见闻狭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样设置场面，创造气氛，也不知道怎样招揽顾客，更不知道怎样树立自己的信誉，衣饰粗俗，出口粗话，这样，顾客未进门也许就给吓跑了，还能赚什么钱？
4．吃小亏赚大便宜
大智若愚，大得若失。“吃小亏赚大便宜”这一厚黑术在于以小本赚大利。在人际关系中，很多东西都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难免有些明争暗斗，有些摩擦。因此，在适当时候恰当地舍小求大，往往会收到奇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