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还只是热衷于掠夺海外财富的话，那么，到了１８世纪，欧洲就迎来了资本帝国殖民统治的第一个浪潮。英国和法国从１７世纪末就开始统治东地中海地区。此后，它们开始征服世界，重新命名地点，重组经济、社会和政治，把在此之前非欧洲人对时空的认识和许多其他东西一笔勾销或者驱逐到边缘地带。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用其自身的形象统一历史，即凭借欧洲启蒙主义所建立的模式，以文化超人自居，以虚假的从未实行过的理性和人文主义的主体作为历史的主体，以普遍理性与科学的名义消解时间和空间，从而为它们大肆施于世界的痛苦找到了一个理性化的借口。
然而，人类完全有理由对这种理性的合法性进行追问。启蒙传统的现代理念造就了当今的西方文化，但也使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危机”。这是因为现代观念并没有能够实现它的社会理想。“启蒙思想曾经期待客观性科学、普遍性道德及法律和自足独立的艺术能够各自按其自身逻辑充分发展，成为人们理性日常生活的有机组合因素。而如今，它们各行其是，越来越被分割成职业或专业性的封闭领地，与人们的生存关切日益疏远，阻碍而不是促进着人们在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人际交往和交流。极度扩张的理性一面为人们设定种种必须遵从的‘主义’，为历史规划种种不可变更的‘规律’，一面却又如韦伯所说的那样，在最根本的人际关系中听任官僚体制产生和再产生压迫性的差异和等级。”
英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它在１６世纪成为世界贸易中心，１７世纪取得了海上霸权，１８世纪获得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
它在爱尔兰、美洲、加勒比和亚洲，确立自己的海外利益。一时间，这个岛国成了地球灾难的策源地，海上骑士的乐园。在远洋炮舰的护卫下，冒险家们争先恐后地从这里出发去远征世界。与此同时，英国的航海小说浪潮也应运而生。这种称霸海洋的帝国激情理所当然一成不变地重复出现，形成了英国语言和文化实践结构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从笛福、斯威夫特到斯摩莱特，１８世纪英国的航海小说繁盛了半个世纪，涌现出《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兰登传》这样一批小说作品；而在理查生的《克拉丽莎》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这样的家庭小说和路上小说中，也有明显的帝国视角。
寻找或航海的主题在欧洲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只有在白人种族沉溺于航海的乐趣——作为其知识优势的标志——殖民扩张才可能发生。赛义德认为：“海外统治的想法……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无论是在小说中，地理中还是在艺术中，都与自内向外的投射很有关系。它通过实际扩张、行政、投资和承诺而获得长久的存在。”
１８世纪初，大器晚成的笛福创作了《鲁滨孙漂流记》（１７１５年）、《辛格顿船长》（１７２０年）、《杰克上校》（１７２２年）等一批航海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描写一个英国“海洋骑士”在一个远离欧洲的荒岛上为自己建立了一块殖民地，一方面确立了欧洲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建构了最初的欧洲殖民话语。因为如果没有殖民使命允许鲁滨孙在荒野之地去创造自己的新天地，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可思议的。小说主人公一出场就到非洲经商，结果第二次就失手被卖身为奴。脱逃后，他在巴西置办了庄园，准备到非洲去贩卖黑奴，终于遇难，漂泊到一座荒岛上苦度２８年方被人救出。在孤岛上，鲁滨孙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利用自己的双手为生存而劳动和斗争，终于成为荒岛的所有者、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最后，鲁滨孙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第五次航海向印度和中国进发，时为１６９５年。
在小说中，驱使主人公五次航海的动力就是对于海外财富的渴望和对陆上权力的向往。与此前欧洲小说的理念一样，《鲁滨孙漂流记》也是欧洲与“他者”固定关系过程的一部分。它将欧洲早期文学中的殖民狂想，转化成了一种虚拟的存在，使之变成了帝国的物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种族主义使殖民者将社会划分为“人”和“土着”，小说通过鲁滨孙在小岛实行文明化、殖民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全过程，形象地诠释了一种理想的绝对自由的资本主义模式。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自由”神话和父权制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被书写出来的。
欧洲白人在征服全球的过程中，从未将有色人种引为同类。
在早期殖民者要使土着人文明化的宏伟蓝图中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僵化”，笛福则率先在其他文化不在场的裂谷里填上了自己对他者文明“妖魔化”的符码。在小说中，作者喋喋不休地侈谈美洲的土着人为“食人生番”，是为了完成对美洲土人的野蛮化书写，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寻找一个堂皇的理由；同时也包藏着转嫁灾祸的深层文化心理，满足了欧洲人的某种野性幻想。
《鲁滨孙漂流记》明确地表达了欧洲资产阶级征服非西方世界的思想，为英国的航海小说建构了一种范式。它使海外扩张的思想得以明晰，其叙事风格与形式都与当时的探险旅行这种奠定大英殖民帝国的基础的东西有直接的联系。在它的影响下，英国海外冒险小说的余波继续荡漾。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
（１７２６年）依次描写外科医生格列佛游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智马国的离奇遭遇。小说固然不时地向英国的现实讽刺性地回归，但是我们透过全作那异想天开的描写，仍然可以捕捉到一个重要的范式转变，即欧洲殖民主义的战略中心已经由美洲转向东方。英国从１７世纪初期开始染指印度，１６００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１７５７年，英国击败法国，“东印度公司”成了印度的实际统治者。所以，格列佛的４次远航，其最初目的地不是东印度群岛，就是南太平洋。作者还天真地相信，英国的海外殖民主义者手上并没有沾染当地居民的鲜血，“英国人在开辟殖民地这件事上所表现的智慧、小心和正义；在促进宗教、学术的发展方面所表现的充分才能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他们选派虔诚、干练的教士传布基督教义；他们审慎地把本国的生活正派、谈吐清楚的人民移居各地；他们派出最能干、廉洁的官员去担任各殖民地的行政官吏，苦心孤诣地在各地施行仁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委派的总督都是精力充沛、极为有德的人物，一心一意只考虑到治下人民的幸福和他们国王的荣誉”。如此直露地为英国的海外殖民行径辩护，斯威夫特可谓文坛第一人。
笛福和斯威夫特的殖民叙事，引发了斯摩莱特的创作热情。
后者于１７４８年发表了英国第一部“海洋小说”《兰登传》。小说主人公罗得里克·兰登的祖父是苏格兰一位富有的法官，他不满意小儿子的婚姻，逼得媳离子散，还取消了他们的独生子兰登的继承权。兰登的舅舅鲍林是一个海军中尉，他资助外甥求学。后来，鲍林随舰出海，中断了对兰登的供应。兰登遂给一个医生当助手，后到伦敦，通过了海军部助理医生的考试，在鲍林曾经呆过的战舰“霹雳号”上服役，在西印度群岛参加了与西班牙舰队的海战。此后兰登时运不济，不是在决斗中丢失钱财，就是被宗教骗子偷窃一空，潦倒不堪。此时鲍林当了贩卖黑奴的商船长。
兰登之父在南美经营１６载，成为巨富。靠着父亲和舅舅的大笔遗产，兰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欧洲绅士们的体面生活，有赖于海外财富的强力支撑。
１８世纪法国小说的扩张描写较之英国小说不那么锋芒毕露，但也绵里藏针。普雷沃的《曼侬·莱斯戈》（１７３１年）自述贵族青年格里欧与出身不明的少女曼侬·莱斯戈一同私奔。但是，格里欧经济拮据，所以到巴黎后，曼侬只对他忠实了１２天，便与一位富商私通。此人为了长期占有曼侬，设法让老格里欧将儿子软禁起来。后来，格里欧成了一个杰出的神甫。但他重见曼侬时，又不能自已，再次与她结伴出走，四处行骗，事发后被判流放美洲。曼侬在途中病逝，格里欧只身返回巴黎。伏尔泰的《老实人》（１７５９年）写老实人漫游全球，在南美殖民地，因为误杀了两个姑娘的“猴子情人”而差一点被印第安人活烤吃掉。这些说明，当时法国的知识精英们也热衷于随心所欲地在创作中安排世界秩序，把非欧洲当做了环绕帝国的排水管，或将宗主国的罪犯作为另类驱逐海外，或将殖民地的土人异化为野蛮的“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