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苏联因素的存在，在对付苏联威胁上，中美日三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新三角格局形成的最主要基础，也是新三角关系与此前美日与中国对抗的严重失衡的三角关系最大区别所在。新三角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三方有共同的利益，三边关系是互补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这是质的变化。虽然中美日三国相互间仍然存在着各种利益矛盾，但与根本利益相比，都是次要的、处于从属地位的。
§§§第三节 新三角格局的巩固与发展
中美日新三角关系形成后，三角互动，相互促进，最集中地表现在70年代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和中美建交上。中日缔约与中美建交后，三角关系保持了10年的稳定发展。
一、中日缔约：三个月可解决的问题用了近六年时间
田中访华和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结束了中日关系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长达77年的不正常状态，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很快互设了大使馆，谈判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航空、航海、渔业等协定。国交的恢复更加促进了两国民间的交往。然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作为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标志，直到1978年才实现，其间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
中日联合声明就已写明两国“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国出于推进中日关系和实现自己的国际战略目标的考虑，积极促进这一进程。
1972年10月1月，中国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3周年发表了社论，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用大量篇幅谈论外交事务。社论在列举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缓和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外交的成就后，指出；“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这些伟大成就，使那种梦想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也是那种仍然妄图包围中国的反革命计划正在瓦解。”明眼人一看便知，“完全破产”是指美国，“正在瓦解”是指苏联。社论还指出：“苏修叛徒集团在同美帝国主义争夺的过程中，进一步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它的胃口越来越大，到处伸手。它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国际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而明确地声言苏联是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撇开带有“文革”色彩的用语不说，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当时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过去相比，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苏联看成是对中国国家安全，尤其是对整个世界的主要威胁。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苏联的威胁，而且主要是从整个国际局势角度讲。他认为：在苏美争夺中，苏取攻势，美取守势；苏联野心很大，想霸占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毛泽东还认为：苏联声称要打中国是搞声东击西，实际上是要吞并欧洲。
基于对国际局势的这种分析，毛泽东将中国的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调整，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思想。其含义就是要建立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日台条约”、土耳其、欧洲。毛泽东还强调一条线内的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并劝美国要加强同欧洲和日本的团结，不要因为细枝末节的问题而纠缠不休，从而忽略了苏联威胁这个根本问题。他还告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抵制“祸水东引”的诱惑，认为那是既害人又害己的战略。在“一条线”战略中，日本被当作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正是中国要加强与日本的关系的主要动力所在。而促进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到1974年11月，两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要签订的两国间一系列协定均已达成协议。于是进行缔约谈判纳入议事日程。1974年11月13日，赴日参加《中日海运协定》签字仪式的中国副外长韩念龙在与日本外相木村会谈时，向日方提出了进行缔约谈判的建议。日方表示同意中方意见。当天下午至15日，双方就开始举行了有关缔约的第一轮预备性会谈。谈判共进行了3次。双方交换了关于缔约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尽快转入正式会谈阶段。这轮谈判结束后，韩念龙等还前往首相官邸向田中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递交了周恩来总理致田中首相的亲笔信。田中表示：“为了巩固今后的日中友好关系，和平条约也一定要缔结。”田中说的是真心话。他打算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解决完成日中关系正常化所有重大的历史课题。在对华政策上，日本与美国基本是步调一致的。此时，尼克松也打算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建交问题。
然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令人难测。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9日下台，使中美建交进程放慢。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日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1974－1977年这段时间，美日两国的对华、对苏以及对台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尼克松下台3个月后，田中内阁因“洛克希德案件”经受不住国会内外对其财路不明问题的穷追猛打，于12月9日下台。同一天，三木武夫内阁成立。这样，三木内阁便成了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中方谈判对象。
三木内阁一上台，就改变了田中内阁的外交政策方针。12月14日，三木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提出“与国民共同前进的政治，与世界共同前进的外交”的施政方针。在对美关系上，三木仍然强调“维持和加强日美友好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这一点没有什么变化。但对华与对苏关系却有相当大的变化。虽然三木声称，他“将诚实地履行1972年9月29日《日中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又宣称“对于缔结日苏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悬案，我打算积极地予以对待”。这实际上就是实行对中苏“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对两国“不偏不倚、同时并举”。甚至还想从中苏对抗中渔利。日本对苏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正如三木对外相宫泽喜一所说的：“在过去30年中，领土问题没有取得进展，在走向21世纪的今后30年中，日苏友好关系无疑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作为贯彻对中苏“等距离”外交方针的具体行动，1975年1月15日，三木同时派了两个使团分别前往苏联和中国。一个是日本新任外相宫泽喜一所率的使团，携带着三木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飞往莫斯科。另一个是自民党国会议员保利茂所率的使团，携带着三木致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飞赴北京。从两个使团的成员来看，三木更加重视对苏关系。日本此举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法新社评论道：三木内阁“同时派两名使节前往两国首都，以免引起妒忌，同时又可以从两个共产党大国的竞争中得到好处”，“取得外交上的双重胜利”。但是该评论随后断言：“谁也不相信，宫泽从1月15日至17日能够在莫斯科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法新社的断言很快成为事实。由于日苏之间的立场相去甚远，宫泽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进行了4次会谈，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毫无进展。
就在日苏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16日，日本方面也与中国进行着有关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二轮预备性谈判。日本的意图是同时对苏联和中国打“中国牌”和“苏联牌”，双管齐下。第二轮预备性谈判是日方“主动”提议进行的，这也反映出日本的如意算盘。这一轮谈判主要由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东乡说明日方对于条约性质和内容的意见。主要是：（1）条约将表明未来长久的日中友好的理念；（2）条文简明扼要，重申1972年9月日中政府联合声明的精神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3）不在条约中提出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日方的意见没有提及中方在第一轮预备性谈判时提出的“反霸条款”问题。中方谈判代表表示，将向政府报告并经研究后，在下一轮谈判时说明中方的看法。
同一天，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节保利茂一行与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秘书长孙平化等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两次会谈。次日，保利茂一行又与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等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督促政府作出努力，早日缔结和约。1月20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会见了保利茂。当邓小平说“相信并且期望三木首相促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保利茂答称：“没有大的障碍。”当天夜里，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保利茂一行，在谈到缔约问题时，周恩来说：“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我们是相信的，有极少数人反对并不要紧。”在此4天前，即16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表示：“还是早一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好，搞得好的话，有三个月就可以了”。可以看出，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缔结和约的进程是持乐观态度的。而且日本方面此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乐观态度。18日，三木首相在甲府市会见记者时说：“通过迄今为止的（预备）谈判，可以出乎意料地很快解决”缔约问题。他还强调，“日中友好对于亚洲的稳定也是必要的”。从两国政要的谈话中，完全可以断定，中日缔约的实现已为期不远了。
然而不到一个月，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中日缔约的乐观气氛为之一扫。2月14日，中日缔约第三次预备性谈判在东京举行。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中方代表对前轮谈判时日方提出的基本见解发表意见。对日方提出的在和平条约中不提及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方表示同意，但是在“反霸条款”上，双方出现严重分歧。中方认为，既然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缔结和约，就应当在条约中载明联合声明所规定的第七项条款，即：“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但是日方坚持不能接受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双方各持一端，谈判没有结果。随后，日本政府透露出消息，说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一致坚决反对在日中和约中明确写上反霸条款。与此同时，中方人士也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让步。谈判陷入僵局，而且双方还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此后，三木内阁虽然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中日双方也进行了多次谈判和接触，但谈判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中国政局出现了大的动荡。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各国政要都关注着第一代领导人过世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也都持观望态度。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随后，主持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被打倒；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一个国家在政局处于动荡的时候，外交上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中日缔结和约问题自然也就排不上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了。在日本方面，三木和宫泽认为，周恩来去世之后，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在中国政局走向不明朗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应当对日中缔约问题采取“静观”的态度。
从1976年底开始，中日双方政局又出现了有利于缔结和约的气候。这一年12月24日，三木内阁辞职。福田纠夫出任日本首相。福田接受了三木内阁的教训，改变了对中苏“等距离”外交政策方针，将发展日中关系放在日苏关系之前。而且在福田内阁中，主张对华友好的人士居多。这些为缔结日中和约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
在中国方面，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7月，邓小平被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职务，而邓小平一向被认为是外交上的“务实派”，对中日缔约持积极态度。邓小平多次表示：中日缔约，中国方面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日本方面要下决心，恢复缔约谈判。9月10日，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福田首相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对他寄予希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问题来说，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文革”，并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虽然还未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无疑正向这个方向靠近。外交为内政服务。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是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二是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第一点来讲，当时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对中国安全最有威胁的国家是苏联。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并在中越边境进行挑衅，使中国有严重的后顾之忧，不能安心搞建设。与此同时，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中越来越采取攻势，四面出击，到处插手，成为影响国际局势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形势，当时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可以延缓爆发。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爆发。”邓小平认为，延缓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三个世界战略和与之相应的外交路线，“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根据70年代的具体情况，国际反霸斗争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即“一条线”战略。而日本正是“一条线”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就第二点来讲，中国在确立了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亦即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是继续关起门来搞建设，还是面向世界，走进世界市场，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前一种道路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到了1978年，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客人时说：“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客人时明确提出必须否定闭关锁国，实行开放政策。他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要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开放目标就是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先进设备的发达国家，而日本就是世界第二号发达国家，因此，必须加快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