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把握时代主题，坚持既定治国方略
8.1.1 牢牢把握时代主题
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竞争，短兵相接的直面竞争，从经济、科技到政治、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全方位的直面竞争，是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基本国际环境。如何应对这种竞争，不仅关系到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发展，而且关系到一个大国的兴衰，一个大国的政治安全、政权稳定和政党的兴衰。
人口多、底子薄、教育文化科技水平低、资源相对紧缺、人均GNP居世界后列的大国现实，构成了中国新世纪经济安全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中国世纪初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大背景和坐标系；结构转型———现代化，体制转轨———市场化，经济开放———国际化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和进一步向前迈进的方向。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限制因素如人口、资金、能源、环境、粮食等方面存在的困境，不会也不可能随着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而迅速改变；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打破，但通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道路却很漫长。渐进式改革遗留下的改革遗产已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严重制约条件。权力的市场化和复杂的经济利益群体，没有完全破除的意识形态阻碍以及政府权威的流失和政权合法性危机的加深，使得作为制度转型主要推进主体———政府的政治与政统的综合能力下降，因而在推进制度转型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导致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甚至停滞。所以这就要求领导层既要有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又要十分注意改革策略。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不仅要清醒地认识本国所处自然、经济和政治环境，准确把握国际经济、政治发展方向，制定出与本国发展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安全与发展战略，还必须因应国际环境变化，制定我国的内部安全与发展战略。
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保持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一个充满风险、有着不断冲突、挫折、错误甚至激烈对抗的过程，一系列的两难选择形成了发展与稳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复杂条件对决策者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不允许其在重大问题上有任何大的失策或失误。任何大的失策或失误都有可能导致中国社会走向一个谁也不愿看到的结局。
可以肯定，未来的时代仍然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我们应当把握这一时代主题，至少应当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和可能的范围内积极营造一个和平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为我们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8.1.2 坚持既定的三大治国方略
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教兴国、依法治国这三大治国方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富民强国之根本；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坚持科教兴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以保证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依法治国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推动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政治社会条件。用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其不受非法的个人意志和长官意志的干扰、阻挠和破坏，保证发展这一硬道理硬起来。
三大治国方略是多年来我国在总结阶级斗争为纲的惨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面对落后与贫穷作出的科学选择。20多年来，这三大治国方略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称之为盛世。面对前已述及的新的形势和条件，这一盛世能否持续下去，仍然取决于我们对这一治国方略的贯彻和实施情况。今后，无论国内、国际发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变动，我们都不能动摇，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灵活的策略有效化解和排除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8.1.3 实施战略进攻的战略与策略
同在国际范围力量对比不同的是，在国内，我们党和政府依然有着强大的政治优势，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党和政府领导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都较为稳固。现在，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够直接向我们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挑战。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处于战略防御的守势，只能采取低调外交、不予争雄的战略与策略，以争取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积极积蓄力量，以图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以图中华民族的繁荣与振兴。在国内，我们则可以利用我们的政治优势，采取一系列战略进攻阶段可能采取、也应该采取的战略和策略，以争取群众，增强党和国家领导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整固党和国家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化解各项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化解和防范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削弱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这里所谓政治安全，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政权的安全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安全。当然，经济安全是带根本性的，是基础；但是，没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就会失去政治保障，从而经济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了。
8.2给人民利益以补偿
8.2.1 实施给人民利益以补偿政策的必要性和依据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各种矛盾、摆脱和防范各种危机的过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中国经济的安全与发展虽然不排除来自外部的种种冲击，但主要还是来自社会内部长期积累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因为当人们对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已不十分担心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安全就是使他们免遭疾病、饥饿、失业、犯罪、社会冲突、政治压迫和环境污染的威胁，使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感到有保障；不安全的感受更多地来自对日常生活的忧虑，而不是对轰动事件的恐惧。
实施一项对人民进行利益大补偿政策不仅是改革后利益变动的现状要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要求，也是为改革和政府的合法性寻求利益支撑。
1.对人民群众进行利益补偿是为改革寻求必要的利益支撑点，是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的需要
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改革面临的处境已十分复杂和艰难，改革也进入了一个十分讲究策略的操作期。因为在改革的初期，改革的受益面很大，现在的受益面显然变得交错而复杂了。对于同一改革措施，目前效益普遍不佳的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职工和相当一部分离退休干部，与各种民营企业职工和外出民工的态度可能就大不一样。前者可能认为某些改革措施走得太快，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困难；而后者可能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走得太慢，延误了他们的发展机会，结果可能两方面都会对政府产生不满。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过这种两难处境，有些甚至发生了社会的动荡，因为像中间组织的成长、利益集团行为的规范、大众媒体的独立、社会沟通渠道的建立等等与法制化息息相关的因素的培育和成长，都受制于现实策略中的这种两难处境。所以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因为改革目的的合理性就可以不讲策略，无条件地推出新的改革措施。我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急剧的社会变迁需要相应的社会政策作保证。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愈来愈依赖于改革的目标、内容和效果，依赖于人们从经验中感受到的实际利益。一旦人们对改革目标或效果的信任发生危机，那时，哪怕一些并不严重的突发事件也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改革来解决。在强化利益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关系不仅在调节个人的经济行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社会生活及个人相互关系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无视个人利益，那么任何制度设计和意识形态宣传都只会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差距加大，从而造成发展的停滞和动荡。稳定不仅取决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且取决于社会利益集团行为的有序化和个人行为的理性化。进一步的持续发展则需要新的支撑，这就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价值判断、身份认同及个人利益在组织层次完整的新组合。目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核心攻坚阶段，利益调整进入了最直接的时点和空间。如何为经济的安全和进一步发展，构造一个有力的群众利益的支撑点，是我们改革面临的迫切任务，它关系到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对人民进行利益补偿，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是把改革的成本用在了改革风险最深层的基础上，攻坚的改革措施必须在承认和保护利益分配均衡上施行，对改革的利益受损者进行及时的补偿，以物质的投入换取更多的改革支持者，使改革所带来的利益震荡之烈度降到最低限度。为此，我们必须注意改革策略的选择，把握人民群众的心理脉搏，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注意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果改革脱离了人民群众或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改革就失去了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失去应有的社会基础。在改革中注意对人民群众进行利益补偿，是为改革寻求最大的利益支撑点。
2.对人民利益进行补偿也是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变动的现状所要求的
改革是一个深刻的利益调整过程。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三个主要群体———官员、工人、农民进入市场时的条件是不同的：官员群体带着权力进入市场体制，工人是以普遍的城市就业机会进入市场，农民则在没有获得任何制度收益的情况下进入市场。改革也曾使各个阶层普遍受益。改革从农村开始，农业生产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经营权，由此推动了中国农业连续几年的持续增长，农民的受益使改革获得了基础，也使社会稳定获得了基础。官员群体通过权力资源得到好处，工人工资得到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改善，知识分子智力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企业家群体获得了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进而成为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主角。是这种普遍的受益推动了1978年以来改革的迅猛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对改革的简单化的认识：改革能为所有的人带来好处，似乎改革就等于受益，人们对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及冲击缺乏心理上的准备，社会也对改革可能造成的冲击缺乏应有的准备。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对人们的利益影响出现了复杂的局面。从农村来讲：改革以来，农村居民分化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另一个群体是进入非农产业或进城务工的农民。前者，因种田的比较利益低下，加上各种税费的增加和额外的负担，收入难以提高；后者虽然收入有所提高，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却始终不能被城市所接纳，而且经常遭受城市的排挤，有的人在城市工作多年却不得不最终回到农村，与滞留于农村的人继续争那一亩三分田。近年来，农民无论是种田的收入还是务工的收入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依然处于贫困状态。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职工待业下岗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影响了职工生活收入，从而加大了城镇贫困人口。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亏损使相当一部分工人也已处于贫困状态。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显示，目前户主在国有单位工作的贫困家庭占全部贫困家庭的53.9%，离退休人员占16.7%，在集体单位工作的占16.3%。客观地讲，政府这些年来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始终扮演着对社会弱者实施保障的主要责任者的角色，竭力维护社会公正，并倡导用多元化和发展性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面对转轨时期的特殊情况，政府还需加大社会政策的力度，尽快实施给予人民一定利益补偿的大政策，以保障改革和发展的持续进行。
3.对人民实施利益补偿的政策是稳定居民的预期，增强社会购买力，鼓励人民信心，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需要
前几年，国家启动内需的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从城市来讲，原因就在于不仅居民预期收入下降，也是因为预期支出增加，如子女教育费、医疗费、住房购买等都要花钱，而且支出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必须储蓄。尤其不合理的是，少数人以不合法的手段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居民头上，不仅超过居民的承受能力，打击他们的消费欲望，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破坏改革的声誉，打击了居民对政府和经济发展的信心。政府现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不能再让普通居民承担大部分改革成本，于是开始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发行国债、出售国有资产，以承担部分改革成本，但这只能是短期过渡办法，因为国债是要还的，最终还是要归结到由哪个社会阶层承担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原则性的选择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潜力已基本释放完毕，毫无疑问，解决目前出现的消费断层问题，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调整利益格局，提高普通居民的经济地位。
4.对人民进行利益补偿也是消除社会对立情绪，整合社会和保证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