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关于《光明日报》的两则评报意见(2)

凡是重大的或全国性的文化、学术方面的新闻，《光明日报》都要集中力量报道，即使其他报纸报道了，只要报纸有能力深化它们，依然会有读者市场。现在我国有文化层次的人越来越多，报纸不必在这个圈子以外来扩大市场。而应在这个圈子内扩大市场，用自己的品位和一定的学术氛围来赢得读者。

《读书》杂志，并没着意做广告，就是凭着自己高雅的学术品位，现在订户逐年上升，零售也不少，如此高品位的杂志能有１０万以上的稳定订户。《光明日报》作为报纸，当然要考虑面对广泛一些的中上层知识分子读者，如果保持自身传统的文化和学术特色，拥有数十万稳定的订户不应该成问题。

就报刊的发展趋势而言，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就谈到，新闻和娱乐的细分化，是未来传媒竞争的趋势。他当时就美国的期刊写道：“美国现正在出现的情况是，雅俗共赏或包罗万象的舆论工具处处萎缩。……就在这些就拥有众多读者的刊物停刊的同一年，出现了３００种新的专门性刊物，不久又增加至６００、８００和更多种。现在我们拥有４０００种专门刊物，而没有一种一般性刊物。这是全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的象征。”现在中国的大众传媒市场，似乎也在步当年美国的后尘，当然还会有许多中国特色。综合性报纸还是需要的，但是需求会有限度。所以，报纸应当“减负荷”，大路货的市场已经满了，面面俱到的媒介不是好媒介。

然而，现在报业的“细分市场”空间还较大，报纸意识到减去负荷后，下一步是明确自己的定位。一定意义上说，单纯化才能有特殊化或专业化。像《足球》、《国家地理》这样的报刊，便是在这个方面走在前面的，赢得了很大的、稳定的读者市场。

《光明日报》还可以是综合性报纸，但是这个“综合”不应是全国和世界新闻的一般意义的综合，而应是全国和世界范围的文化和学术新闻的“综合”。在这种“综合”的同时，仍然要有专刊，更深入地体现报纸“细分”新闻的优势，以这种优势与同类内容的专业性报纸或期刊竞争。同样是“文教”，甚至报道的是同一对象，但是我们的报纸必须在细分的深度、背景材料的丰富、时效等方面占据优势，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７日

二、改进《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我选取了《光明日报》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最后一个月（６月）的报纸，对３０个报纸的头版头条做了一个小小统计：

胡锦涛同志的外事和内事活动（主要是外事）有七个头条，占全部头条的五分之一强（２３．３％），还有１０个报眼的位置报道的也是胡锦涛同志的外事活动，占了全月三分之一的报眼位置。

具体大学的经验有七个头条，又占一个五分之一强。

学习三个代表占了三个头条，是全部头条的十分之一。

文化综合类占三条，又是一个十分之一。

还有三峡的内容占二条，“非典”科技一条。

如果将全国高校综合、地方高校综合、高校技工教育、民办教育、教育界典型人物等头条，与七个具体高校的头条加起来，以教育为背景的头条共十三条，占了除胡锦涛活动和“三个代表”内容外剩下的２０个头条的三分之二（６５％）。

根据以上一目了然的情况，《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１）头版头条没有新闻。新闻是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事实的报道，在电子信息时代尤其如此。但是，除了胡锦涛活动的头条内容，以及公布党中央学习“三个代表”的通知属于即时新闻外，其他《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的内容，没有一条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新闻。

（２）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占据了太多的头版头条和头版其他重要的篇幅，而且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与报纸主要报道范围无关。《光明日报》是面向知识界的全国性报纸，但并没有规定是机关报，即使是机关报，也要改革领导人报道的陈旧模式。现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太机关化了。如果头版头条几乎与《人民日报》一样，那么《光明日报》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

（３）教育界，特别是大学教育界的内容占据了过多的头条。

知识界并非等同于教育界，领域十分广泛，这一点６月的头条缺乏总体的把握，失衡了。

关于头版头条的具体意见：

（１）大大简化与《光明日报》报道范围关系不大的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光明日报》的读者主要是知识界，接触其他更为及时的新闻传媒的机会较一般市民报纸的读者要多得多，没有必要像正式的党的机关报那样全文采用新华社关于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原则上也没有必要一定得把主要领导人活动的报道放在头版头条或报眼，使用过大的字号。当然，作为全国性的较为正式的党领导的报纸，这类内容还是应该有的，可以采取简讯的形式，以较醒目的标题字号（并非一定要很大）在头版的一侧设置一竖条的栏目。特别是那些外事往来的程式化的内容，完全没有必要全文刊登新华社的电讯稿。

胡锦涛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后，一再要求改进关于领导人的报道，这方面的创新恐怕不会有太多的障碍，问题更多地在于我们自己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读者负责的不正确的心态。胡锦涛同志最近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自己发表了这么多学习的文章，应该将这个精神落实到自身的工作岗位上。

（２）报纸的头版头条多数应是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

报纸一词的直译，即“新闻纸”，现在无形中指导我们的报纸头版头条设置的思想，仍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文件纸”，这个思想不变化，《光明日报》就不会有读者。不信可以搞一次调查，有多少读者真的一字一句地读过那些头版头条，恐怕是很少的人。

我们不能再搞那种学习不过夜的形式主义的花架子了。

头一天刚发表了党中央“掀高潮学习三个代表”的通知，第二天我们报纸的头条便是《各地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通知表示深刻领会基本精神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看来稿子还是花了一番工夫，连夜搜集了各地记者站汇报的情况。但是这种头条谁看、谁信呢？我们的精力不宜这样浪费在这种“紧跟”上，真要报道落实党中央的指示，本身也要像通知所强调的那样，让自己的报道扎实一些，着力抓出一些具有新闻性的事实来宣传这个通知精神。

除了传统的“文件纸”意识影响编者外，现在被报道对象又多了一层“公关”意识。作为报纸一方，不应满足这种要求，必须要真的发生了新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才予以报道。那七个具体高校的报道，虽然角度不同，材料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但也很明显地带有单位“公关”色彩（那些经验的表述，基本属于套话，可以换上任何另一学校的名称），外单位的人最多扫一眼标题，不会读的；本单位的人可能会再多扫一眼，也不会感兴趣；只有该单位的领导人会感兴趣，但同样不会认真读的，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单位的报道在报纸头条占了多大块地方，标题字号是否醒目，自己的名字是否在上面，如此而已。估计只有６月１２日那个头条（关于高校财政改革）可能会在高校层面吸引一些读者，因为它关涉较多人的切身利益。如果要求必须以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即新闻）带动这类指导性的报道，这样的头条是可以消失的。

早在１９５６年，党中央领导《人民日报》改版时，就强调改版的第一要义是增加新闻，当时胡乔木起草的改版社论《致读者》写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我们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我们没有努力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现在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变化的频率和生活节奏比那时快多了，而我们的新闻纸的头版头条却仍然没有新闻，这实在说不过去。如此大的中国，与知识、文化、教育、科技相关的领域每天都发生着许多变动，如果我们不去报道这些不断变化着的世界，还用那种传统的俯视的眼光选择头条，在报业竞争的当代，读者只能抛弃我们的报纸。以往“经验＝新闻”的意识必须改变，新闻是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个观念需要谨记，因为我们的报纸不是党政机关，而是新闻传媒，即使强调指导性，用以指导的内容也必须是读者能够感兴趣的新闻，否则，即使安排在头版头条，大面积的覆盖，这种“指导性”不会起作用。

（３）报道内容要考虑“三贴近”。这是最近党中央对传媒内容提出的要求，当然应包括新闻报道。现在看到的６月的头版头条，能够符合“三贴近”原则的恐怕不多。有的提出了问题，但是报道没有时效，写作使用的基本是套话，均是一般化的面上情况，对读者来说，这样的内容不会吸引他们的眼球，即使报道者认为重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传播的效果在于传受间的互动。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许多生动的、有新闻价值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上头条？这需要从我们关于什么可以作为“头条”的意识检讨起。

头条不一定只能是面上的宏观的事情，具体的生动的事实完全可能作为头条。综合性的头条应大大减少，除非这种头条具有普遍兴趣。

头条不一定必须是典型，传统的“典型报道”距离读者太远，总让读者仰视，仰视累人，谁也不愿意。倒是一些并不完善的事物和有争议的人物，可以作为头条，拿来讨论。有争论本身便是一种新闻价值的要素，这个道理应该明白。

头条不是交流工作经验的地方。现在报纸以外交流工作经验的机会和场合非常多，报纸需要发挥及时报道新闻的特长，将经验中有新闻价值的部分加以突出，不宜让那些枯燥的典型经验材料占据版面。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应能看到最重要、最具有接近性、最有时效性的读者关心的新闻。这个意识不确立，我们的头条怎么改都不会有人看。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