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本人作反报告。他首先对博古的发言作了概括性评价：“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而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接着，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随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他在发言中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为此他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还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对比说明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的重大牺牲。毛泽东还特别系统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致使红军在强敌面前束手无策。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批评：认为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中的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针对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方法，毛泽东指出这种方法“极端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获得了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继毛泽东发言以后，第一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由于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第一人，作用很大。所以，后来毛泽东和中央很多同志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功绩，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发言后，张闻天也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在发言中说，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由于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所以他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胜利起了重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后来曾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此外，担任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在会上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正是周恩来的鲜明态度，有力地促进了会议的最后成功。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
只有李德拒不认错，博古也不同意大家的批评。何克全甚至在会上对毛泽东嚷道：“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他无言以对。
由于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已十分愤懑和不满，赞成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迫切希望毛泽东出来领导，所以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宣告了这条路线的破产。
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半个月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毛泽东建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而毛泽东被确定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思想、意志的贯彻和实施。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统治我们党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以后，我军才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最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经确立。
四渡赤水书得意之笔
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以3万多人的劣势兵力，同数十万敌军巧妙周旋，反复较量。红军迂回曲折，大步进退，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困疲敌人，歼灭敌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入滇，巧渡金沙，示形于东而形于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出敌不意，出奇制胜，从而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堵，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3.5万多入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土城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红三、五军团是作战的主力。战斗于28日凌晨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川军也不像原来估计的那样不经打，而且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毛泽东立刻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的情况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不好，基本上是消耗战。博古那时曾讥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2月8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聪明的指挥员不在于不吃败仗，而在于吃了败仗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变得更聪明。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在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审时度势，敌变我变，适时调整作战计划，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他果断地提出放弃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2月20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登上娄山关山顶，毛泽东极目远眺，心潮澎湃，诗兴大发，随后写下长征以来第一首千古绝唱的词章：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一扫自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般压在红军心头的沉闷情绪，表达了毛泽东从青杠坡战役阴影中走出后的悲壮、豪放心情。
是的，毛泽东完全有理由舒展一下紧绷的思绪，借景抒情，倾诉一下内心的远大抱负。遵义会议以来一个多月，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我军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如坠入云里雾里，摸不清我军行动方向。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我军处处主动，生龙活虎，进退自如。敌人扑朔迷离，处处被动，疲于奔命。实践证明，毛泽东用兵出神入化，胆略超群，他从井冈山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指挥艺术，逐步趋于成熟。
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3月10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职权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可以说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后，周恩来特别尊重毛泽东的指挥，他对于个人权力的削弱是怎么想的呢？他从来是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得失，认为谁的才能高，就应由谁来掌握大权。会后他跟毛泽东走在田间小径上，心悦诚服地说：“这样好了，今后要更多地打胜仗了！”
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方针，周恩来和王稼祥给以充分重视，经三人讨论后形成决定，然后下令加以实施。周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往往能使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周恩来总是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毛泽东做好每次战斗的组织和布置工作。
对于周恩来辅佐毛泽东执掌“帅”位的这种特殊关系的确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有过一段恰当的描述：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1976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
正是毛、周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创造了无数个奇迹。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