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确定上述方针后，打电报给红军派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通知刘鼎由西安返回陕北。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刘鼎，让刘鼎把党中央新的策略方针转告张学良，请张今后大力劝蒋抗日。刘鼎向毛泽东转述了张学良提出的一个设想，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对此，毛泽东指示说：“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刘鼎回到西安后，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张学良听了，觉得中国共产党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深受感动，决心以劝蒋为己任，积极进行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工作。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信张学良，重新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红军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红军进攻时，我军才以自卫的方式给予必要的回击。信中希望张学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张学良看了此信，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更加增强了联共抗日和劝说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决心。
在争取张学良的同时，我党还开展“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红军坚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的东北军士兵不歧视、不打骂，经教育后加以释放，这些士兵成为红军的义务宣传员。1936年6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原则》的指示，规定对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争取东北军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既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指示要求，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要采取争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工作，是使下层广大官兵团结在抗日目标下，给上层以推动。
经过艰苦工作，东北军与红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双方在陕、甘、宁前线事实上停战；中共派叶剑英进驻西安，保持双方联络；双方互通有无，东北军可以到苏区采购粮食和副食品，红军通过张学良获得枪支弹药、医药、通讯器材和军服等军需品。
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做了大量工作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
1935年11月下旬，毛泽东接见了原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毛泽东对汪锋说：“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在谈话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毛泽东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更具体的分析，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就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原则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推动全国的大联合”。毛泽东分别把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三封信写好交给汪锋，汪锋立即动身去西安绥靖公署将信面交杨虎城。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雄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两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
汪锋与杨虎城共会谈三次，并多次与杜斌丞会谈，同时又做邓宝珊军长的工作，沟通了党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
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也从天津到西安与杨虎城会谈，就西北军与红军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1936年2月，汪锋、王世英一起回陕北，毛泽东得知王世英到达，立即电召王世英赴山西前线汇报与杨虎城会谈情况，随后中央起草了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协定。毛泽东还特别指示王世英转告杨虎城，请杨注意搞好同东北军的关系。王世英于4月底在韩城再度与杨虎城会晤，转达了中共意见，杨虎城完全同意我党提出的原则，并允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不久，杨虎城在西安、鄜县建立了交通站，为红军转运了大批军用物资。双方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8月13日，为促使杨虎城坚定联共抗日立场，毛泽东再次致书杨虎城，并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见杨。
1936年12月8日，毛泽东第三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艰苦努力，红军与西北军也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为红军驻十七路军的正式代表，遇事由张文彬与杨虎城直接商谈解决。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争取工作是分别进行的，但也十分注意促进两军的团结，帮助消除彼此间的疑惑隔阂，揭露蒋介石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特意调王炳南回国，沟通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联系。这样，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政治方向下，两军关系逐渐改善。张学良、杨虎城推诚相见，一起商定了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准备抗日的办法。
到1936年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形成。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先在西北建立起来。
毛泽东身处西北，首先考虑的是红军及陕甘根据地的安全，因而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陕甘根据地四周，争取尽快实现西北大联合，以免红军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全国的大联合，西北大联合必然是暂时的和不牢固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全国的大联合，就没有实现抗战并争取抗战的胜利的基本条件。所以毛泽东没有囿于西北，而是把统一战线的视野扩大到全国。
还在红军东征山西时，毛泽东除指挥红军作战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形式开展争取阎锡山和晋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4月中旬，红十五军团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晋军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后来，毛泽东决定让他回太原去做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郭登瀛回山西前，毛泽东设宴为他送行。席间，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阎锡山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在绥远让出十几个县作为红军抗日的根据地；二、如果第一条办不到，可在雁北让出一条路，允许红军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侵略者；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还修书一封让他带交阎锡山，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郭登瀛回到太原后，向阎锡山递交了毛泽东的信，在山西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迫使阎锡山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派驻红军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邵力子，批评他“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希望他能接受中共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9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请她为“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作具体活动。
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上海一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发起组织救国会，发表抗战言论。毛泽东知道后特别感到欣慰，他委托在上海的潘汉年转达他对救国会的朋友的无限敬意。9月22日，毛泽东又亲笔致信蔡元培，赞誉他们的爱国言行，请他于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谍，起而推动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国防政府和真正民主共和国。在这前后，毛泽东还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写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请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出力。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写信给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对于促成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深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由此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洪流之中。
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突然，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事变发生后，应立即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决断，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因此，在如何解决事变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曾有过各种考虑，也是情理之中。难能可贵的是，党中央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决定，独立自主地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从而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
在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中共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渠道也逐渐打通。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总体上还是继续坚持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既定政策。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上升，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日的态度，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但这时蒋介石顾虑重重，又令陈立夫、张冲回国，改由孔祥熙在南京同苏联大使谈判。3月初，从苏联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密令回到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王明表示，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潘汉年于5月初回国作为联系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国内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1月22日，蒋介石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交谈，表示他在下列条件下可同中共谈判：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陈立夫受命寻找同中共的关系后，将这个任务交给交通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经谌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上海特科系统的张子华。但这两位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最初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传递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介绍张子华与董同行。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西安后，张学良从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2月19日，张学良同陕北中共中央通过电台联系后，派飞机将董、张送到延安，再由骑兵护送到瓦窑堡。2月27日，董、张二人到达瓦窑堡。这时，毛泽东、张闻天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并立即将他们带来的信息电告了毛泽东、彭德怀等。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报还提出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五项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月5日，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经西安回宋庆龄处复命。从此，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和安排下接通了。
董健吾南返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
根据所掌握的各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召开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会议研究了蒋介石的政治态度，认为他有抗日要求。毛泽东在报告中将他划人民族改良派之列。会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步骤，促进与国民党当局的接触和谈判。
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给张闻天的电报中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途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这时，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也日趋激烈。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为了全力对付两广事变，蒋介石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因此，由陈立夫主持，通过曾养甫、谌小岑等人经由张子华等人，就国共两党谈判的条件等同中共进行接触。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也产生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13日的讲话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他走向抗日的态度更明确了。
8月8日，潘汉年经香港、南京辗转到达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会谈的情况，并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