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概念与意义
这里所谓的角色定位是指在经济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在未来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等的国际态势和格局中，如何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为中国进行角色定位。这是中国制定国家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和基准点。一个大国，要正确地为自己作角色定位，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存在某种环境的局限，即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往往会影响甚至干扰一国的决策头脑，使之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基本国情，正确地为自己在国际发展的大的态势和格局中进行恰当的角色定位，从而导致在战略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这方面，国内外有许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审慎和成熟起来，决不能再出现大的全局性的失误或偏差，否则，就会酿成严重的甚至是无可挽回的恶果。
3.2排除来自多方面的误导
我们要正确地为本国进行角色定位，就应该自觉抵制和排除来自多方面的干扰和误导。
首先，来自美国的霸权主义。苏联解体后，美国为了推行其霸权主义，延续冷战思维，没有对手和敌人，也要树立一个对手和敌人。他们鼓吹所谓要防止“在前苏联领土”之外“别的地方出现新的对手”，“防止他们以盛气凌人的姿态构成威胁”；什么“必须阻止未来任何潜在的全球性竞争者的出现”；并且扬言“如果别的超级大国具有与我们敌对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那么不让它崛起将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切都是针对着中国的。他们直接把中国推上了这样一个并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位置：苏联解体后，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成了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竞争对手，至少是潜在的唯一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这当然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误导。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潮的影响下，所谓“中国威胁论”才会在世界各地蔓延。
其次，来自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良好愿望。出于对美国霸权行径的不满，出于对美国及少数发达国家控制和支配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不满，许多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中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希望中国多方面为他们讲话，为他们撑腰，最好能多出头抵制、制止或制约美国的霸权行径，最好能站出来做他们的“头”。他们的这种心情、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愿意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跟他们站在一起，给他们以支持，但是，当“头”，以至希望中国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实行全面的正面对抗，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也是一种善意的误导。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再次，来自国内某些头脑比较激进或“左”的流毒比较深的人。他们过高地估计我们的国力和对国际社会所负的责任。出于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烈义愤，往往把我们的某些策略性的让步、低调或妥协，看成是“软弱”，看成是对美国的“屈从”，不从整体上把握“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和我国的基本国情，主张强硬和对抗，发泄甚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提出种种“左”的过激的、情绪化的强硬主张，这也是一种有害的误导，有可能使我们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国策受到干扰，这在根本上是违背我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
3.3发展中的大国
3.3.1 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尤其在生产力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低下的发展水平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仍占相当比重；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经济管理落后；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一、二产业比重高，第三产业比重低，基础产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严重滞后；四是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五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十分脆弱，社会化程度低；六是东西部经济失衡，差距在继续扩大；七是资源短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
3.3.2 面临三重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就全国而言，我们同时面临着三重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其一是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还处于由农牧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其二是不发达的工业社会向发达的工业社会转型。就我国整体而言，仍处于由发展中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的发达的现代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现代化的任务。其三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大背景是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和网络化，我们不能坐等条件成熟了再实现这一转化，而是应该在实施上述前两项转型的同时，尽最大努力跟上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国际潮流和步伐，力争在这一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致进一步拉大。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就在于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特色也正在于此。
实行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按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仍然很低。据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估算，到2001年，我国人均GNP只达到美国的2.55%、日本的2.47%，相差十分悬殊。即使按高估了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也仅为美国的12.22%、日本的15.53%。中国2001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按当年汇率折算也仅合890美元，仍属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850美元）。
在经济结构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样存在很大差距。从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农业产值的比重2000年才降到15%，而高收入国家仅为1%—3%，全世界平均水平也只有5%；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我国仅达到33%，而世界平均为64%，高收入国家更高达70%以上。
从经济增长方式看，中国尚处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初始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在科技含量、经济管理、质量效益等方面都还处于低水准状态。我国目前创造相同数额的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数量为发达国家的3—9倍。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和地区的差别，到2001年，中国农村仍然有近5850万的贫困人口（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减少了3000多万人）；在城市，由于市场竞争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大批在职职工下岗失业，造成城市市民中贫困阶层的扩大。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上差距拉开并呈扩大趋势，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化的突出表现。
3.4社会主义低潮中的大国
3.4.1 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跌入谷底
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历史进步的伟大运动，到20世纪上半叶，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磨难，但总的来说是凯歌行进。但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主义不仅未在范围上取得重大的突破，而且其进程明显受阻。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甚至出现局部的倒退现象。严峻的现实不仅需要人们深思过去，吸取教训，更需要面向未来，去把握社会主义运动的趋势和特点。
以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为标志，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低潮滑入谷底。苏东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巨大损失，全世界14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10个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失去了2519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失去了42240万伟大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