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马礼逊在1812年翻译出版了《三字经》、《大学》；马礼逊还编写了《中文语法》（1815年）、《中文会话与断句》（1816年）、《华英字典》（1822年）、《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年）。
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与现状方面，马礼逊编写了《中国一瞥》（1817年）、《父子对话：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824年）、《关于中国与广州》（1823年），米怜翻译的《上谕：康熙与雍正》（1817年）等。
马礼逊等人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现状，主观上是为了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为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帮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
1815年8月5日，与助手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6年随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到北京，任汉文正使。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1823年谒见英王乔治四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26年再度来华，经常在广州、澳门两地活动；除继续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外；1828年2月起，还兼任在广州出版的英文《广州纪录报》的主笔，为主要撰稿人，有关介绍中国的稿件大多出自他的手笔。1832年5月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在广州创刊，被聘为主笔，所写《京报分析》（Analysisof thePekingGazette）一文，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古代报纸的第一篇专文。
1832年，马礼逊在澳门开办亚本印刷所，1833年5月1日出版由他主办的英文周刊《杂文篇》。1834年7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首任商务监督劳卑（W.J.Napier）的中文秘书兼翻译，享受“副领事”的待遇。同年8月1日死于广州，葬于澳门。著有《马礼逊回忆录》等书。
二、世界第一家近代中文期刊及其主编米怜
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附近地区创办出版过6家中文期刊、20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外国人在华出版的外文报刊达120种，中文教会刊物76种，中文商业、政治报纸数十种，占到19世纪末中国近代报刊总数的80％以上，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
1815年8月5日由马礼逊、米怜创办并由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MonthlyMagazine）是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的中文月刊，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市出版。每期5页，2000字，雕版印刷，中国书本式样。封面中竖为刊名，右上侧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左下侧署有“爱汉者纂”。
创刊号序文云：“既然万处万人皆有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目睹察一所地方之名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人，方可比较辩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考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这就是报名“察世俗”三个字的由来。该刊宗旨是“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是一个十足的宗教刊物。其内容首为宗教，直接阐释基督教义的文章占绝大部分篇幅；其次为伦理道德；再次为以天文学为主的科学知识。1820年该刊自第6卷起，增辟“全地各国记略”专栏，介绍世界各国情况。该刊为达到更佳的传播效果，以孔孟言论阐释基督教义，迎合中国人的习惯心理。在文体方面，注重通俗化、多样性，大量采用传统章回小说的表现手法以吸引中国读者。该刊免费赠送，初印500册，1819年初第5卷起每期增至1000册，后再增至2000册。1821年12月，因主编米怜病重而停刊，共出7卷、历时7年。
威廉·米怜，英国苏格兰人，6岁丧父，家境贫寒，16岁时开始信奉基督教新教，并立志献身传教事业。1809年加入伦敦布道会后，被派往高斯坡神学院学习，与马礼逊为校友。1812年7月毕业后即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筹备来华传教，协助马礼逊展开工作。1813年7月4日抵达澳门后，潜居马礼逊广州寓所勤奋学习中国语文。1815年4月17日，赴马六甲建立对华传教与出版基地。首先设立“越恒河布道会”并任主席，旋即设立能印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书刊的印刷所创办并主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考虑到刊物的读者以下层劳动者居多，他们的工作忙、识字不多，故主张文字宜短，应通俗易懂（“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又根据“人最爱彩色云”的心理，主张为文要有文采，“方使众位亦悦读也”。他还注意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读者阅读心理，以改进自己的传播艺术。《中国丛报》的编者称赞米怜“是一位善于观察的能手，能够机敏的抓住各种机会，以研究中国人的性格”。
1815年秋，米怜为中国儿童创办第一所免费教会学校，1817年5月又创办英文季刊《印度支那汇报》，自任主编，1818年11月马礼逊创建著名的英华书院，米怜出任该院首任院长，并每日讲授中文。1820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米怜神学博士学位。1821年米怜肺病转重无法工作，1822年6月2日死于马六甲。著有《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等书。
三、郭士立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郭士立为打破清朝闭关政策和扩大殖民者的利益而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是为西方侵华政策辩护并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
郭士立（1803～1851年）德文名卡尔·F·奥古斯特（KarlFriedrichAugust），英文名为查尔斯·郭士立（CharlesGutzlaff），中文名又译为郭实腊、郭施拉，笔名“爱汉者”，普鲁士人。1826年毕业于荷兰鹿特丹神学院，后为牧师。1827年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来东南亚传教，来往于巴达维亚、爪哇、暹罗等地。1829年脱离荷兰布道会，转而协助伦敦布道会的工作。1831年底，从东南亚地区来到中国的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通福建方言，以传教、经商为掩护，多次窜至中国沿海各地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员建立广泛的联系，并参与入境鸦片和入侵中国的各项准备。他坚信“中国的大门必将撞开”，并表示，“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作一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正是这些想法，促成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的出版。
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士，迫切希望扩大华洋间的自由交往，打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面临两大思想障碍，一是中国人的妄自尊大，另一是华人对洋人的敌视态度。排除这些思想障碍，便成为创刊后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重要任务与奋斗目标。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刊，月刊，雕版印刷，中国书本式样。封面除中竖放置的刊名外，左侧印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和“爱汉者纂”的字样。早在创刊之前的6月23日，郭士立就在一份英文创刊意见书中宣称：“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而创办的。
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这里有一个较为巧妙的表明我们并非‘蛮夷’的途径，这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同样感到，编者还应致力融合外国人和当地有影响人士之间的友谊，并希望这种努力最终证明是成功的”。就说，该刊一是要标榜“中外一家”的友谊，化解中国人对殖民主义者的警惕和敌视；二是宣扬西方科学文化的优越，以征服中国人骄傲自大的思想。
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比较，郭士立创办与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传播方针、宣传内容已有重大变化。实用科学知识已成为刊物的主要传播内容，宗教仍是必备的内容，但已退居次要地位，已没有阐释基督教义的专文；伦理道德宣传虽仍常见，但所占比重很小；增设了新闻和言论专栏，每期均刊载中外新闻，后期还选录《京报》并加强文学的内容。1834年1月，该刊所载的《新闻纸略论》，是最早介绍西方报纸起源、现状及出版自由的专文。该刊所发表酒徒打人致命的报道和105岁的老翁4年前娶22岁的闺女并生子的报道，是近代中文报刊最早的社会新闻。该刊写作上强调通俗、简短和吸引读者兴趣，宣传手法除继承和发展了“附会儒学”外，在传播策略上则更多地采用两面派手法，既要为侵华披甲上马，又要谈论“四海之内皆兄弟”。该刊1834年5月出10期休刊，次年2月复刊后至7月出6期后再度休刊。创刊号初印600本，不久加印300本。1837年2月，该刊在新加坡复刊，1838年10月停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是中国领土上的第一个中文近代刊物。按照清廷禁例，这种刊物是不允许出版的。令人费解的是他竟能在广州公开出版两年之久未遭干预。“唯一的解释是，当时清政府腐败，官场贿赂成风，很多政策法令徒具空文。郭士立是贿赂的能手，他自然会运用这一手段以售其奸。再者，郭士立和华人颇多联络，为了便于在华人中活动，他不惜拜认一个福建人为干爸爸，这也有助于掩护他的非法行为”。
鸦片战争期间，郭士立任英国侵略军的向导和翻译，出任过英军在秀山等地的行政长官，还任过“宁波知府”。1842年8月，参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在条约谈判中任英方翻译。鸦片战争后，任港英政府中文秘书，并大量印发小册子和传单进行宗教宣传。1847年在香港成立“汉会”，还雇人到中国内地散发宗教出版物。1851年8月死于香港。著有《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中国史略》、《道光皇帝传》和《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等书。此外，还翻译过《旧约圣经》，修改过《新约圣经》的译文。
四、李提摩太与广学会
李提摩太，曾用名李菩岳，英文名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Richard，1845～1919年），英国威尔士人。出身于农民家庭，1869年毕业于英国浸礼会神学院，便被委任为牧师派遣来华，1870年2月到达山东烟台，以山东为基地进行传教活动。1871年曾被派到东北传教，次年又返回山东。1876年到山西太原传教，通过在山东、山西的赈灾活动，吸收大批教徒，并结识山东巡抚丁宝桢、山西巡抚曾国荃和张之洞、直隶总督李鸿章、军机大臣左宗棠等清廷要员。1880年李鸿章与其一席谈话，使李提摩太反省了自己以往的传教道路与方法。李鸿章说：“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这番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应该对中国的读书人作些研究，应该以科学知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来华前，他对近代科学知之不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花了10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科学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自学成才。不久，他便能就以下课题向中国官绅作深入浅出的宣讲：
（1）哥白尼所发现的天体秘密。
（2）化学的奥秘。
（3）机器的效能。
（4）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
（5）电力的奇迹。
（6）光学的贡献。
（7）医学与解剖的进步与奇迹。
“从1881年到1884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邀请一些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前来听讲，观看他的科学示范表演”。
1884年赴北京，会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驻华公使巴厦礼，密议“改革”中国计划。1886年11月，英文《中国时报》周刊在天津创刊，他常为其撰稿。1890年7月，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邀，到天津临时担任《时报》主笔。为扩大该报影响，又于同年8月23日创办《直报》周刊，以选载《时报》文章向外地发行。在主持《时报》笔政期间，每日自撰论说一篇，鼓吹改革，条陈新政，引导中国走“印度化”道路。一年间共写200余篇文章，后将其中一部分汇编为《时事新论》（分12卷并附图说46则）一书出版，在中国知识界有较大影响。
1891年10月，他到上海担任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总干事，开始了他在华生活的新的一页。上任以后，他对广学会（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书刊出版机构）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有了明显的起色。
第一，他强调广学会的工作对象应以中国的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对中国上层社会进行了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第二，扩大与加强业已开展的有奖征文工作。征得英商汉譬礼的支持，在北京、苏州、广州等地，进行影响广泛的征文活动。
第三，强化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对维新变法的宣传意识。第四，加大广学会宣传变法图书的出版量。
《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名著，都是在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工作以后出版的。1895年8月曾到北京活动5个月，与康有为会晤，参加强学会。1896年首次回英国休假，1897年秋由英返沪，继任广学会总干事。在维新变法期间，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接触频繁，直接插手干预中国的变法运动。1900年3月赴美国活动，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干涉义和团运动。1902年勒索山西省地方赔款创办山西大学堂，自任西学书斋总理。辛亥革命期间，反对孙中山革命，支持袁世凯当权。后因年老体弱，1916年辞去任职25年之久的广学会总干事职，返回英国，1919年去世。著有《时事新论》、《西铎》、《新政策》、《救世教益》、《大国次第》、《五洲教务》、《广学会年报》、《中西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八星之一总论》、《三十一国志要》、《泰西新史揽要》、《华英谳定章考》、《华夏诸神表》（1906年）、《百万中国人归主》（两卷1917年）、《留华四十五年记》（1916年）、《李提摩太通信集》等书，是第一个在中国系统地鼓吹“孙子加耶稣”一套理论的外国传教士。
李提摩太任职25年之久的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是外国传教士发起创办的专门介绍西方文化的书刊出版机构，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韦廉臣（1829～1890年）发起，1887年11月1日成立于上海，1897年易名为广学会。会员主要是在华西人，也有少量华人参加。会长（一称总理）长期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副会长由佛克、哲美森等人担任。韦廉臣、慕维廉等人为协理。韦廉臣兼任书记即秘书，后称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1890年韦廉臣病逝后，总干事一职长期由李提摩太担任，是广学会最重要的人物。广学会前后历时70年，它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是李提摩太主持的时期，尤其是在戊戌变法时期。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日常工作时期，广学会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