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产生的时间与西方大致相当，但是二者对哲学思想的承载却是极为不同的。虽然中国的话本小说起源于宋代“勾栏”“瓦肆”之间，是市民用以“愉心”的，本没有表现这家那家哲学的义务，但是后来从这个土壤上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却都表现了这样那样的哲学思想。《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小说更多表现了儒家思想，《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佛学思想，而《水浒传》表现的思想最复杂，可以说是三教合一外加墨家失传后留下来的侠风。《水浒传》中有仗剑做法的道士公孙胜，有中国化了的和尚鲁智深，而主人公宋江后半部分似乎是儒家信徒，前半部分则像是墨家流失后的侠士。当然，即使是同一家哲学的思想，在小说中的表现也极为不同。同是表现儒家的思想，《三国演义》是直接表现法，小说鞭挞了不忠不孝、无信无义的曹操，而将赞颂的笔墨主要集中在正统的蜀汉伦理国家上，以刘备的仁德、关羽的忠义、诸葛亮的智慧来弘扬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而《儒林外史》则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假道学，那些一心求仕的儒生，而肯定那些恬淡自然的真儒。同是表现佛学的精神，《西游记》是用神话的笔法，写玉皇大帝与太上老君（儒家皇权秩序与道教法术的象征）治不了的神猴，却蹦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以此显示佛法无边，所以后来猴王才能转成悟空保护师父不远万里去取佛经。相比之下，《金瓶梅》
与《红楼梦》则更重佛学的心法。西门庆为欲所困，贾宝玉为情所困，皆为迷障，只有去除情欲遁入空门，方能超越现世的苦难。不过，如果说《红楼梦》从开头到结尾，佛学构成了其整个故事的叙述框架的话，即将一个人哪怕是投入人世的温柔富贵之乡，也仍然是苦海无边而不得不寻求佛学的超越；那么，佛学对于肉欲横流的《金瓶梅》则仅仅是结尾处的一种点缀。其实，不独《金瓶梅》如此，中国小说基本上是重视故事的叙述，而不重视哲学思想的表现。而且对于作者表现的思想，一般读者也不会当真。譬如读《荡寇志》的时候，你以为它宣扬的是儒家的思想，但结尾急转直下，又变成了没有是非的道家思想。
比较而言，西方小说比中国小说承担了更多的哲学思想。当我们开始读西方小说的时候，感受与中国小说最不相同的就是大段大段的客观的景物描写与环境描写，还有就是将作者的思想化为人物的思想与小说中不同观点的人物进行讨论，甚至作者将自己矛盾的哲思分给两个人物乃至多个人物，让他们在小说中辩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启蒙主义小说就是文学与哲学的最初结合，也就是说启蒙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有时不是靠哲学著作，而是靠小说来表现的，所以，读了《老实人》就更能理解伏尔泰的哲学思想，读了《拉摩的侄儿》也更易于理解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卢梭的情感哲学在他的小说《爱弥尔》、《新爱罗伊丝》与自传体小说《忏悔录》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而且这些小说对整个浪漫主义文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巴尔扎克的小说在西方小说中是不大注意表现哲学思想的一种，而更善于描绘社会风俗和金钱关系，但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如伏脱冷等几乎就是哲学家，特别是他的《驴皮记》，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哲学小说。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一些哲学思想，在屠格涅夫的《前夜》、《贵族之家》、《罗亭》、《父与子》等小说中就有所表现。托尔斯泰（L.N.Tolstoy）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所表现的思想，就是托尔斯泰本人思考的问题，后来狄尔泰（W.Dilthey）直接就将托尔斯泰说成是哲学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中国的传统小说相比是最为另类的，也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找不到与之可以进行比较的小说类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整篇可以没有人物的形象，很少一点故事情节，而是大段大段的心理分析以及人物之间的学说讨论。而且基督教神学关于人的神性与恶魔性的二元对立，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尼采哲学对上帝死后西方人即将面对的冷酷世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因而这些哲学思想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意识到了的。中国人会感到奇怪，因价值崩溃而感到生之厌烦，在中国人是可以什么也不做的，即使作文也便消遣消遣罢了；但在乔伊斯（J.Joyce）的那部被正统人士看作是污蔑人类的《尤利西斯》中，却是多重主题变奏，甚至成了一般人根本读不懂的天书。在西方传统文化那里，小说易读而哲学难读；而在现代，小说变得与哲学一样难解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西文学虽然都表现了中西的哲学，但是中国文学基本上不以思想见长，尤其是中国道家禅宗一派的文学，是以“无思”为其特色的；而西方文学则以思想的深度见长，以感性图画中更多地积淀理性内容为其特色。如果说中西文学各有特色，那么，中国文学的优势是其优美与纯美，而西方文学的特色是其哲思的深刻。这两种文学本来无所谓谁更有价值，因为人类既需要思想，更需要美的滋润。然而迄今为止的文学批评，基本上还是一种以哲思的深浅为标准的批评，这种批评标准将富有哲思的作品看得比纯美的作品更加伟大。所以在诗歌领域，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最伟大；在小说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最伟大。
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更倾向于一种美的文化而非哲学的文化，但是由于西方文化的这种由来已久的批评标准以及在现代对中国的影响，使得从这个标准出发的评论，以为中国的文学永远比不上西方文学的伟大。如果由文化的差异转到男女两性的差异，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种非常有趣的重合。尽管女性侧重于感觉、直觉和情感，用歌德的话说就是女性的天性接近于艺术，但是由于女性不太善于和抽象的哲学打交道，世界的哲学家行列中也没有一个知名的女哲学家。
所以尽管女性作家不少，但是由于她们哲学思想的深度达不到批评家要求的标准，所以在大师级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女性。从这个意义说，女性主义批评要想真正使女性作家的地位有所提高，就需要颠覆传统的批评标准，以美而不是哲思为文学的评价标准。而中国文学要想得到更高的评价，也需要提高文学评价的审美标准而不是哲思标准。歌德认为：“德国人真是些奇怪的家伙！他们在每件事物中寻求并且塞进他们的深奥的思想和观念，因而把生活搞得不必要地繁重。哎，你且拿出勇气来完全信任你的印象，让自己欣赏，让自己受感动，让自己振奋昂扬，让自己为某种伟大事业所鼓舞！不要老是认为只要不涉及某种抽象思想和观念，一切都是空的。”歌德的话对于想为中国文学争取更高地位或者真正觉醒的女性主义者，都是一种极大的鼓励。但是，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歌德的《浮士德》之所以具有那么崇高的文学地位，恰恰是因为蕴涵着深奥的哲思。
（第三节）在文学与哲学的交汇点上
在文学史或哲学史上，总有一些难于归类的文本：说它是哲学文本，它又像文学文本，说它是文学文本，它又像哲学文本。譬如尼采的作品。尼采是一个被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发现的天才，其文本以文采沛然而著称，其影响又主要是在文学艺术家或者喜欢文学的哲学家，而不是在职业哲学家那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做为尼采的代表作，恰恰体现了哲学与文学的交叉特征。当然，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边缘文本是不多见的，而更多的交叉是文学文本却又带哲学意味，是哲学文本却又具有文学色彩。编写“希腊文学史”的学者，虽然可以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匹德斯、阿里斯托芬为主体，但是也不应该漏掉文采飞扬的哲学家柏拉图。而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虽然可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主体，但总要讨论到主要是做为哲学文本的“诸子散文”。尤其是《庄子》，几乎也可以说是哲学与文学的交叉文本，并且与纯文学文本《离骚》一起形成了中国的“庄骚”文学传统。
对于文学与哲学的交叉，我们可以进行分类的研究。处在交叉关系之外的文本是有的，譬如较少哲思的田园山水诗，较少文采的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但是，完全处在交叉关系之外的文本则是不存在的，田园山水诗中的哲思我们已经分析过，即使是干巴巴的康德与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著作，也是用文字写成的，从而会讲求一定的修辞技巧，而修辞也是文学性不可或缺的因素。下面，我们将对文学与哲学的交叉进行分类的考察。
第一种类型的文本较多，即文学家与哲学家虽然各自以自己的领域为主，但是文学家的文本富有哲思，哲学家的文本富有文采。不过，在中西不同的文化中却各有侧重。中国文学中不乏充满哲思的文本，但这不是中国文学的特长，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学文本是哲思沛然。要了解中世纪晚期与新时代开始时西方人的世界观，《神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