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符号学：通往巴别塔之路——读三本国人的符号学着作

写于１９９５年，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１９９６年１期。

《圣经·创世纪》云：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原来都是一样的。有一天他们开始建造一座通天的塔。耶和华感到了对他的威胁，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事，以后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了。于是，“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世界上众多的语言和更多的方言也许是“上帝”造成的，但是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人们正在超越语言的障碍，实现相互的沟通和理解，世界变小了。人们发现，整个人类的思维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语种之中存在着原生的共通性，理解并掌握了这种共通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可能的和现实的。而通往当代巴别塔的阶梯，即是符号学（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当代符号学学派林立，其中较通行的理论系统有四大家，即美国的皮尔士（Ｃｈ．Ｐｅｉｒｃｈ）、瑞士的索绪尔（ｄｅＦ．Ｓａｕｓｓｕｒｅ）、法国的格雷马斯（Ａ．Ｇｒｅｉｍａｓ）和意大利的艾柯（Ｕ．Eｃｏ）所代表的理论系统。１９８０年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几十种符号学着作，其中包括索绪尔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和艾柯的代表作《符号学理论》。而出现国人自己的符号学专着，则是近几年的事情。其中我觉得较有分量的是以下三部：《理论符号学导论》，作者李幼蒸是我国符号学的大家之一；《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作者董小英是一位中年女博士；《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作者鲁枢元是我国文艺心理学的大家之一。

恐怕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像符号或记号（ｓｉｇｎ）问题那样，对人类与文明、人的生命意识之流最为复杂又最为基本的了，因为符号作为语言、非语言和思想的表达单元，代表着人类精神构造和物质构造的基本元素。每当人的思想发生严重困扰的时候，就会产生对符号及其意义的热情。西方的思想史且不谈，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正名说，惠施、公孙龙的名辨学，墨家的逻辑学，道家的无为说，欧阳建和王弼言意关系的论辩等等，都是例证。

１９７９年我国恢复新闻学研究之初，人们不约而同地认真讨论起“什么是新闻”这个显得十分简单的问题，原因亦在于此，只是当时恐怕很少有人想过这种现象也属于符号学的研究领域。

１９８２年，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韦·施拉姆访华，带来了一本由他的学生余也鲁译述的他的着作《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包括约３０种符号学着作，但引介者们没有注意到它们。１９８５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召开的一次学术会上，居延安提交的大百科全书词条“传播学”初稿，把传播学的方法论基础归结为“四论”，即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象征互动论。后者即是符号学中的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这可能是国内最早谈到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可是，近年国内发表的传播学论文中，仍然很少见到论证传播中的符号及其意义的文章，人们注重的是较为实际的传播效果和各种劝服受众的理论，传播学研究者对符号学的了解也大多限于皮毛。

我们常把信息传播的历史分为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多媒体传播等几个阶段，并且理所当然地把最新的阶段炒得最热。但是，每两个发展阶段的关系并不是新的替代旧的，而是在原有的传播形式上叠加上一种更先进的传播技术。最基础的口头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始终是一切信息传播的基础。我们经常讲的“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细说起来，只限于研究报纸、广播、电视这三种媒介，而这三种媒介传播的内容，却几乎容纳了社会信息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自然科学的、文学艺术的、政治法律的、口头的和书面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等等。如果我们的研究没有建立在对各种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同时又缺乏对新闻传播（对符号学来说，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信息传播形式）以外各种社会传播形式特点的深刻理解，传播学本身的发展将是很有限的。

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学不仅是传播学的方法论之一，而且应当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如果说传播学是用肉眼和望远镜研究传播现象，那么符号学则是用显微镜观察和研究从最小的信息单元到最大的信息单元。也许传播学研究中不会直接涉及显微镜下的事情，但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它，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错的。掌握符号学，最好从传播学角度研究一两个符号学问题，这是传播学研究者深化自己课题的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符号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体系。许多不同学科出身的学者，毕生研究符号学的某一个方面，他们的研究角度、方法论和概念的运用很不相同，于是在“符号学”的旗下是一个庞大而杂乱的跨学科的理论体系。找到认识这个体系的入口很困难，８０年代中期，只有一本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的《符号学入门》中译本可供了解情况。当我得到李幼蒸６０万字的煌煌巨着《理论符号学导论》的时候，感到一种由衷的喜悦，这是国人第一本全面介绍和研究符号学的专着，它的质量和它的重量一样是沉甸甸的。作者通晓多种语言，在约３００种符号学着作的基础上才成就此书，学问确实做到家了。全书４篇２０章２００段，符号的意指关系，即在各种语言、非语言记号系统中。表达面和内容面相互关系的研究，是此书的主题，而这正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常被忽视的问题。

李幼蒸将当代符号学划分为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三大类。注重对语言结构、语义结构和话语层面分析的各种符号学理论，被划入语言符号学。这是一种对语言符号深刻的微观研究，最早的代表性论点是索绪尔关于语言两个维面的理论。这两个维面是语言（ｌａｎｇｕｅ）和言语（ｐａｒｏｌｅ），前者代表语言的社会性、同时性等等，后者是前者同个人言语机能的共同产物，具有个人性、历时性等等。如同一盘棋，棋是ｌａｎｇｕｅ，而棋子（ｐａｒｏｌｅ）的“值”取决于它在棋盘中的位置。除了这种对立的统一外，一个具体的概念本身也被视为由言语的声形实体和心理概念实体“合并”成的双面实体。这两个实体即是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ａｎｔ）和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它们属于不同的存在域，前者为知觉音像，后者为意念心像。当一个人接触到某个符号时，会有一种能指与所指在心理场上的瞬间结合。从语言的结构分析到语义（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文本（ｔｅｘｔ）的结构分析，符号学的研究相当深入。从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ＶａｎＤｉｊｋ）关于本文结构的分析立体图中，我们也许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在这个语言层次平面维、组合段范围维和形式／方式维的三维立体图中，一切本文特征都只能出现于这９６个小立方体之内或之间。

从语言符号扩大到非语言符号（包括人工智能符号）的分析，即形成一般符号学（普通符号学）。这是一个居于各部门符号学之上的较为宏观的领域。居延安提到的象征互动论，即属于一般符号学范围。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一切符号、象征现象（自然的、人工的、有机的、无机的、实在的、心理的等）都被纳入符号学的视野。信道也被广义化，包括物态（固态、液态、气态等）和能态（光、声、热、电、化学反应等）的各种渠道。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技术中的象征（ｓｙｍｂｏｌ）形式、绘画和影视中的肖似记号（ｉｃｏｎ）、各种心理实体（如情绪、预感和其他心理事件）构成的心理记号、物品的代码功能、话语的意识形态，都属于一般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仅艾柯提出的一般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就包括从动物符号到大众传播符号等１９项。看到李幼蒸所展示的一般符号学的范围和各种论点，令人大开眼界，面对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不能不作深入思考。

运用符号学的观点、方法分析社会文化中各种物质、精神和行为的现象，包括各种部门符号学，如建筑、电影、戏剧、仪式符号学等，都属于文化符号学的范围。对于思想史的符号学研究，亦属于文化符号学。例如法国符号学家福柯（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即在他的着作《论知识的颠覆》、《监督和惩罚》、《性史》（１-３卷）中，分别考察了疯病史、监狱史、性史相应的各种语言表达，如何通过各自特定的形式和实质，反映了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权力和压制内容。李幼蒸认为：“今日符号学的非严格研究类型，恰恰表现出符号学对一般人文研究的高度适用性。……表现出了更值得注意的学术探险精神。”走进李幼蒸搭建的符号学之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连串陌生的专门术语，以及各种代码、函数、表格，很容易令人却步。因此，重复马克思引用的但丁的话是必要的：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硬着头皮读下去就会发现，尽管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每个学派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又都是最权威的，有相当的真理性。读懂了某一个学派的理论，似乎眼前就明朗多了，再走入另一个学派不会感到很困难。

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便是坚持不懈研究俄国着名符号学家巴赫金（Ｍ．Ｂａｈｔｉｎ）文学对话理论的成果。这是国人第一部研究符号学某一具体理论的专着。这本书使我回想起２５年前的一种体验：北大荒的隆冬，我和同伴们连续几个夜晚睡在只有些微热气的土炕上，聚精会神地听一位上海知青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尽管这是他根据“文革”前阅读的中译文复述的，经过“多级传播”，信息已经衰减，作为听众的我，现在也想不起具体的情节，但陀氏小说对人性的揭示、一个老人与他的狗的形象，极大地震撼着我的心灵，至今难以忘怀。当巴赫金分析陀氏小说的对话理论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理解了多年前为什么会有那种令人震撼的体验，因为陀氏小说作为文本，具有一般小说中少见的双声和复调性质。在他的小说话语中，时时存在着主人公与似乎不存在的外在人的对话，或者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的对话。陀氏善于在主人公周围创造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社会气氛，迫使主人公在同他人意识紧张的相互作用下，用对话的方式袒露心声，展示自己，在别人意识中捕捉涉及自己的地方。情节不是包裹主人公的衣服，而是主人公的躯体和灵魂。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就是传播内容和效果分析，而符号学则是从文本结构分析入手的。

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是另一种研究模式，他向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提出了挑战。因为他认为这一学派的符号学理论虽然有它的真理性，但对文学语言来说，则有使语言干涸的危险。“结构主义批评朝着文学的海洋吃力地撒下一张沉重的网，拖捞上来的仅是一些鱼骨头，一些庞大的鱼的骨架。”在这一批评性研究的基础上，他超越结构主义，努力地构造着富有中国语言特色的文学言语学。他从古代典籍中选取“氤氲”这个特有的词汇，说明心灵的存在状态，它不可能完全诉诸语言，但却是语言之源。他提出超语言（场形语言）、常语言（逻辑语言）、次语言（裸体语言）的三分法，以及一系列富有文学心理学色彩的术语。他承认在言语的下边是语言的结构，但更强调言语下边存在着的生命意志和生命活力。于是，他产生了一种探索的冲动：冲出结构，寻找新的言语自由。人们无法撇开语言去谈论心灵自由，然而，鲁枢元这个固执的念头，却使他笔下的文学言语内部充满了喧哗，言语在欢快地流动。也许，这就是超越语言的意义。

三部国人的符号学着作，内容、风格迥异。李幼蒸展现的是当代符号学庞大的理论阵容，董小英完整地占据着其中很小的一块地盘，鲁枢元借这个阵容中另一地盘的基础，营造了一块自己的地盘。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中国人，都将中华文化不同程度地倾注到这一建立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跨学科理论体系中。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谈到中国以象征表意为特征的信息符号的研究历史，它的成就和缺陷，努力为符号学的本土化开拓道路。也许，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可以从国人符号学的着作中得到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