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闻业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向全世界开拓的产物。它的基本特征是在时间的机床上奔忙，而这恰恰深深根植于市场经济。市场开拓的直接困难是距离的加大，于是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情况：“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这种资本的运动，表现在频繁的商业通讯、不断变化的交易所行情上，更广泛地表现在新闻的世界性流通中。正是“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冲动，刺激着各种传播媒介的出现，加速着新闻的流通。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对时间的浪费是一种经济犯罪，他在叙述蒙昧时代的生产时说：“野蛮人由于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还犯了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罪行。例如，像泰罗所说的，他往往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制造一支箭。”马克思深切地懂得时间对市场经济的意义，因而他对报纸性质的定义是：“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他主持报纸工作时，要求了解世界的“分针”运动。有一次，他对另一位刊物主编说：“您在哲学和神学新闻的中心，所以我很希望从您那里听到一些有关时局的消息。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时针的运动，但是却看不到分针的运动。”这种“分针”意识，使他的报纸在时效方面独占鳌头，遇到较重大的事件，就出版的增刊和号外，报纸电头经常出现“某日晚１０时”的字样。他说：“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
现在，抢新闻的观念已经被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接受了，但在实际的工作中，这种观念却相当淡漠。看一看我们的报纸和电视的《新闻联播》，“前不久”、“最近”、“一年来”这些含糊的时间交代占一半以上，非事件性“新闻”依然居多数，甚至有的文章还用模糊论的科学总结使用含糊时间概念写新闻的“经验”。新闻时效观念如此被怠慢，与我国经济生产的缓慢结构水平和加入世界市场的程度有关，但也与对新闻时效观念的认识有关。马克思是站在世界资本流通的角度看待新闻时效的，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因而在行动上才会有抢新闻的动力。我们现在对抢新闻，还仅仅视为一种技术性行为。没有成为职业本能。“抢与压”、“新闻，旧闻，不闻”这些政治斗争的手腕，对新闻报道来说，本来只能用于极个别的例外，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它成了新闻工作的通则。它在观念上束缚了新闻工作者迅速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的新形势。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不要说经济新闻，就是一个政治字眼的使用、一次重大交通事故，都联系着经济活动，牵动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实际利益（例如越来越庞大的股民群），延误或隐瞒刚刚发生的事实，意味着经济上的重大损失。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头脑中确立马克思讲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念，是十分必要的。
三、新闻消费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这是一个我国新闻学讲得已经令人倒胃口的话题。我们长期以来把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归结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样一句话，并且毫不怀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的确，马克思从事新闻工作，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但对新闻业的考察是多方面的，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既然他意识到新闻业的形成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那么他也从消费角度考察报纸。１８６１年，英国废除了最后一项知识税——纸张税，于是廉价报纸得以大量出版，工人可以买得起报纸了。第二年，马克思在《资本论》
手稿中即指出：“这里有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１８８０年，马克思在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工人调查表》中，设置的第２４个问题调查工人“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便包括“买报”这一项。他把报纸与啤酒、面包、牛奶等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多次并提。这里讲的报纸，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机关报，而是从阶级属性来说是“资产阶级”的便士报。他从工人读者对新闻的消费角度来考察报纸。报业的形成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旦形成一种传播行业，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就不仅仅停留在直接现实的经济利益上，就像艺术创造了欣赏艺术的大众一样，报业也创造了消费新闻的大众。即使新闻对自己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通过了解新闻，人们可以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存在、变化，感受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精神消费形式。因此，新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商品，将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则生产和消费。如果从生产者角度考察报纸，报上新闻的商品属性也很明显。马克思把报纸作为他的精神产品的供应市场，他说：“我的出发点，自然是认为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是一种商店，只要自己的‘商品’（指新闻通讯引者注）不被损坏，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毫无关系。”
关于新闻消费的观念，对我们说来很陌生。如果说马克思有这个观点，可能不少人会怀疑自己的耳朵。这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只把新闻报道看作是一种政治宣传形式，是教育人民的形式，至今这种观念还没有消退。打开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的《人民日报》，可以看到多条内容类似的消息：某部向各省市区对口部发出通知，《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作好《人民日报》的发行工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事情。某省把《人民日报》发行计划层层分解落实，县以上的宾馆、招待所基本都订阅了《人民日报》，各单位优先保证订报费用，拿出足够的经费订阅党报。为自己的报纸做征订招揽，无可非议，但还用这种办法鼓励并且强制性地要求用公费订阅报纸，这在革命战争年代好理解，而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显得多么不相称啊！在这里，报纸不是以自己的新闻及时详尽吸引读者，而是凭借中央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马克思把工人读报纸视为一种“精神享受”，在这个角度下，报纸是被消费品，主动者是读者；而在以钦定地位发行报纸时，读者要么不看（有时还强迫看），看就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所以，如果有谁在那里看报纸，别人会这样叙述说：他在学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新闻工作应当转变观念，去读一读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消费、流通等等的论述（比如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一读他的《新莱茵报》（也可以算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党报）的征订广告，以便熟悉一下从新闻消费角度考察新闻业。“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这一马克思的名言，也有助于我们考虑新闻作为精神商品流通的特殊形式。
就像一个硬币总有两面一样，一方面是传统的对报纸性质的认识阻碍着我们的新闻业进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缺乏社会责任、不按商业法则运作的“黄色新闻”，也在破坏正常的新闻消费。目前一些报纸，为赚取高额收入，不惜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和编排，胡编滥造各种色情的、血腥的奇闻，其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本世纪初美国的黄色新闻潮。这种现象与满足读者的新闻消费相去甚远。马克思曾经引证过一段评价这类报纸编辑的话：“他坚决要肮脏的东西而不要干净的东西；为了给一篇龌龊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用这段话来形容现在某些报纸编辑的心态，看来是很合适的。
以消费为起点考察新闻生产，消费决定着生产。但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有所不同，它同时会创造出懂得某种精神产品的大众。因而消费有高低之分。马克思曾以音乐为例写道：“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可见，在强调新闻消费的同时，对新闻业管理的法制化也要提上日程。
四、报业管理
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报业经营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请教马克思，可能很多人会感到奇怪。我们不应当忘记，马克思是位经济学大家，他做股票生意那样得心应手，宏观上经营报纸自然是内行，加上有恩格斯这位经商的实践家，办报变成了一种乐趣。只是由于政治上的种种迫害，他们办得质量很高的报纸才被逼得破产。
即使从事党的新闻工作，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两个，即首先在政治上要获得成功，同时利用前者的成功在经济上有所收获。
所以，他有时称他的刊物是“一个有收入的文字事业”。无论是《新莱茵报》，还是第一国际的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都为了报纸的正常运作而成立了集资分红性质的股份公司。仅这一点，就与我们办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传统有所不同。因此，在谈到新闻业经营时，我们现在的报社经理们读一读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的“新莱茵报公司”章程，或者读一读第一国际的“工业报纸公司”章程，并不过时。
在１９世纪报业经营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马克思已经涉及报业经营的许多问题，如必要的周转资金、足够的发行量和保证报纸收入的广告、与报纸发行人（经理）的合作、及时使用新技术等等（参见本人在《新闻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经营》）。他对报业经营如此重视和熟悉，同他对新闻业总体的全面认识是分不开的。
有人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那里科学地论证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对此我想补充一点：面对市场经济，我国的新闻学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因为他提供了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一系列宏观的新闻观念。新闻界纪念马克思，最好的方式还是读几篇马克思关于新闻工作的文章，例如他青年时代论证新闻政策的论文，他晚年在《资本论》手稿中关于信息社会预见的论述。这样，我们对马克思的认识可能会丰富起来，不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样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