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房里我读到沈韦韬、陈小曼两位同志的来信。我最近一次看见他们，还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到北京参加茅盾同志追悼会的时候。这以前我每次去北京寓所拜望茅公（人们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总会见到他们中间的一位。这一次他们一起到招待所看我，交谈起来我觉得茅公好像就坐在我们面前，我忘不了刚刚离开我们的伟大的死者。
我在三十年代就见过韦韬，他那时大概在念初中吧，可是我们一直少有交谈的机会，因此至今还不熟悉。和小曼同志相见更晚，只是在南小街的寓所中见过几面。茅公逝世后，第二年我就在上海病倒，再也不曾去过北京，也没有给他们寄过信去。我两次住进医院治病，加起来已经超过十个月，这中间我从探望的友人那里知道一点韦韬夫妇的消息，朋友们称赞他们没有私心，能够遵照茅公的意愿，把遗物献给国家。我说我要写封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心愿。但是信并未写成，我写字困难。
他们的信却意外地来了。信上一开头就说：“有一件事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接下去解释是什么一回事：
自去年三月以来，上海的《××报》和《×××报》先后选载了×××写的《茅盾谈话录》。这个《谈话录》是以记录先父谈话的形式出现的，因此社会上就当真把它看做是先父的谈话，是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但事实并非如此。先父生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谈话录》，……而从内容来看，失实虚假之处很多，因此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我们认为，假如这个《谈话录》传布开去，以讹传讹，不仅有损先父声誉，且对国内外的茅盾研究工作也有不良的影响。为此，我们写了一则“声明”寄给《××报》，希望他们刊出。……为了及早澄清此事，免得别人把我们的沉默当做默认，考虑之下我们想您是……先父的老友，希望您对此事予以关注。
随信还附来他们的“声明”和致编辑部信的副本。“声明”简单明了，给编辑部的信中对情况做了较详细的说明，我想报社可能很快刊出他们的“声明”，事实也就得以澄清。茅公生前做任何工作，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澄清事实便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三年前我曾说过：“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做任何有损于茅公声誉的事。
关于《谈话录》，我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用记录谈话的形式发表的《谈话录》，记录者在发表它之前应当向读者证明：一，他所记录的全是原话；二，这些原话全是谈话者同意发表的。至少，发表这些《谈话录》的报刊编辑应当看到证据，相信他们发表的是别人的原话，因为他们也要对读者负责。读者信任他们，他们要替读者把好这个关口。其实把关的办法也很简单：一，取得谈话者本人的同意；二，要是谈话者已经去世，就征求家属的同意。但家属的同意不同于谈话者本人的，至多也只能做为旁证而已。
要茅公为这个《谈话录》负责是不公平的事。《谈话录》不在他生前发表，不让他有一个“表态”的机会，就作为第一手材料，流传下去，这是强加在伟大死者身上的不真实的东西。因此我完全同意韦韬、小曼同志的声明：“希望读者注意，凡引用《谈话录》作为研究茅盾的依据而产生的错误，概与茅公无关。”
总之，我认为此风不可长。
我并非信口开河。我也有自己的经验。几十年来我见过无数的人，说过不少的话。除了回答采访记者提出的问题外，我讲话有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有时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有时敷衍应酬，言不由衷；有时缺乏冷静，议论偏激。我不要发表这一类讲话，也不能为闲谈中的片言片语负任何责任。我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声明：
我说了我没有说过的话，我做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有些人在小报上捏造了种种奇怪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访问记》、《印象记》等等文章里面使我变成他们那样的人，说他们心里的话。
我希望不要再看见五十年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