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次会议把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思想具体化了。正如后来毛泽东与斯诺所说：1930年2月7日，在赣南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代表大会，讨论了苏维埃的未来纲领。大会决定实行土地重新分配，加快苏维埃的建设。在那之前，红军只是建立了地方和乡苏维埃。农民们对这个新区域的热情支持，对这后来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起了积极作用。
这次会议之后，红四军和地方部队进攻吉安不克，转攻赣州又不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3月17日及时召开会议，改变了集中兵力攻打地区性中等城市的方针，适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及壮大工农武装的力量上。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为基础，以三个月为期，分兵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割据。会议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应实行不脱离根据地的战争，并确定了“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正确方针。
这次会上发出了《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通告在充分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敌情形势的基础上，决定红军实行一次大的分兵行动，以打通闽、粤、赣三省之间的联系。同时还对分兵游击的区域作了明确的划分。
《前委通告（第三号）》根据当时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并相应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法。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往来驰骋于闽、粤、赣三省边界。4月，在南康、大度、信丰一带活动，沿途扫荡了地主民团，摧毁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子，建立红色政权，使赣南各红色区域迅速连成一片。5月间，红军主力又东转安远、寻邬一带发动群众。6月，毛泽东、朱德又率领红四军三进闽西，根据中央的指示，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至此，毛泽东提出的“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已经基本实现，形成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的过程中，具体运用了以赣南、闽西“农村”包围江西“城市”的指导思想，并获得初步的成功。到1930年夏天，红军经过近三年的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3万余人。这一时期，中央根据地的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遍及十一个省一百多个县，并逐渐由过去的小块、分散、流动状态，发展为成片的、范围较大的比较固定的苏区。
但是，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在全党占据领导地位，他的正确主张和做法不断受到否定和冲击，他不得不在执行中央的战略意图的前提下相机行事。
就在红军及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同时，党内又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使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决议案在革命任务的问题上，否认“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提出要“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指责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进而“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为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规定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对其他苏区的红军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并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对于如何执行这个冒险计划，身为红军第一军团总政委的毛泽东，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毛泽东并不赞成这个冒险的方针。为此，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主力从长汀出发，但并没有直接去打南昌，而是经广昌，绕兴国，于7月24日攻占樟树镇（今清江县城）。接着又率部西渡赣江，尔后又派两个纵队袭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随后，红一军团又转到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这样，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使红一军团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
8月18日，为了消灭敌人，援助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又进抵万载县的黄茅。并于20日采取奔袭战术，一举歼灭文家市三个团又一个营。23日，在永和市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并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及总前委，毛泽东任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并在同时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任主席。
按照总前委“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红一方面军于28日进抵长沙近郊。鉴于长沙守敌较多、工事坚固的情况，总前委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方针，原地待机。其间我军除歼灭少数出击的敌人外，曾两度进攻长沙，但都未奏效，红军受到一些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总前委决定撤围长沙，并转移到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又一次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10月4日，红一军团一举攻克了赣西重镇吉安。这之前毛泽东曾说服了一部分仍坚持攻打中心城市的人，同时也说服了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使他同意了红一方面军的计划。这样就使红军有充足的时间，开展群众工作，筹措给养，为迅速准备反对敌人第一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诱敌深入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
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中原大战后，即调集1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大“围剿”，并扬言要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彻底解决问题。
针对蒋军的“围剿”部署，毛泽东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付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充分依靠人民的支援和有力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在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时，再集中兵力实施反击，于运动中歼灭敌人。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于10月30日在新余县罗坊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得到了通过。11月1日，毛泽东、朱德签发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各部4万余人，全部移师赣江以东地区，敌发现我主力东渡赣江后，立即集中主力于赣江以东，寻求与我主力作战。于是我军除以少部兵力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外，主力分别从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保存军力，待机迫敌。12月1日，我红军主力又秘密转移到苏区中部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
红军主力在黄陂、小布等地区集结后，抓紧进行政治鼓动和临战训练。总前委在小布还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毛泽东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深刻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各种条件，进一步增强了苏区军民的胜利信心。会前毛泽东写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对联。这期间，总部和总前委还专门颁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和《八个大胜利的条件》。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取得反“围剿”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2月24日至28日，敌人在企图将我军主力消灭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及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的计划接连落空后，其主力已推进到龙冈、黄陂一带。此时的敌军在根据地军民的阻击和袭扰下，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疲劳沮丧，许多弱点暴露无遗。我军实施反攻的时机已到。
但是究竟先打谁，毛泽东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应首先打击谭道源、张辉瓒两师主力。因为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谭、张两师各约14000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处于绝对优势。经过总前委的反复研究，同意了“对敌实行中间突破，先打张、谭两师”的计划。
当我军伏歼谭敌未成之后，12月28日敌张辉瓒师两个旅进入龙冈地区，毛泽东、朱德于30日至翌年1月3日指挥红军，利用龙冈周围峰峦重叠，群山环抱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敌发起猛攻，一举全歼敌近1万人，活捉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龙冈大捷后，我军乘胜挥师东进，于东韶又歼谭道源师一个旅。至此，敌人所谓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为此，毛泽东挥毫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词句：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20万人的兵力开始组织了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这次敌人“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主力从三面“进剿”，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红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的战略，企图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此时，我军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接受；我军数量虽减到3万余人，但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休整，斗志旺盛；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也得到加强。按照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3月，中央苏区党政军民进行了充分的反“围剿”准备。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领导人取代李立三，执行了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虽然他们在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所发出的一些指示和训令中，也承认诱敌深入“是可采用的战略”，但其中心思想则是要红军先发制人地去进攻敌人的主力。或在敌人开始“围剿”时同它决战。同时提出在进攻和决战不利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就给第二次反“围剿”带来了新的困难。
4月1日，20万敌人分四路向我大举进攻，此时，由于对反“围剿”方针有分歧，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多次举行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在20万敌人包围下，只有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将红军分散到苏区外去打游击，把敌人引出苏区，以达到既保存红军又保全苏区的目的；另一种意见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苏区。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气魄。他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认为，敌人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各系矛盾，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致，又人生地不熟。而我则红军好，群众好，地势好。最后，苏区中央局经过充分讨论，终于再次肯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在苏区“艰苦斗争，持久作战”。
那么，先打哪路敌军呢？毛泽东经过仔细分析主张：先打王金钰军。他认为，王部刚从北方调来，水土不服，战斗力不强，地形不熟。同时，如果我歼灭王后，又可就势向东横扫，并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苏区，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
战斗开始后，一切进展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计进行。5月16日，我军首战歼敌二十八师大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接着我军又经过5月22日的中村战斗、5月27日的广昌战斗、5月31日的建宁战斗，前后五战五胜。在半个月的作战中，我军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横扫700余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之“围剿”。
此次反“围剿”作战，我苏区广大军民在毛泽东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先打弱敌，各个击破，巩固和扩大了苏区，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反“围剿”的胜利证明，毛泽东提出并坚持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战后，毛泽东心旷神怡，遂作新词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敌人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很快于1931年6月组织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这次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并聘请了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与策划。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然后再逐渐深入“清剿”。
我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预见敌人必将举行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经过第二次“围剿”的惨败之后，新的进攻会来得这么快，以致当敌人进攻时，红军还处于分散状态。同时，这时部队经过第二次反“围剿”苦战后，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这就给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6月30日，毛泽东及临时总前委在判明敌人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的企图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除以一部协同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战和游击战迟滞敌人前进外，迅速收拢分散在闽西北、闽西、赣南广大地区的红军主力，向苏区中心区回师，准备适时转入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
红一方面军主力相继从各自工作区域出发，紧急行军，于7月22日前到达雩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地区，同第三军主力、第三十五军、第七军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于28日到达苏区后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为反“围剿”创造了条件。
当我军千里集中兴国之时，敌已“长驱直入”，占尽苏区要地，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方向急进。由于敌人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防守的兵力比较薄弱，对此，毛泽东提出了我军的作战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带，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等到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其不备，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这叫作“自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