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我让吉恩打电话给戴德县警察局报案，收到的回复是我若想报警就必须去迈阿密。我跟吉恩说了两个不可行的理由：首先，我尚未能正常走路，不可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长途跋涉。其次，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我不清楚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长什么样子，我不想冒险自己送上门去或是被他们发现。我知道那可能性很小，因为迈阿密是个大城市，人口又多。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不想命悬一线。同时我还需要良好的心理准备，但我没准备好。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等待一个更好的方案，也等我恢复到更好的状态。
吉恩在其他方面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需要解决信用卡和熟食店的烂摊子，我妻子的轿车也一直没找到。吉恩给我出了不少主意，我和妻子还有姐姐一起商量对策。其中就包括跟歹徒协商，把钱退回来，我觉得这个想法风险太大。我不想再和这些人有任何联系，而且这样做有可能会事与愿违，让更多的人置身于危险中。
直到元旦过去，我还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不过我们倒是决定了，等我的身体状况恢复到可以长途旅行，我们就马上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所有可能的危险，去哥伦比亚疗养。
最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决定，貌似也是我将这些歹徒绳之以法所采取的唯一行动。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批评我，质疑我的决定。然而局外人总是比较容易从另外的角度得出不一样的定论，若是回过头再来看这件事，我也会有不同的角度。但在那个紧要关头，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周全的考虑，只是做了我当时认为最好的和最安全的选择。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说服警方相信我这件事很困难。旁人依旧对我的决定指手画脚，基于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局外人是很容易去评判和发表意见的，但对于我这个亲历者来说则是另一回事。
我决定通过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试着和那帮绑匪进行谈判，为什么？首先，除了我的亲人之外，任何听到我的遭遇的人都会嘲笑我被绑架的说法，他们相信这是我靠想象主观臆造出来的，至于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其次，我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故事的真实性。我不能说服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去我的房子查看，证实他们就住在那儿，也不能让他们到这个团伙的窝点去搜查属于我的东西。在仓库的那些日子让我了解到他们并没有多聪明，因此我知道，他们极有可能会愚蠢到同意与我们进行谈判的份儿上，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供认他们的罪行。再不济，我们至少也可以获得一些对他们不利的证据，说服警方展开调查。
此外，我还觉得如果把我的故事公之于众，或许他们就不会那么急于找到我，也不会急于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再次作案。他们要是知道有人正在调查我的事，肯定会浑身不自在。我要去报警，这毋庸置疑。一切只是时机的问题，等我有了足够的证据，真相自然水落石出。最起码也要让他们处于被动，给他们个措手不及。我压根儿也没指望过那些歹徒会归还我的财产，那也不是我的最终目的。
吉恩给我推荐了一个在绑架案谈判方面非常有名的组织，我给那边打电话时，他们表示处理不了我这样的案子，建议我直接打给联邦调查局。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我真懊恼向他们求助。然后我打给了艾德·杜波依斯，他曾经去医院看过我。我把自己的想法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帮我。他说愿意，让我发给他一份书面文件，包括相关人员的姓名，还有所有其他的有关信息。我照他说的做了，我们的工作关系就是从1995年1月开始的。
艾德需要的那些信息，我大部分早就写好了。吉恩曾经建议我把仓库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备用，他还认为写出来能帮助我释放，有助于我的身心恢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在1995年1月的第一个礼拜就写了将近两百页，大部分内容就是这本书的雏形。当我想起新的内容时便不断地补充，让所有的事件清晰起来。
与此同时，我的行动愈加灵活，疼痛也有所减退。我手上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我的身份，因为歹徒拿走了我的钱包和家里所有的文件。我脑子一热，决定前往坦帕找我弟弟去办理一个驾照副本。一月份第三个礼拜的某一天，我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上了飞往佛罗里达的班机。我此行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弟弟相信事情的严重性，让他保持低调，并且最大程度做好防范，因为他最有可能成为歹徒为了找到我而搜寻的目标。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一段时间过后，我了解到我的疑心没有白费，卢戈和他的同伙们驱车到坦帕找我弟弟。我们很幸运，他们没有找到他。
我上午到达坦帕，弟弟来机场接我。他带我去驾照管理处补办驾照，然后又把我送回机场。我们连午饭都没吃，我在坦帕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两小时。我莫名地感激这个证件再次给予了我身份，这想法挺傻的，但是特殊时期也别无他法。我再次嘱咐弟弟留意周围任何举止异常或是尾随其后的人。
我回来之后，姐姐和妻子坚持要在外出办事的时候把我带在身边。她们想让我呼吸新鲜的空气，重新开始一段所谓的正常生活。提到这一点，我已经很久轻易不敢冒险出去。我同意了，但外出的时候，妄想症总是驱使我四处查看歹徒的迹象，总觉得他们有可能在某个角落里等着我。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被囚禁在姐姐家的囚犯，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从那些桎梏我的想法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艾德·杜波依斯也在不辞辛劳地进行他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一位名叫约翰·梅塞的注册会计师已经对所有的文件进行了公证，而这个梅塞先生，艾德已经认识他25年了。梅塞之前是个健身爱好者，阳光健身房就是他的，那个健身房里尽是对类固醇狂热喜爱的健身者，从他那里应该可以找到能够提供更多线索或者直接联系上那帮犯罪分子的人。
事态变得更加复杂神秘起来，我记得德尔加多最初和卢戈勾搭上就是在阳光健身房，一些事情开始在我脑海里拼凑。
一开始，梅塞否认他认识德尔加多和卢戈，还称他对艾德所说的一无所知。碰巧我记得德尔加多的呼机号码，艾德通过这个号码找到了德尔加多本人，跟他说他们需要聚到一起把事情解决掉。德尔加多精明得很，他告诉艾德，他要先和卢戈联系，然后再给他回话，结果就杳无音信了。
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德尔加多试图躲避艾德，艾德想方设法堵住德尔加多。艾德屡次造访德尔加多的住所，但是他不肯出面接待他。或许德尔加多天真地以为，如果他无视艾德，麻烦就会不了了之，简直大错特错。艾德只好决定转而给梅塞施压，让他传话给其他人，希望能安排一次见面。
吉恩在忙着协商卖掉熟食店的事宜，并且准备着产权转让诉讼，让我重新获得房屋的所有权。他还专门雇了一个人前往我家把我妻子的汽车开回来，后来那个人告诉吉恩，他一到房子那儿就遇到了几个人声称他们住在那儿。他们还告诉他，汽车原来在那儿，现在没了，不知道去哪儿了。车就在他们眼前神奇地消失了，那是他们的故事版本。雇来的人还提到说，那几个人看起来很危险，不宜久留，他很快就离开了。
尽管我早就开始怀疑那些人住进了我的房子，但这个确凿的消息对我的打击仍然是毁灭性的。我妻子感到非常不安，她想象着那些歹徒睡在我们的床上，把我们孩子的东西都摆弄一遍。我主张不要去想那些事，那样只会让我们丧失判断力，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用清晰的头脑采取迅速且果断的行动。我们正在从各个方面给他们施压，这点还是让我很欣慰的。同时，我也保持着警惕，因为当你把一只疯狗逼进死角时，它的本能是歇斯底里地往外冲，而这些家伙还不如疯狗。
事情逐渐紧迫起来，我也担心姐姐一家的安危。我通过邮件申请了一本新护照，等护照一下来，就打算离开这个国家一段时间，我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因为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9·11事件的六年前，那个时候获得一个新的身份证明比起现在，也就是我码完这些字的2012年，要容易得多。
我在夜里还是会做噩梦，经常满头大汗地醒来，晃动着左胳膊，试图挣脱把我锁在围栏上的铁链。有时在梦里，我再次经历着严刑铐打。睡眠不但没有成为带给我安宁的避难所，反而成了我再次经历折磨的地狱。
1995年2月10日，就在新护照寄到之后的两三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国家，前往哥伦比亚，与我妻子的家人团聚。我发现这很讽刺，大概五年前，我因为一桩绑架案逃离了那个国家，时至今日，却又因为另一桩绑架案逃回那里。我能做的所剩无几，大部分事情都由艾德和吉恩负责着。我希望待在一个远离是非的地方，好让我的身心恢复得快些，也想让我的弟弟、姐姐和父母远离伤害。我不是因败而退，而是在收拳，准备给他们重重一击，而反击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