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3月2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这位邓先生大概是当时政府里主管出版的官员，或者是李世民手下秘书班子的负责人，给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要给他出一本文集。贞观之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还是很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以资当时和后来各级领导参考的价值。当然，邓先生的上书，很可能出自善良的诚意，但也不排除有某种拍马屁的嫌疑。因为，他的顶头上司虞世南先生病倒了，虞的秘书省少监的位置，是从四品的官员。从者，相当于也，也就是享受四品待遇也，大概等于今天的副部级，而邓的佐郎一职，最高者才从六品，不过副局级，自然是要尽力表现的了。
因为讨领导欢心，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以达到期许的更高目标，是官场里属于常识范围里的事情。但话说回来，他的“著作佐郎”的职务，使他有资格向李世民提出这份条陈，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别人也不便说三道四。
但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评论，邓先生多少有点呆气，是毫无疑问的。也许此公书读得太多，泥古不化，于是在揣摩皇帝老子的脾气方面，就不够那么精到了。把握领导干部的心理状态，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如何好其所好，恶其所恶，察颜观色，随机应变，那火候是不大好掌握的呀！
偏偏李世民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几位明君之一，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位。他不是绝对不吃这一套，但不太吃。尤其太过于急切的拍马，他显然是不会接受的。于是，他的报告，被毫不客气地打回来，在报告上批道：“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遂不许”，只三个字，写出了一代英主的清醒，也写出了邓先生碰了一鼻子灰的糊涂与失落，这就是我们时常看到的“马屁拍到马脚上”的故事了。
老实说，拍马屁是授受二方的一种默契：第一，拍者要善拍，拍得地道，拍得有功力，拍得投其所好，这样，才能拍得被拍者舒服。第二，被拍者需要拍，不反对拍，才有拍的可能，而且拍完之后，能感到心旷神怡，四体通泰，有呼应，有回馈，这才算拍得成功。若是那些属于蠢货之流的拍者，下手很重，把主子屁股拍疼了；无有技巧，太直露而使主子难堪了；缺乏眼力，不识相地拍得不是时候；拙嘴笨腮，拍不成反倒遭人讨厌，这样的拍马者，必拍到马脚上，反而挨马踹了。假如这个被拍者不喜欢拍，不接受拍，或由于时间、场合、地点、时机的不合适拍，因之不便与不敢让人拍的话，对不起，这马屁便十拍九糟。
其实，邓世隆若不那么书生气十足，到秘书省去翻一翻档案，就该明白他此举的鲁莽和不合时宜了。十年前，也就是628年（唐太宗贞观二年），李世民对侍臣们讲过：“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处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听了魏征的话后，唐太宗这样总结：“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邓先生是能够在秘书省的机要室里，看到十年前这份朝廷例会纪要的。那么李世民对于出文集的态度，已经一清二楚。我想，这位真正的英明之主，肯定打心眼里不屑于与隋炀帝这类赖蛋帝王为伍，凑热闹也弄出一套文集，捞点版税花花。因为只要一看他们是些什么角色，打死李世民也不会干的。那个隋炀帝杨广，是十恶不赦的暴君，那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亡国投降的昏君，那个梁武帝萧衍，则是个愈老愈糊涂，最后饿死台城的庸君，把他李世民的文集放在书架上，与这些阿猫阿狗式的末流帝王的文集排列在一起，他不觉得十分丢人吗！所以，邓先生的建议被拒绝，只怪他急于拍马而拍得不是地方，没有拍在马的屁股，而是拍在马的腿上，挨踹也是活该了。
岂止他呢？在他上这份奏章的六年前，也就是公元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秘书少监虞世南曾经呈奉上一部歌颂唐太宗功绩的著作，书名《圣德论》，就碰过一个软钉子。虞世南在李世民的心目中，比这位邓先生可是重要得多，不仅仅少监比佐郎的级别高，而是唐太宗十分欣赏他。从638年5月虞世南逝世时给予的评价，便可看出，唐太宗称他为“五绝”，也就是赞誉他在德行、忠直、博学、文章、书法上都达到了极致境地。现在能见到的《孔子庙堂碑》，就是他传世的墨宝。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爱好书法，癖嗜并珍藏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的李世民，捧着虞世南亲笔手书的这部颂扬他的作品，该是怎样的爱不释手。
谁不愿意听人说自己的好话呀！可是，李世民却非常明白，他能实事求是地估量自己，比那些赖蛋皇帝当然要胜出许多，但能不能一直好到最后，犹未知也。所以，他说：“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纪十）虽然文人学士们，一心想促成李世民的这部文集的出版，但由于本主儿的竭力反对，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这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有自知之明的皇帝啊！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若干年前山东泰山脚下的一个被法办的市委书记，他倒是在他小人得志的当令季节里，给自己出了一部他的文集，此人姓胡，故名《胡选》，令全市学习。这个不知泰山多高，不知自己多矮的人物，其狂妄骄横的程度令人可恨。其愚昧无知的蠢态，固然令人可笑，然而接着想下去，为这样一个成为历史笑柄的人物，居然还有一些拍马屁者，当代的著作佐郎们，能为他整理出一本书来，那岂不属于更可笑的卑鄙行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