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必有大志。所谓“大志”，就是抱负、理想和追求。虽然，有大志者未必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无大志者肯定无大为。中国历史上五大盛世的帝王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宏图大志为牵引，从而成就了伟大事业的。比如，汉武帝刘彻以“内事兴作”、“外事四夷”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理想，唐太宗李世民把“治安中国，威服四夷”作为自己治国的方针，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明确表示“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等等。世界历史上十四个帝国的君王们，也都个个怀揣远大抱负。波斯帝国创始人居鲁士的圆柱铭文是：“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伦王，苏美尔阿卡德王，天下四方之王。”俄罗斯帝国的彼得大帝还以遗嘱的形式，描述了自己控制欧洲进而控制世界的远大抱负，并为后人制定了实现这一远大抱负的战略战术。
彼得大帝被恩格斯称为“真正的伟人”，被马克思视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他的伟大，不仅因为他强迫俄罗斯人生活方式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也不仅因为他具有坚定的意志，不惜同瑞典进行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以远大的抱负为俄罗斯指明了发展方向。在著名的“彼得一世遗嘱”中，他清晰地刻画了对俄罗斯的远景设计：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实现俄罗斯的扩张和日益繁荣；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消减他国利益并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利用一切机会参与欧洲的事务和讨论；分割波兰；尽量多地占领瑞典国土；始终坚持与日耳曼公主联姻，以巩固俄德联盟；优先与英格兰结盟通商；坚持不懈地沿波罗的海向北扩张、沿黑海向南扩张；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因为“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精心努力维持同奥地利王室的同盟，让其对把土耳其赶出欧洲发生兴趣；努力将分散在匈牙利、土耳其和波兰的希腊人全部重新团结在俄罗斯的周围；在肢解瑞典、灭亡波斯、粉碎波兰、征服土耳其、控制黑海和波罗之后，分别向凡尔赛宫、维也纳朝廷提出建议，与它们分享全球帝国。虽然，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彼得一世遗嘱”的真伪一直争议不休，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凯利所说：“不管遗嘱是否可靠，它本身就饶有趣味，因为其中包含了近两百年来俄国一直在公然无忌地加以贯彻的行动原则。”①从一定意义上讲，俄罗斯能够从顿河边上一个无名小国，发展成为横亘在欧亚大陆、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彼得一世遗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路作用。
美国从北美殖民地开始，就把“天定命运”作为国家崛起的指导理论。自从19世纪开始扩张，门罗提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20世纪初威尔逊提出要“把美国带回欧洲”，罗斯福提出要让“民主力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战后乔治·凯南提出美国必须“冷静而勇敢地解决如何对付俄国这个问题”，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提出“必须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防止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等等。这一切，无不显现着一代代美国政要以“天定命运”为己任，指引美国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远大抱负。2006年3月16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给美国确定的未来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由管理有方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给美国人民提供长久的安全保障”。报告还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的“九大使命”，即：支持争取人的尊严的努力；强化联盟，打败全球恐怖主义，并努力保护自己和朋友免受袭击；与其他国家合作，平息地区冲突；使自己、盟国和朋友免受敌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催生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通过开放社会和建立民主的基础设施，扩大发展的领域；与其他主要的全球力量中心一起制定联合行动议程；转变美国国家安全机制，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和机遇；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小布什的讲话中清晰可见，“天定命运”传承至今，美国政要始终保持着远大的抱负，这也许正是美国长盛不衰、“逢凶化吉”的内源。
中国崛起，为自己确立了在全球创建和谐世界，在本国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和平统一的远大目标。从这一目标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成熟与自信，看出中国作为21世纪重要角色的国际定位。其中，创建和谐世界，既是对先秦“天下大同”思想、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也是立足当今世界的一种选择，是一个能够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接受的远大的目标。虽然建立和谐社会、创建和谐世界不容易，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任重道远，但它必将会像一盏明灯，指引人们去不懈地追求。
远大的抱负当然需要高超的投棋布子艺术。美国学者总是表扬东方的中国人具有远大的战略思维，认为美国自北美殖民地时期起就养成了眼盯脚下、思索现实的毛病。其实，从历史看，在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美国人的眼光还是相当长远的。围绕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投棋布子，是美国战略的一大特点。早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时期，就把独占北美大陆作为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又把世界强国作为发展目标，并开始围绕实现这一目标做理论准备和战略预置。先是稳固拉美，再西出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夏威夷和菲律宾，从而为由海向陆、建立海外殖民地和利益范围奠定了基础。此后，美国始终认为“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②打开日本门户、侵占朝鲜、进入中国大陆，以及利用“一战”在欧洲打下楔子，利用“二战”在全球完成战略部署，无不是围绕实现霸权所采取的战略举措。
不能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体现了美国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但必须看到，其中也隐含着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考虑。在当时同盟国的五大国中，英国虽然已经“人老色衰”但与美国政治性争执不断，法国戴高乐一族还未显气候，苏联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唯有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是美国的“铁哥们”，不论美国与苏联、英国、法国中的哪一个发生政治性争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疑都“将站在我们（美国）一边”③。同时，经过抗日战争的中国，各列强的殖民体系和利益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拉住蒋介石政府可以开创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为美国商人开辟可供几代人贸易的庞大中国市场。因此，美国先以“维持中国作战”的军事策略支持中国战场，再以给予中国“大国地位”的政治手段，把一个还没有完全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抬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位置，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成员国之一。对此，丘吉尔眼光敏锐，一针见血地指出，罗斯福的把戏是：一方面要使中国仍然基本上属于美国；另一方面利用中国作为一个“站在美国方面增添其声势的帮手，以便清除大不列颠海外帝国”。为了达到战后国际格局中多一个战略帮手的目的，美国甚至不惜牺牲首任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生命，以避免苏联插手中国局势，进一步稳住蒋介石政府。可以说，类似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战略预置”，在美国历史上有不少精彩之笔。
人类生存的地球上71%是海洋，美国的马汉就着眼这一特点创造了海权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三大洋上到处是美国的军舰，全球16个海上战略通道全被美国所控制。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方面向太空探索，企图实现以天制海；一方面依然大力发展航母，以在尚未实现以天制海之前，保持以空制海的主动权。美国投巨资开发太空，看似有钱没地儿花了，或者是有钱没花到地方。其实不然，这就是美国的战略远见。人类生存的空间不过陆地、海洋、天空，陆地已经饱和，海洋被挤满的日子也不远了，因此，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人类的未来，尽管这将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事，但你能说美国傻吗！
围棋最讲布局，一招一式都有个前呼后应。美国在战略上着眼长远投棋布子所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当属为未来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开拓“新边疆”。不要说中国还要承担“世界工厂”、“世界实验室”、“世界人才培养基地”，就是中国这十几亿人，仅仅依靠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总有个坐吃山空的时候。“走出去”发展战略的确立，无疑是国家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深层考虑，伴随着经济建设走出去，战略上必须有所考虑。仅仅满足于口头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利的安全保障是远远不行的。
“和平崛起”是美好的理想但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保障
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有和平发展之路，也有武力开拓之路。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和平方式走向世界强国当然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自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以来，有关能否做到和平崛起的问题，在国内并没有出现多大的争论，但在国外却成为一个十分抢眼的话题。有消息报道，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现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还为这一问题尤其是中美两国间能否注定要决一雌雄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对于和平崛起还是武力崛起，不能简单而论。武力崛起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条件和可能，它既不符合中国战略文化中“和为贵”的传统，同时，在21世纪的今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没有必要。但是，和平崛起绝不会像歌中唱到的“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样轻松愉快，和平环境需要武力来创造和维护，和平崛起更需要军事实力作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