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的拿手好戏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的问题。他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吸取1927年的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也就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
1937年7月7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标志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从此进入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阶段。
在此之前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由于蒋介石一方面对日仍存有幻想，一方面又对与中共握手言和、共御外侮心存疑虑，所以拖了7个多月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卢沟桥的炮声，特别是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结束了蒋介石的和平梦想，促使国民党的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有了实现的可能。直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应以什么样的姿态开赴抗日前线？该怎样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对此，毛泽东进行了审慎的思考。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7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
尽管华北局势日趋严重，但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却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日。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已赴云阳的周恩来、博古：“（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
同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切中了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但是，红军领导人中对应如何出兵看法开始并不一致。5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一是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二是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他还认为：“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此时宜缓则有效，急则无功，”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8月9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采取有分析的态度，说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
红军各部已整装待发。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刁难。直到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上海，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时，蒋介石才感到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将自身难保。于是，国民党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1937年8月的延安，正值雨季，连日大雨，山水卷着流失的黄土，似条条黄龙注入延河，河水暴涨。大雨中，毛泽东把萧劲光找来，委托他去洛川附近确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地址。不久，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分别从延安、西安陆续到达洛川。
8月22日，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毛泽东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此，毛泽东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作战原则应该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的问题。他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吸取1927年的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也就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洛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根据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5日，毛泽东签署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开赴抗日前线。在改编八路军的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曾想派人到八路军担任有关职务，都被毛泽东顶回去。毛泽东始终坚持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八路军，绝对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武装的领导权。
在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但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为实现全面抗战创造条件：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精心部署八路军进行统一战线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这些工作中都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
尽管毛泽东已多次强调要实行从运动战向山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但在实际中做到并不是很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毛泽东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9月中下旬，毛泽东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9月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