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白色人种，沃克在小说中描绘的、由美国人重建的世界秩序，包含着深刻的种族主义思想：美国版的世界帝国，理应给战败后的德国一席之地。在作者看来，欧洲诸强之间的战争只是祸起萧墙，同室操戈，战后必定还要共处一个世界。正因为如此，沃克才在小说中描写那么多的美国人对德国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种族认同感。
早在亨利赴德之前，美国前驻德国海军武官托莱佛在得知亨利将要接任自己时就对他说：“希特勒是个真他妈的了不起的人”，德国人很像我们，“比法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像我们”。
此后，作者又通过亨利的亲身体验重复了这个观点：“就个人来说，德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觉得奇怪的是，两国人民都以鹰为国徽。德国人同样也是那种有事业性的野心家，直率，有粗俗的幽默感，而且通常可靠、能干。从这些方面来说，亨利中校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比跟那些迟钝的英国人或委婉健谈的法国人一起，更感到随便。”
在小说中，老一辈的美国水兵对日耳曼人充满好感，年轻一代的美国海军也对德意志人情有独钟。德军入侵波兰之后，一艘德国潜艇居然潜入苏格兰北部的斯卡帕海湾，击沉英国“皇橡号”战列舰并安全返航。亨利作为美国驻德国使馆的海军武官，便带着刚刚逃出波兰的拜伦去出席德国潜艇艇长普伦报告此次袭击的招待会。结果，拜伦的感受却与人类的道义和良知大相径庭：“拜伦听见斯卡帕湾冰冷、乌黑的海水冲击着船身。当鱼雷仅仅命中一艘军舰时，他甚至跟德国人一样感到失望。”“他并不感到高兴，但也不为９００名英国水兵丧生而感到遗憾。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作冒险。而且他在执行这次夜间任务时死去的可能性比那些英国水兵更大。他很可能落入陷阱、触礁或被水雷炸得粉碎。拜伦也这么想。普伦出海去，完成了任务，回到家里，他在这里非常认真、内行，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故事。”后来在回家的路上，父子俩议论此事时，亨利说：“他们那些人都是怪人……这位普伦很像我们自己的海军潜艇员。有时我简直忘记他讲的是德国话。”
美国人对德国人如此宽容，却对日本人嗤之以鼻。在作者笔下，东西对抗是最根本的全球性的文明冲突，西方白人一定要在这场冲突中压倒东方的有色人种。因此，太平洋战争被作者夸大成为一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种族之间的战争；日本则被沃克高度抽象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亚洲人，他们的侵略暴行被作者解释成为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冒犯。出于这样的理念，作者才在小说中多次重弹“黄祸”的老调。
珍珠港遭受日本袭击之前，一群美国海军航空兵在航空母舰的会议室里讨论战事时，华伦回顾了日本崛起的历史：在２０世纪初期，日本人在旅顺口打败了俄国人，“沙皇只得和一个只有他本国六十分之一大小的不发达的国家讲和！日本人把它看作一个伟大的胜利，就像我们看待美国独立革命那样”。“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历史书没有对这场战争予以足够重视。现代日本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可能一切现代历史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就在这-次，有色人种打了白种人，而且把白种人打败。”华伦的“宏论”赢得了听众，在场的海军少将柯尔顿听完后第一个站起来，带头鼓掌，并使劲握华伦的手。
华伦在这里喋喋不休，提醒西方白人不要忘记了被有色人种打败的耻辱。事实上，日俄战争之后，美国海军就开始处心积虑，一旦美国的霸权受到“黄祸”的挑战，便要摧毁日本。“他们的作战方案预拟日本会中计而首先发难，并且也已炮制好一项陈腐不堪的反攻计划。有人说过，切斯特·冯·尼米兹曾在战后声言，美国完全是依照海军军事学院计划好的路线赢得战争的。”
英国很早就在东方世界确立了自己的霸权，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却在亚洲遭到了重创，使印度洋成了日本的内湖。对此，英国人当然不乏切肤之痛。在小说中，鲁尔对帕米拉说：“大英帝国是以新加坡为枢轴的，帕姆。要是我们要继续压迫和榨取５亿亚洲人，并且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愚昧的土着居民手中盗窃他们的财富，就一定要使新加坡坚不可摧。因此，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鲁尔话音未落，新加坡就陷入了日本军阀之手。另一位英国着名记者塔茨伯利有感于大不列颠的东方帝国的坠落，便在好莱坞向美国听众大肆兜售“黄祸”论：“朋友们，东亚是这场战争的重心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那边的芦沟桥，而不是在波兰开始的。中国进行战斗的时间之长，超过任何人。如果日本在那里打赢了，俄国就要大难临头。日本将要动员印度、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无穷资源去对付苏联，一场新的黄祸就要冲过西伯利亚的边界，它拥有坦克，拥有零式飞机，还拥有以１０∶１的优势压倒西方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中国-缅甸-印度战场是一个真正的、被遗忘的第二战场。为了要使文明得救，我们必须坚守这一战场”。在这里，塔茨伯利高呼援助亚洲人民抗日斗争的口号，心中盘算的却是如何早日恢复欧美失去了的东方帝国。
与华伦的故作高深和英国人迟暮的帝国情结相较，一向善于理性思辨的德国人冯·隆的分析则要比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具有西方白人所特有的历史维度和全球视野：
“白种人在南太平洋的三个坚强据点是珍珠港、马尼拉和新加坡。日本的计划是从空中消灭美国在珍珠港的海空力量；从海上奇袭占领新加坡，在菲律宾登陆，占领马尼拉，然后扫荡东印度群岛的残敌。在这以后，利用这些新得到的资源对中国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占领全中国，同时击退英美的反攻。最后的赌注是：德国或者赢得这场使日本有机可乘的自相残杀的白种人大战，或者耗尽英美两国的力量，使日本最终保持它所攫取到的东西，不管德国遭遇到什么结局。”然后，冯·隆将目光瞄准了中途岛，认为在那里发生的海战挽救了整个西方文明：
“认真的德国读者要了解整个战争的进程，一定要掌握１９４２年６月在中途岛发生的事情。
“说也奇怪，那些民主国家本身当时对中途岛之战没大肆宣传。在美国，关于这场战役的消息既简略又不正确。直到今天，很少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海军在中途岛赢得了一场同萨拉米斯和利派恩托一样记载在军事史上的海上胜利。在这个星球的历史上，亚洲第三次驾驶军舰向西方大举进攻，为博取世界统治权而孤注一掷。在萨拉米斯，希腊人把波斯人赶回去；在利派恩托，威尼斯联合舰队挡住了伊斯兰教徒；在中途岛，美国人，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纪，阻止了亚洲有色人种的崛起。”
写到这里，冯·隆总算舒了一口气：“有色人种在工业时代引人注目的军事攻势在中途岛被挡住了；也许不会永远被挡住，因为人类的大多数是有色人种；但当然将被挡住达５０年到１００年之久。中途岛战役使白种人在新加坡垮台后重新占了上风。”
读到这里，我们也就洞悉了作者为什么要把太平洋战争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真正原因。在他的视域中，欧洲大战只是白种人的内部纷争，而太平洋战争则是全体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战争。所以，他才别有用心地安排华伦在中途岛战役中阵亡，然后将他擢升成为一位超凡入圣的种族英雄。
沃克的小说创作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却似乎是在为９０年代的“大西洋主义”立法。事实上，他在《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中流露出来的强烈的种族情绪，也就是后来徘徊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脑海中的文化幽灵。后者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１９９６年）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文明的影响正在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些都将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鉴于东方文明的日渐崛起和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不可避免，为了抑制亚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在经历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欧洲阶段和２０世纪的美国阶段之后，应该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欧美阶段，以全面推行大西洋主义。其核心内容是由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西方国家担负起组建一个大西洋联盟的任务，将北美、欧洲、拉美合而为一，组成一个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和其他复合体系的世界帝国，在西方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这，就是一代西方知识精英们营造出来的文明天国，亦即美国文化帝国的全球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