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们站在学校门口等待主席的车队。胡主席乘坐的是第一夫人的座驾，车牌号码800002。美国另一辆最好的防弹车属于总统，车牌号是800001。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也喜欢8这个数字。
邵逸青那天凌晨6点就起床了。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打红色领带。这并非他平时习惯的装束，但他认为这样才够庄重。他从宿舍走到校长办公室去等待胡主席，因为很多道路限行，平时2分钟的路程，他走了45分钟。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他终于见到了胡主席。胡主席向他和其他几名学生代表介绍中国赠送的这些书籍，有“百科全书”、“词典”和“四书五经”。邵逸青给胡主席讲了他的梦，还鼓起勇气说：“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个超级中国迷。”胡主席也很高兴，又和他握了一次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些细节，后来久久地留在他记忆中。
中午，胡主席在莱文校长的陪同下，来到耶鲁大学音乐厅（Sprague Hall）做演讲。邵逸青也去了现场。每个学生都得到一个同声翻译的耳机，但是他没有用，他自信自己完全能够听懂。
胡主席的讲话极其精彩，我记得他说：“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呼吸着书香浓郁的空气，我不由得回想起40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几十年，我真希望成为你们的一员。”音乐厅规模不大，美方安保人员不允许观众起立，但我还是第一个站起来为主席鼓掌，紧接着其他人也都站起来了。
演讲之后是学生提问时间。主持人便是住在我们世界学者办公楼一楼的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塞迪略。他对胡主席说：“我们一共收到78个问题，但是我不会全部问的。”我至今还记得胡主席的轻松回答：“如果问题多的话，我就不走了。”台下师生报以友好的大笑。大家表现得很踊跃，对于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主席也都一一得体地予以回答。
后来邵逸青告诉我，那次经历改变了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位生硬刻板的领袖，事实上，他非常幽默风趣。”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很多个夜晚辗转难眠。
作为唯一一个和胡主席直接交谈的学生，主席邀请他到清华大学学习一年。那天晚上，邵逸青为去世的弟弟点起一支蜡烛，与他分享这个成真的梦想。直到第二天早上，蜡烛还没有熄灭，他相信那是弟弟的灵魂和他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