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过条约勒索的战争赔款，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三倍。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侵略者从此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的巨额贷款控制了中国。《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准许日本在中国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享有这项新的特权。他们很快在中国“合法”地经营了许多轻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严重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马关条约》是一纸让现代中国人看了顿觉脸红、咬牙切齿的条约！然而，正是这纸条约表明，依山濒海的中国与海洋日本的较量，以泱泱“中华大帝国”的失败告终了。它留给后来人的不仅仅是思考，还有难以洗清的耻辱！
日本则自甲午战争胜利后趁机大发横财，日俄战争胜利后又获得了更多的在华利益和海洋权益。到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时的不足半个世纪时间里，由当年的“蕞尔小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这个事实似乎又在告诉后人：海军威，海权兴；海权兴，国家盛！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海上外侮接连不断，不论外敌大小、多少，输家一概是中国。历史上，没有海军时，鸦片战争中的中国人输得干干净净；有了海军而且是“强大的海军”时，甲午战争中的中国人还是输得干干净净。北洋舰队这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只是在家门口“打转转”。它似乎在告诉后人，只能在家门口“打转转”的海军，再“强大”也是“摆设”；濒海国家如若没有海权，也就没有了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终清之世仍未摆脱“坐地看海”、“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设防”的海防观
自鸦片战争之后，19世纪70年代，俄国和英国共同支持阿古柏侵略新疆，俄军还侵占了中国西北重镇伊犁。原来一直在中国控制下的越南，与法国在西贡签订和平及同盟条约，越南开始受法国的保护；同时，法国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觊觎使这一地区危机四伏。日本正式成立了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于1874年5月7日派遣5艘军舰、13艘运输船和300人武力侵犯台湾。这一系列事件，特别是日本侵犯台湾事件，对中国朝野的震动不亚于两次鸦片战争。从而，引发了清朝末期的有关国防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并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这次讨论的实质，是关于中国国防战略方针的大辩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的国防战略防御重心到底置于什么地方。据有关史料介绍，这次的争论相当激烈，各种意见差异甚大。就宏观而论，大体分为五种观点。
一种主张加强长江江防，亦称江防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清朝时期的长江下游是经济重心所在，列强又多是由东南方向对中国构成威胁并由长江进入中国腹地。因此，主张把长江下游作为中国防御的战略要地。只要扼沿海与腹地之贯通，“合上下游之力以固长江，则财力宜集，合长江之力以防海，则事机易赴”。
一种主张加强东北边防，亦称边防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时的俄国对中国的威胁为大，“俄拊我之背，后路之防实尤紧切”。因此，主张“尤注意东北，请东北练兵设防”，以保清王朝的“根本重地”。
一种主张以塞防为重点，亦称塞防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西北与东南同时出现威胁时，应以西北为重，因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惟西陲军务”。意思是说，东南海防危机的出现，首先是因为西北塞防存在着严重的危急，如果能够解除西北塞防危急，也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好东南海防的问题。因此，主张国家必“宜以全力注意西征”，使达到“俄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的战略防御目的。
一种主张以海防为重点，亦称海防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对中国的威胁已经主要不是来自陆地，而是来自海洋，提出要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掌握“军器机事之精”的强敌，必须改变“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国防战略格局，将国防重心从西北边塞转移到东南沿海，全力加强海防。
一种主张塞海防并重。这是左宗棠的观点。他从国家整体安全的角度出发，结合西北地区的地理条件，认为海防固然重要，塞防亦不可轻视。国家建设国防，应当做到“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特别是他关于新疆是国家西北屏障，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西北至北各关隘边塞连成一线，构成完整的国防北线防御体系。重视新疆是为了保卫蒙古，保卫蒙古是为了捍卫京师。这即是著名的“新疆—蒙古—京师”战略关系判断。这一判断，给了清廷以很大的震动。
左宗棠的观点得到清廷的赞同。1875年5月，清廷明确了国家最高决策层对海防与塞防在国防战略体系中的摆位：海防“现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必须加强海防建设的支持，同时兼顾江防和东北边防；“西北及防范俄有事务”关系重大，命左宗棠“通盘筹划”，以固塞防。这就表明，晚清统治者吸取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开始重视日本的崛起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威胁，认识到了海洋已经不再是国防的天然屏障，相反倒有可能成为侵略者的通途。希望以海防和塞防两个重点方向，共同支撑起整个国防战略体系。以此为标志，晚清的国防问题大讨论经历七个月之久的激烈争论后暂告结束。
然而，这次大讨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清王朝腐败无能，因轻视军备、无力与外敌抗争而最终使中华民族沦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深层次问题。而且，就左宗棠的“海塞并重”的观点而言，其海防作战指导方针，仍然是“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设防。无事则巡缉洋面，尽其力所能到，以靖海盗；有事则齐集海口堵御”。这一思想，是实实在在的“海防”，而不是“海权”。当然对于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左宗棠来说，能有这样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国耻”与“居安思危”的联想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这是“居安思危”的源之所在。《百战奇法》中的这一番话，深刻地阐明了国家处在太平时期，不要忘记发生战争的危险；国家处在盛治之世，不要忘记发生战争战乱的可能；天下虽然太平无事，但不可放弃武备，要时刻想到还有敌对国家和势力的存在、废弃武备将无法抗御这一辩证的战争与和平的思想。
可以说，从古至今，无论贤士学子，还是明君良将，无不把“居安思危”作为一个国家经略“文武之事”的基本原则。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具有抵御外来侵辱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同时也是一个饱受外辱的民族，而且这种外辱往往是在统治者懈怠和无知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所以，自古即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指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就是说，国家发生危机是由于统治者安于统治地位；国家灭亡，是统治者只求保持现状；国家发生祸乱，是统治者沉醉于长期太平局面。所以，在国家安定的时候，不能忘记可能发生危机；国家存在的时候，不能忘记有可能灭亡；国家太平的时候，不能忘记可能发生祸乱。这样，就可以使自身平安，使国家保全。
纵观清朝时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奇耻大辱，无不源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腐败、妄自尊大和战略判断失误。居安而不思危，“狼”来之时则晚矣！这一历史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再次告诉我们，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敌人不会对我们发动战争上，是大错而特错的。孙子早就讲过：“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思是说，用兵的法则，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会进攻上，而要靠自己有条件不被敌人攻破。另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不能避免和防止战争（包括侵略和反侵略、干涉和反干涉），往往取决于国家的领导和决策层。正如《管子》中所说：“单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意思是说单凭城郭沟渠，不一定能够坚守；单凭装备精良，兵力强大，不一定能够抵御外敌；单凭领土广阔、财富充足，不一定能够拥有民众。只有通晓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领导和决策层，才能防患于未然。
历史·今天·几多辉煌
历史的辉煌不仅能够给我们以知识，而且能够给我们以希望和勇气。但是，“信而好古”也往往导致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如同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只能代表昨天一样，今天的辉煌也只是比较过去。赶超历史只是赶超自己，中国的目标应当是什么？
中国人涉水求生，跨海求福，历朝历代，从不间断。不仅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无数奇迹，领先了15个世纪，而且传播了大陆文明，影响了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等等，虽然有的曾经创造过海上辉煌，有的曾经作出过非凡的贡献，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能像中国一样，具有如此悠久的航海历史、如此非凡的航海活动、如此高超的航海技术。
历史上的辉煌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与齐国的大规模海战，比罗马和迦太基在地中海进行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要早二百年。以后，中国的水师、水军和战船的发展，渡海作战的规模，在当时世界的海战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记载：“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作琅琊台，立石刻，明得意。……既已，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徐福曾先后两次以求神山仙药为名，诓骗过秦始皇并受命率领船队入海远航。徐福东渡，不仅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远航行动，也是中国人面向海洋，走入海洋，寻求海外发展的开端。
公元743～754年，唐鉴真在12年内的6次东渡日本，虽然前五次因各种原因而归于失败，第六次也是“历尽苦难，备受艰辛”，但它毕竟“在中日两国友好的航海史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千古美谈”。鉴真东渡的最终成功，自然离不开其坚强的毅力，但唐代时的造船、航海技术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1405～1433年，中国郑和率领的远征船队七次远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前后历时28年，出动舰船260余艘，使用了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武器等新装备，航迹遍抵印度洋沿岸，以及波斯湾、红海海口和非洲海的30多个国家。这次远航，比哥伦布的探险早60年，而且哥伦布的航行，只有十几艘小型船只，千八百人；郑和首次出海的92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才从大西洋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洋。郑和船队的远航，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是组织最为严密、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技术最完备的一次远航。远航的成功表明，生活在太平洋沿岸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成为海洋的征服者！
1677年，清政府认识到，要统一台湾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部队。遂于1677年恢复了福建水师建制，至1679年底建立了一支由240艘战船、28580人组成的精锐水师。1680年开始了第二次收复东南沿海的作战。1683年6月，这支水师毙伤台湾守军12000人，击毁、缴获其战船190艘；7月13日，收复台湾。但也正是此后，中国的海洋技术发明创造、海上力量建设、海洋意识停滞了，而且一停就是二百多年。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海洋事业才出现新的转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海军边建边战，在东海、南海北部和西部屡战屡胜，赢得了许多海战的胜利。1950年5月25日发起的解放万山群岛战役，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国中南军区海军，只有1艘美国造的登陆舰“桂山”号，1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意大利、英国制造的登陆舰“国楚”号，另外就是20余艘杂型小炮艇、小登陆艇，但他们与陆军协同作战，乘拂晓前冲入敌舰群中，一举击沉国民党军舰艇4艘，缴获舰艇12艘、其他船艇11艘。
1953年，在争夺瓯江口外大、小鹿山和羊屿鸡寇山的东海海域战斗中，中国海军在没有航空兵协同的情况下，共进行大小战斗52次，歼灭国民党军1300人，击沉其艇船16艘，击伤其军舰8艘，俘获其艇船26艘。
1954年底至1955年初的一江山岛战役中，参战的中国海军兵力除航空兵外，共有护卫舰4艘，炮舰2艘，鱼雷艇12艘，护卫艇24艘，火箭炮船6艘，各型登陆艇、运输船14余艘，总兵力3700余人。主要任务，一是输送登陆兵登陆；二是保障登陆兵航海和登陆安全；三是组织炮火直接掩护登陆兵作战；四是以鱼雷艇部队相机攻击敌人水面舰艇；五是协同陆军巩固占领的岛屿。作战中，中国海军航空兵毁伤国民党海军舰艇5艘，迫使敌舰不敢白天在大陈岛停泊。11月14日，鱼雷艇部队击沉敌“太平”号护卫舰；1955年1月10日，鱼雷艇部队又击沉国民党海军“洞庭”号炮舰。
1965年8月6日的南海“八·六”海战，中国海军南海舰队以小舰艇打大军舰，以近战、夜战、群战，在3小时43分钟的战斗中，先后击沉国民党海军1250吨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450吨的“章江”号。此战，被认为是中国海军史上最漂亮的一次海战。11月13、14日的东海崇武海战，中国海军先后击沉国民党海军的“永昌”号护航炮舰，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
1974年1月17～20日的中国西沙自卫反击作战，中国海军南海舰队以2艘扫雷舰、4艘猎潜艇，在陆军和民兵的协同下，击沉南越海军的护卫舰“怒涛”号，击伤驱逐舰“李常杰”号、“陈庆瑜”号、“陈平重”号。
1988年3月14日，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在南沙海域执行任务时，遭遇越南海上武装人员攻击。中国海军自卫还击，击毙约80名越南水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两件海上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